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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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 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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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照这块垫子做张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这次父亲是看褥子配床。这块海绵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时,林彪曾指示把抄来的东西搞个展览,让群众看看贺龙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单送到林彪那里,他又下令不办展览了。抄家的报告也说“不办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亲收养十几名烈士子弟,家里生活是随便而俭朴的。记得国家最后一次卖公债,父亲说:“我买三千。”工作人员笑了,问:“老总,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吗?”父亲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员说“全买了也不够三千。”

  如果给父亲办抄家展览,等于宣传贺龙生活的艰苦朴素。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列清单要求归还抄走的私人财产,第一项就提出那块海绵垫。虽然海绵垫早已不算什么了,但这块海绵垫是周总理送的,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现在,这块海绵垫已经传到我儿子手中,就铺在他的床上。

  谈到贺龙的“行”,他走路有个“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发现,他走在胡同或走廓里时,从不走中间,总是靠近一侧,时不时地要用手敲敲墙。

  “爸爸,你敲什么呢?”我曾好奇地问。

  “噢,习惯了。”父亲笑了,他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过去斗争严酷,怕有夹壁墙,走哪儿都敲敲,防备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贺龙一生,走遍天下,离不开马和汽车,“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在交给中央的检查里说:“我过去喜欢马,现在喜欢汽车,喜欢一个快。”

  这一切都不难向历史寻找原因。贺龙少年时曾以赶马帮谋生路,对马的喜爱便容易理解。他经常挂在嘴头上的是马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马通人性”。

  贺龙一生千次万次谈论马。谈得最动感情的一次是长征走到“东布子”、“西布子”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打一恶仗,然后就可以向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了。

  营地静悄悄,战士们喝过野菜汤便躺下闭了眼。全军吃野菜,打恶仗,行万里路,体质恶劣到极点,必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贺龙骑着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枣红马,到各部队检查一圈回来,钻进帐篷,朝行军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据跟随他的警卫员唐云清老人回忆,贺龙那一段瘦得厉害,脸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张脸。他并没入睡,闭目养神一段,小声问:“小鬼,听到部队有什么思想活动吗?”

  “要打仗,司务长动员杀马,谁也舍不得杀。”唐云清又叹口气:“唉,老总说马通人性,一点不假。长征一路,跟战友一样,怎么能杀呢?哭了好几个,都说宁愿饿着肚子打仗。”

  沉默片刻,贺龙悠缓地说:“我们红军是最懂得情谊,最讲情义的。这些马都是跟着我们从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中一同冲杀出来的,谁能忍心杀?我那匹枣红马也是五次要杀,五次没有杀,人勒紧裤带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

  “马不能杀。”唐云清望住贺龙说,“过雪山,过草地,单是咱这匹枣红马就救过五十多个战士,马背上驮着,马尾巴上揪着,借一把力就挺过来了,我计算过。”

  “过湘水时,遇上洪水,要不是枣红马冲浪过河,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突破乌江时,遇上山体崩塌,要不是枣红马反应快,一跃几丈,我早被巨石砸烂了……”贺龙的两眼稍闪开一条缝,马上又合拢了。声音有些喑哑:“这匹千里驹有大恩于我贺龙啊……”

  然而,当唐云清一觉醒来时,贺龙不见了,枣红马也不见了。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碗里有了肉。唐云清意识到什么,飞跑着去寻找贺龙。在一块山岩后,他墓地立住了脚,半晌作声不得。

  贺龙背靠山岩坐在那里,马鞭捧在怀里,大颗大颗的珠泪从脸上滚落,点点滴在马鞭上。

  “老总——!”

  唐云清叫了一声,扑过去,抓住贺龙的两手摇着,再说不出一句话。他也哭了。

  过了很久,贺龙鼻音喃喃地叹出一声:“唉,饿着肚子打恶仗,会多死多少战士?战士战马不可皆得啊……”

  曾经跟随贺龙打天下的老人们都说,贺老总爱马如命。只有为革命,他才会不惜牺牲生命,不惜牺牲马。

  进城后,父亲贺龙弃马坐车。因为城里是不允许你骑马乱跑的。他开始是坐美国吉普,后改坐一辆青绿色的“别尔克”牌轿车。保卫部门多次劝他,说土匪多。不要坐车乱跑。他总是笑着把手一摆:“我骑马不怕土匪,坐车还会怕土匪了?”

