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 第14部分

　　老史密斯小心翼翼瞟一眼举棋望着他的贺龙，没应声。

　　“这叫举棋不定。”贺龙忽然笑了，“你本可以不输，举棋不定就非输不可。”

　　于是，老史密斯也笑了。他从贺龙的眼里找到了理解宽容，也找到了友好的表示。

　　建国后，贺龙一直喜爱下棋打牌，特别是年岁大以后。建国初，他更多的是游泳、骑马、打网球。人老都是从腿脚开始老，到60年代中期，有轻微的眼底出血，我们常陪他散步聊天，尽力把他从繁忙的工作中拖出来，多休息一点是一点，支持他下棋、打牌。老警卫员说：“我跟老总十几年，下棋打牌没赢过一次。”

　　当然，这里有相让的成份。所以，下棋打牌不叫贺龙与朱德对手，他们都属于一心想赢，怕他俩争起来。下棋不当对手，打麻将、打扑克，就让这两位老总打对家，两个人可以公开换牌，我们一边说他俩赖、一边笑得开心。只要两位老帅得到休息和愉快，我们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使我宽慰的是，父亲在战场上一直是赢家，在棋盘和牌桌上，也从来没有输过。





贺龙生与死都是元帅的孩子



都是元帅的孩子

　　父亲贺龙在我眼中，除了他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他的另一个最高荣誉便是爱。我们也只能通过爱才能真正与他接近。

　　父亲的爱常是通过笑来表达，或无声地笑，或哈哈大笑，有时甚至一边笑一边用两个拇指轮替抹掉眼角笑出的泪。我们考试成绩好，他笑；我们打枪打的准，他笑；我们在运动会上拿到名次，他笑；我们游泳超过他，他也笑。他笑起来时，眉眼和嘴巴都成细细的月牙形，那种只属于父亲的慈爱之情便从“月牙”里一泄而出……

　　有几件事留给我印象很深。

　　父亲特别喜欢女孩子留长发，梳辫子；他很懂辫子，三股辫，四股辫，脱三股，脱四股，因为清朝时老人们都梳过辫子。我和妹妹小时候都留长辫子，后来岁数大些了，我实在想剪头发，父亲不答应：“别剪，不要剪，女孩子留辫子好看。”

　　我又想剪头发，又怕父亲不高兴，决定和父亲开个玩笑，先试探试探父亲的反应。我把辫子折上去用带子一扎，从正面看不见辫子了。我从屋里出来，见父亲站在门外，双手叉腰笑。

　　“爸爸，我剪辫子了。”

　　“我看看你怎么剪的？”父亲走过来，不等我避开，那只大手已经探到我脑后，从发根往上一捋，辫子垂下来，一切都露馅子。

　　父亲笑得好开心，甜甜的，于是，我便不忍心剪头发了。我也曾试过把辫子拆开，扎成马尾巴。父亲仍然摇头。我说：“爸爸，我这么梳不好看吗？”

　　“哎，这么梳也挺好看啊，”父亲勉强说，“进步了。”

　　我知道父亲还是喜欢辫子。从此再不作剪辫子的打算。

　　父爱不只是对自己的子女，而是对着整个后一代。星期六，一个侄儿回来说，北京航空学院一位学生偷馒头吃，被抓住了，准备开批判会。父亲贺龙本是极憎恶偷盗，这次却不唱高调了，皱起眉说：“困难时期，他是饿的么，你告诉学校，不要批判了，还是孩子，下面教育几句就行，不要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那样不好。”

　　他的司机开车，和一辆马车相蹭，出了交通事故，被停止开车。他听到消息，马上散步到司机班看望司机，批评几句安尉几句鼓励几句。回家后对我们说：“人家出了事，正需要关心，我能不去吗？”再说了，我要不去看看，他以后还能开车吗？”

　　在怀仁常看话剧《青年一代》，我坐过道边，恰好刘少奇也坐过道边。剧中萧继业念母亲在狱中留下的遗书时，我发现少奇同志哭了，掏出手绢，不停地擦泪。再看父亲，也在用拇指擦眼角。剧终散场，父亲对我们说：“老一代对你们青年一代，就一个愿望啊，接好革命班，把祖国建成真正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最能体现贺龙那种伟大父爱的故事还不是这些，那故事开始于解放之初，发生在四川重庆市，至今为许多知情者传诵着。

