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如此；他的父亲崇尚自由独立，因普军进袭但泽，不惜损失十分之一的财产，迁居汉堡，叔本华一生也始终坚持他心目中的真理。
叔本华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性格，远在少年时就表现出来。他父亲死后不久，他母亲携女迁移魏玛，留下十八岁的叔本华独撑生意，说来实不近情理。他母亲无法容忍叔本华神经质的性格是一大原因。后来（1806年10月间），她曾写一封信给叔本华，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使你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但，我还是忍着，因为我知道，你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都喜欢默想人生的凄惨。”1807年年底，叔本华离开科塔到魏玛，按理应该和她母亲一块儿居住，但他母亲很清楚地表示，不愿意跟他住在一起，所以，他只得另租一间房子。她写信给叔本华说：“我一再告诉你，很难跟你一块儿生活。我越了解你，越感觉增加困苦。只要不和你一起生活，我什么都可以牺牲。你的怪脾气，你的怨言，你不高兴时的脸色，你对于愚蠢世界、人类痛苦的悲伤，带给我不快乐的夜晚，和不舒服的梦境。”他那时应是无限憧憬的青年期，有的是钱，不愁吃不愁穿，世界的悲惨，干卿底事？所以说，他是哲学胚子，天生的悲剧性格。至于母子间的隔阂和学术前途的坎坷，只是如同顺水行舟的风力，更助长他的偏激和愤世嫉俗。
叔本华转到柏林大学，本来是受了费希特（Fichte）的号召，期望能从他那里汲取些哲学精华，但他失望了，因叔本华本身素来就喜欢条理清楚，合乎逻辑的文章，所以对费希特神秘的巧辩和傲慢的态度，大表反感。他虽然不佩服费希特，但仍然继续听他的讲授，他一心一意找寻他的错处来和他争辩。他的笔记充满了尖酸刻薄的批评。费希特的演讲题名为“知识学的原理”，叔本华在旁边却写上“知识学的空虚”（注：德文的“原理”和“空虚”两字谐音），借此来开费希特的玩笑。有时他埋怨费希特讲得不清楚，有时人家讲得很清楚，他又嫌他太啰唆，把浅显的事情翻来覆去地说明，使听的人感觉无味，分散了注意力。有一次费希特说了一句“天才像上帝，疯狂是野兽”，以说明天才和疯狂的截然不同，叔本华认为他完全不懂心理学，简直不配当哲学家，因此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评，他说：“我不承认疯狂像野兽，也不承认健全的理智，是介于天才和疯狂之间。我虽不否认天才和疯狂很不相同，但他们却比‘天才与理智’和‘疯狂与禽兽’的关系还要密切。天才一激动起来，可不是经常表现得像疯子一般？我敢确定地说，健全的理性，是严格地受他身体方面思想感觉条件的限制，受空间、时间的确定观念所支配。它们把他紧密地包藏着，像一件合身的衣服，非常美妙地遮掩着他的身体。这些人无法超脱这样的拘束，再说，他们若没有经验作条件，也无法抽象地思索自身和周围的事情，但就是因为在这些限制之下，他们都能过得很舒服。天才却是靠一种超越的、不可解的力量，能够冲破‘经验条件的限制’。我再打个比喻，天才的身子非常大，普通衣服包不住他，他们从来也没被衣服完全包住，就像莎士比亚剧中的李尔王，他是接近禽兽还是天才？从某一方面来说，因为天才具有抽象的见识事物的力量，所以，对于经验世界比较不熟悉。他们经常用抽象的方法认识事物，故有时难免像疯子一样把观念弄得紊乱，表现得像疯狂一般，莎士比亚剧中的李尔王，歌德剧中的塔索，都是天才和疯狂联合的典型人物。”后来，叔本华有关天才的理论，即是以此为初胚。
就这样，叔本华自觉柏林大学不是他修取学位的地方，他的博士论文是送到耶纳大学评审的。《论因果律的四种根源》一文是讨论世界事物的因果关系。他主张，因果观念不是建筑在一个单独的公理，或者一个简单和必须的真理上，它的来源极其复杂，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类：第一是“现象”，即是感官的对象。第二是“理智”。第三是在时间、空间支配下的“存在”。第四是人类的“意志”。读者阅读本论文时，不难察觉，叔本华的全部哲学系统，在此时已经奠下基础。
这本书出版后，叔本华回到了魏玛，并把这本著作送给他的母亲，他母亲不但不感兴趣，反而讥诮说，他的书根本不能行销。叔本华也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说：“等你的著作连堆破烂的屋子都不藏一本的时候，还有人会读它。”彼此针锋相对，争吵愈烈，最后，他母亲气愤得把他推到楼梯下，于是我们的哲学家尖刻地对他母亲说：“她只会因他而留名后世。”这些话在今天果然都应验了。之后不久（1814年夏），他就离开魏玛，因为那里交际太频繁，以及为了逃避“女伶的诱惑”，从此永远离别了他的母亲。他母亲此后又活了二十四年，但直到他母亲晚年彼此才恢复通信。