  1954年贺龙调北京,组织上为他配一辆吉姆车。吉姆车底盘软,他不喜欢,只喜欢吉普车。外出打猎都要坐嘎斯六九。

  从进城到“文化大革命”,父亲的专车改换几次,从美国吉普换成“别尔克”,换成“吉姆”,换成“吉斯”,又换成国产的“红旗”车,始终不曾改换的是他坐快车的习惯。记得每次坐车,他总要说一声:“开快点。”如果司机开太慢,他就认真问一声:

  “你吃饭了没有?吃了为啥开不动车?”

  父亲喜欢一个快,工作节奏快,生活节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为了快,他很喜欢坐飞机。

  第一次坐飞机,许多人劝贺龙:“要坐飞机就坐男飞行员的飞机,女飞行员应变能力差,体质不如男飞行员,意志也不比男飞行员……”

  贺龙把手一摆:“你们这样说,那我就偏要坐女飞行员的飞机,我就不信那一套。”

  以后,父亲贺龙就喜欢坐女飞行员的飞机。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一个女孩子上天开飞机,要有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要说危险,人家不危险吗?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飞行员的飞机。”





贺龙生与死元帅的休息和娱乐



元帅的休息和娱乐

  休息时,有人喜欢清静,父亲贺龙喜欢“人间烟火”。

  我们家的巷口新添一个小饭馆,我发现后告诉了父亲。没过两天,他问我:“你知道那个小饭馆是怎么来的吗?”我摇头:“不知道。”父亲笑着说:“是从上海迁来的。”我叫起来:“啊,你去吃过了?”父亲笑着点点头,带了一种感慨的神情:“人,不食人间烟火不行。进城了,官做大了,想食人间烟火就难多了……”

  我理解父亲。他过去一刻也没离开过群众,整年整月整天生活在老百姓之中。现在难了,想出去散散步都不行,保卫人员要拦阻。而且,一到群众中就会被包围。他那两撒胡子又“目标显著”,一露面就受围观,这很使很苦恼。有次他要去街上走走,保卫人员要求他戴口罩,他不戴。保卫人贝说,“你戴上口罩还可以走越街,你不戴口罩,只怕一出大门就迈不开步了。”

  事实正如保卫人员所言。于是,要上街就只好戴口罩。父亲曾忧虑:“越到外面活动少,越戴口罩,老百姓就越觉稀罕,我们就越无法正常地与群众在一起了。这怎么行呢?”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别人发言谈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到贺龙发言时,却出乎人们意料地说:“该讲的大家都讲了,我没啥补充。我说总理啊,我们多吃点人间烟火怎么样”我那儿开了个小饭馆,卖的馄饨可真好吃。”

  有人不明白贺龙怎么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起饭馆和吃馄饨来,周总理明白,望着贺龙忽然一笑:“这个提议好,我跟你去吃。”

  陈毅忽有所悟地哈哈大笑:“算上我一个!”

  晚上,贺龙和陈毅陪着周恩来总理到我家巷口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

  从来也没见父亲回家来表现得那么高兴,眉眼嘴巴笑成弯弯的月牙,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不停地说:“开了一个好头,开了一个好关。”

  这以后,他们多次“溜”出去,在东单东西等热闹处,在街头巷尾的小馆子,食人间烟火,与群众随便聊天,了解到不少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父亲后半夜才回来。母亲问:“怎么回来这么晚?”父亲一脸粲然:“会散得晚。”母亲疑惑地打量他:“开会?开会能开出一身汗?”父亲哈哈大笑:“我跟总理去当了一回清道夫。”

  原来,会议是晚上十点多钟结束。贺龙提议,出去走走小巷,周恩来说:“走小巷还走不出公仆,我们去扫马路吧。”