　　一天，我们家的门口，摇摇晃晃走来个小脚老太太。她是土家族的打扮：头上围了一圈又一圈的厚厚的黑布，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衣，身边簇拥着四五个小孩子，身后还跟着一溜。面对卫兵的盘问，她表现出一般农村老太太所没有的从容和大度，不慌不忙说：“你去告诉贺龙，就说桑植一个姓钟的穷老太太看他来了，有事想求他。”

　　卫兵打量这位脸孔黧黑，饱经风霜的老太太，又打量那群衣衫褴楼，面呈饥困之色的孩子们，心里有了几分明白：“你们是贺老总家乡来的？”

　　“对头，你告诉他一声。”

　　“来这么多……孩子。”卫兵略一犹豫，还是向里面通报了。胜利后，共产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面临了一个问题，就是亲友找上门要求帮助和照顾。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讲过话，并且作出榜样，一律不能搞特殊……

　　卫兵不及多想，里面已经传来声音：“快让他们进来！”

　　钟老太太领着孩子们走进院子，贺龙已经从屋里匆匆迎出来，喊一声：“二姐！”

　　母亲薛明跟在父亲贺龙身后，虽不认识这位老太太，但她知道贺龙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土家族，想必是有亲缘关系，便也跟着叫二姐。

　　不过，一下子发现这位二姐身边簇拥了那么一大群孩子，我的父亲母亲还是愣住了。

　　钟老太并不在意贺龙发怔，轻轻拍着孩子们的头：“跪下，跪下磕头，都给老爷爷磕头。”

　　呼喇喇，孩子们跪下一片，齐给贺龙磕头。

　　“这是怎么回事？”贺龙手足失措，”二姐，你也讲个明白嘛。”

　　钟老太太仍然对着孩子们讲话：“给老爷爷磕头，让他留下你们念书，给碗饭吃。”

　　孩子们一边磕头，一边学舌：“给老爷爷磕头，留下我们念书，给碗饭吃吧。”

　　用现在的话讲，这是先造成“既成事实”。

　　“起来起来，都快起来。这是怎么说的……”贺龙叫孩子们起来，眉毛微微一皱，显然不悦，“二姐，你该了解我贺龙是什么人。你们来看我，我欢迎。可是现在这样子就不合适……”

　　“我明白你们的章程，不能鸡呀猫地都跟着升天。”钟老太太指指孩子，“可他们不一样，他们的父兄，他们的爷娘都是跟你闹红牺牲了！”

　　贺龙身体一震，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些孩子。一张面孔一张面孔仔细地看过去，渐渐固定不动了，仿佛坠入亿念的沉思中，仿佛面对了一页用血写成的历史。谁要学会眼睛的语言，谁就可以从贺龙那双深邃似海的眼睛里听到湘鄂西的天风，洪湖水的浪涛，如雷激荡的呐喊。多少次揭竿而起，多少次挫折和失败，只要贺龙登高一呼，活着的父老乡亲便会揩去身上的血迹，重新聚集在他的旗帜下，前仆后继地战斗下去。为了今天这个胜利，贺龙牺牲了八十多位亲人……

　　“贺兴亚、贺兴同、贺兴国、贺腾蚊、贺学雨、贺婉珍……”钟老太太指点孩子们叫名，然后又说一遍他们父兄爷娘的姓名。每个名字，都在贺龙的心中唤回经久不息的隆隆回响。他的眸子时而闪烁如燃烧的火，时而黯淡如悲痛的海。他下意识地伸手抚摸靠近自己的一名少年，从少年的眉眼和脸孔的轮廓追寻过去所熟悉所亲热的影像。钟老太太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回响：

　　“他叫贺兴洲。当年你败回来，从武汉到桑植，划船接你的就是他爹！后来跟着你闹革命了，马前马后一直到牺牲。他死了，他的伢儿连口饭都没得吃……”钟老太眼圈红了，轻轻摇着头，“今天胜利了，你，你可别忘了贺氏家族牺牲的上百口人哪！”

　　贺龙垂下眼帘，两道浓黑的眉有力地弯在眼棱上方，又仰头深吸一口气，忍住不让泪水流下来。是啊，家里牺牲的人太多，贺氏家族就上百口人。可问题就在于是家里人。如果是其他烈士子弟，也许要容易下决心……

　　贺龙望住他的二姐，湿漉漉的沉静的瞳孔里，有一种不能描绘的复杂内容的存在，沙哑地说：

　　“为了今天的胜利，贺家牺牲上百人。可是，也不只是贺家，全国牺牲了两千万烈士……”

