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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这一关勘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当今天下大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事不关己，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
◆原文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做起。古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原文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原文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舍命报国，侧身修行。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就是万幸了。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古时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得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修养品德、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他所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2）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修心养身，道理没有必要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守约。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贪早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聚气，气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除掉，这样，心中自然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后，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原文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 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诵读《孟子》中的养气章，似乎已经有所领会，我愿终身以孟子为师，即使不断颠沛流离，受尽苦处，似乎总有孟夫子在我跟前，在时刻引导着我，也许到死的时候，可以有所仰信。
※详解
曾国藩一生用人极多，评价人物也极多，而他以志趣高低作为评价人物高下的准绳，可谓抓住了人物评价的关键。但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在评价别人时，总是以褒为主，以贬为次，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了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简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着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 破十倍凶悍之贼，察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在评用人才上的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在上文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直接把一个人能否立志、志向高低作为衡量人才高下的标准，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最后能成就大事的。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古往今来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从立志开始的。据《史记》记载，秦末的陈胜出身农民，家境很穷，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 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 有一次，他在劳动之余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在大泽乡发动了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痴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与曾国藩同时的左宗棠也是素怀大志之人。左宗棠自称今亮（即今世诸葛亮），以精通经世之学勉励自己，当科场失意后，他绝不留恋，而他最终也因自己的经世之才而得到当时朝中大臣的赏识，成为最终功成名就的晋升之阶。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3）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早晚研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今后可以借鉴、可以施行的则“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湎于八股文章的学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曾与江苏巡抚陶澎针对时弊，力行改革，政声卓著，并请魏源选辑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的论文，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钦慕贺长龄的学问、功业和为人，便前往请教。贺长龄见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志向远大，极为赏识，“以国士见待”。见他好学，又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亲自登梯上楼取书，频频登降，不以为烦。每次还书，都要询问有何心得，与左宗棠“互相考订，孜孜，无稍倦厌”。贺长龄还曾劝告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求远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颇高的书院，为南宋时抗金名将张浚与其子、著名理学家张所创办，大学者朱熹曾在此讲学。此时主持者即是丁忧在籍的原湖北学政、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者，教学的宗旨就是：“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不仅饱览了汉宋先儒之书，求到了有用之学，而且结识了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罗泽南等，并以志行道互相砥砺，以学问义理共研讨。贺熙龄也很喜爱左宗棠，曾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
贺氏兄弟是一代名流、显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这个当时还十分贫穷的青年学子，使左宗棠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贺氏兄弟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左宗棠离家到醴陵主讲渌江书院。该书院有住读生童六十余人，但收入却很微薄，几乎朝不保夕。
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庆、道光年间，连任两江总督十余年。任职期间，他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的协助下，大力兴利除弊，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因而政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