  “要得,”贺龙和陈毅同声响应,“今晚就当一夜清道夫。”

  一个总理带两个副总理就这么“溜”出中南海,在长安街上扫了大半夜的马路,最后被工作人员“请”回中南海。

  记得有年在昆明,晚上看花灯戏。台上的女演员一手拿扇,一手拎花蓝,纤腰束带,舞得美极了。正看得入神,女演员忽然袅袅地飘下舞台,一直舞到面前,真让人以为仙女下凡了。我还没有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周恩来已经立起身,原来是女演员在邀请他一同登台。

  刹那间,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如大潮一般灌满每一个角落。周恩来从女演员手中接过扇,接过花监,模仿着女演员的动作,边舞边登上了台。我的母亲没有敢接扇子和花蓝,逃一样躲到后台。我的父亲贺龙还是有很大的勇气的,他竟接过扇子和花篮,跟着女演员舞上台去。

  于是,全场掀起新的更大的欢呼浪潮。贺龙生得虎背熊腰,平生不曾舞蹈,现在和那些仙女一样的演员们舞在一起,那情景不难想象。礼堂沸腾了,人心也沸腾了,欢笑声掌声汇成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回来的路上,父亲热烈的情绪仍在极峰上明光闪烁。他两眼亮亮地望着我们说:“群众欢迎我们,说明我们的政策好,受到他们的拥护。可是,有没有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呢?”

  父亲明光闪烁的两眼渐渐换上了沉思的神色,片刻,他似问似答地自言自语:“群众越来越不易见到我们,见到了就会兴奋。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希望生活在群众中,有时却想做面做不出;不是不想,是不让。这是哪里的问题?……我讨厌那些个保卫制度。”

  除了“食人间烟火”,贺龙休息时还喜欢“吃球饭”。

  部队里的老人知道,贺龙三件宝:球队、报社、文工团。他常说,文体活动开展得好不好,能看出这支部队的作风和战斗力。所以,直到现在,各地驻军都很重视球队建设,哪个部队的球队好,哪个部队在当地就影响大。用现代的观点看,那是活广告。

  贺龙率部队进军西南时,抓球队就抓出了名。他通过打比赛,挑选优秀球员组成篮球队、足球队。有的球员是文化人,打球只是作为业余消遣。现在一下子调入代表队,都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贺龙问有关负责人。

  “主要是一些有文化的同志,觉得打球下贱,和戏子一样,丢人。”

  “你问问他们,什么叫文化?打球唱戏就不叫文化?”

  “写文章作诗是文化,打球唱戏也能算文化?”体工队的负责人也糊涂了。

  “那是孔老二的文化,唯有读书高。这个观念要改一改,吃球饭一样有文化,而且是新文化。”

  “我看不容易想通。有些球员进了代表队,发军装不愿穿,发薪金不愿领……”

  “你不要讲了,我去跟他们讲。”贺龙来到体育代表队,往前面一站,开拳就打:“听说你们有人不愿干,以为吃球饭没文化。谁说没文化?就那个四书五经叫文化?这个观念要破一破,我们祖宗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财富都叫文化!如果说吃球饭,我贺龙是新中国第一个吃球饭的人;哪个说我没文化,下贱,我就和他比一比,看看谁高贵谁下贱?你们出去就挺起胸脯子讲:没文化的人吃不了球饭,就说我贺龙讲的,不服气我跟他辩!”

  不多几句话,全都服气了。贺龙组织这些球队下部队,下乡,与地方比赛。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人们都说:贺老总的球队来了。每到一地都揪起一阵体育热潮。

  贺龙“吃球饭”,敢用人,为了寻求好教练,贺龙让大家荐贤。有人推荐说:“上海有个人才,怕你不敢用。”

  贺龙说:“什么人?”

  “国民党里有一个有军衔的人,真有才真有本事,但本人的出身和经历也有些问题,没人敢用,还闲在家里呢。”

  “杀过人,投过毒,放过火吗?”

  “那没有,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敢用?我用!我派专人去请!。”

  贺龙果然派了专人去上海找这位教练。这位教练一听是四川来的,就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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