　　“我明白你要说的道理。”钟老太太虽然裹出一双小脚，头脑却早在“闹红”时就得到解放。她说：“桑植穷，你不是不知道。他们如果成人了，我也不会带来找你。可他们太小，都是孩子，没有独立，没人抚养啊。共产党留清名，也不能不念旧情，不问该不该……”

　　“二姐，”贺龙叫一声，显然又受一次震动。他望着钟老太太，抿抿嘴唇，点点头，目光忽然变得柔和平静，脸上甚至有了笑容。那是拿定主意后轻松的笑：“二姐在理。烈士后代，年龄太小，没人抚养，那就都是我的儿子了。”

　　贺龙顿了顿，转向薛明说：“这里有公有私，要管，但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就只好增加你的负担了。你看怎么样？”

　　薛明说：“有我，还有老聂呢。”

　　我们家里的管理员叫聂占新，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跟随贺龙。

　　“快给老爷爷磕头，谢谢老爷爷给一碗饭吃。”钟老太太那边一声招呼，十几个孩子又要跪倒。贺龙抱起这个扯那个，一连声说：“都是我的儿子，以后都是我的儿子了……”

　　可是，聂占新还有点不同想法。他既然负责管理这个家，就不能只算政治和感情帐，还要算经济帐。我们兄妹四个，一下子又增加了十多个孩子，只靠父母两人的工资，生活会太紧张。聂占新提议：“他们都是烈士子弟，在经济上可以由国家适当负担一下嘛。”

　　“你这个理不通。”父亲贺龙摇头。

　　“怎么不通？”聂占新坚持意见，“他们是烈士子弟。”

　　“烈士是为新中国献身，所以国家就应该负担。”

　　“他们都是贺氏后代，都是我的儿子，当然应该我负担。”

　　聂占新一时没话讲了。想一想，叹口气：“唉，反正我讲不过老总。留下人说他们是烈士子弟，抚养时又不论烈士子弟，论起贺氏家族了，这道理还能变啊？”

　　聂管理员肩负起这些烈士后代的责任。孩子们进了巴蜀小学、中学，那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们都住校。学费、伙食费、每月零花钱及换季衣物等一应杂事由管理员操心负责，贺龙和薛明工作之余也关心照顾一下。每到节日，孩子们都回到家来，贺龙必要开心地笑，边吸雪茄边说：“我的孩子都回来，两个桌子坐不下……”

　　确实坐不下，因为父亲贺龙的孩子还远不止这十几个。

　　在一个星期天，贺炳炎将军来看望贺龙元帅。

　　虽然都是姓贺，贺炳炎与贺龙并非亲戚，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又非常亲。因为贺炳炎将军曾给贺龙当过警卫员。

　　“老总啊，看你来了。”贺炳炎熟门熟院，自己就闯进屋，马上吃一惊：“哈，你这儿这么多孩子啊！”

　　“都是我的孩子。”父亲惬意地摸摸他那两道著名的黑胡子，眼睛和嘴又笑成了月牙形。

　　“够一个班了，哪里弄来这么多孩子？”贺炳炎开玩笑地朝薛明挤挤眼睛。

　　“桑植来的，”薛明说，“都是烈士子弟。”

　　贺龙便指点那些孩子们，说出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牺牲了的亲人。

　　贺炳炎到贺龙家历来很随便，从收音机到腌泡菜，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毕竟是当过警卫员，家里人一样。这次却忽然变得正经起来。

　　“多好的孩子们啊，都这么懂事有礼貌。”贺炳炎将军像唱赞歌一样夸奖，捏捏下巴，冲贺龙一笑：“老总，我们雷生可是跟你有缘份啊。”

　　前面讲过，贺炳炎的儿子是随着天上轰隆一声雷响脱离母体，所以取名叫雷生，贺龙的儿子是大雨中出生，所以曾取名而生；民间传说贺龙是水龙，家里的房子三次被国民党放火，三次天降大雨将火浇灭；许多老将军开玩笑说，贺炳炎跟随贺龙多年，沾了龙气，所以响雷生儿，这是一种缘份。

　　现在，贺炳炎看见贺龙家里一大群孩子，动了心思，便绕山绕水说：“我那个姜平年轻幼稚，教育孩子不行，说不出道理来。哎，薛明，还记得那年吗？”

　　“哪年呀？”薛明不知贺炳炎搞什么名堂。

　　“我跟着王震去大别山打仗。”

　　“怎么不记得，你让我关照姜平。”

　　“我把一家都交给你了，还有雷生，有什么困难就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