叔本华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把女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但他还是有过一次如痴如狂的恋爱，若非他及时挥起慧剑斩断情丝，叔本华的后半生恐将完全改观。那个令他疯狂的女人，是当时宫廷戏院最有名的女优，名叫“卡诺苓叶格曼”，长得娇小白皙，曾经是魏玛公爵的情妇。叔本华认识她的时候，公爵已去世。
叔本华的“家务事”很难加以评断，照常情来说，叔本华实是个“不孝子”，但他的不孝母亲也该负一部分责任，她太过自负，太过固执，不但不能欣赏儿子的天才，也不尊重和宽恕儿子的个性。叔本华也太过多疑，他一直认为他母亲对不起他的父亲（指贞节方面）。
叔本华对于“女人”和“爱情”的哲学，大概就是以他的遭遇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参阅《论女人》、《性爱的形上学》）
顺便一提的是，在叔本华离开魏玛之前，开始和歌德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这两位照耀世界名垂千古的文坛、哲学界巨星，似乎都有识英才的慧眼。叔本华平素自视清高，许多名家学者都被他批评得一无是处，唯独敬爱歌德，只要歌德飘逸的风姿出现在他家的客厅，叔本华整个心神都被吸引去。歌德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也非常器重。在耶纳，有一则故事可以证明。某一天有一个集会，大家围着一张茶桌在闲聊，唯独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独个儿退到窗下，神情很肃穆地在沉思，几个女孩子便在开叔本华的玩笑，歌德适时走进来，问大家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众人一齐指着叔本华，歌德责备道：“不要取笑这位少年，到时他会比我们都厉害。”
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引起了歌德浓厚的兴趣，虽然叔本华的主要思想和歌德不同，但歌德并不因此而看轻它的价值。那时候，歌德正在研究有关色彩学的问题，他很欣赏叔本华不苟且的独立精神，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理论告诉他，还把叔本华邀到家里来，促膝长谈一个晚上。由此，叔本华又更清楚地认识了这位伟大诗人的绝世才华。他们虽然互相尊敬，但思想上并未相互影响。
这是一对忘年之交，歌德出生于1739年，比叔本华整整大了三十九岁。
歌德请叔本华研究色彩学的理论，并把仪器和方法告诉他，好让他随时试验，叔本华为报知遇之恩，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不久，他自己对这门学问也发生浓厚的兴趣。到最后，竟逐渐脱离歌德的线索，结果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论视觉与颜色》。
歌德了解叔本华的个性，但并不赞成他悲观的态度；叔本华对歌德也有批评，说他是“自尊自大的人”，指责歌德的宫廷生活，说他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无意义的消遣上，说他若能过比较寂寞的内省生活，他的思想一定更深沉广瀚。他们两人过了许多个快乐的晚上，一起讨论伦理学、美学的问题。彼此的见解虽不相同，但大体是“友善的终结”。
1814年以后，叔本华使用所有的时间，全心全力写出他的杰作《意志与观念世界》。他把自己思想的精华全部投入到此书，以后的著作只是它的评注而已。
1818年春末，他把原稿大加赞扬地送到出版商那里，并说：“这不是旧思想的改头换面，而是结构严密而连贯的独创的新思想”，“明畅而易理解，有力且优美”，“这本书今后将成为其后数百年著作之泉源与根据”。这虽是他的狂妄自大，但却百分之百是事实。那时，他只有三十岁。
1836年，他发表一篇《论自然的意志》（OntheWillinNature），是由研究科学的结果，来推证他的中心理论。1841年发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1844年出版《意志与观念世界》增订本。1851年出版《论文集》，直到出版《论文集》以前，人们对叔本华的著作，反应始终很冷淡，世人是太穷太倦了，他们无能再阅读关于世界的贫穷与疲惫；另一原因是他对当时的大学教授很刻薄地抨击，妨害了他的成名——“增订本”是以那篇《性爱的形上学》为号召，才“勉强”出版，《论文集》的出版，则全靠友人的奔走。
长期的孤独生活，长期的抑郁不得志，他的性格变得更暴躁、更乖僻了。他常被恐惧和邪恶的幻想所困扰。他在睡觉时身边放着实弹手枪，他不放心把自己的颈项交给理发匠的剃刀。只要听到传染病的谣言，便吓得飞奔，在公共场所宴饮的时候，他随身带着皮制的杯子，以免被传染。他把票据藏在旧信中间，金子藏在墨水瓶下面。他更不能忍受噪音，他写道：“我很久就有个看法，人对噪声倒可以作为很好的量度智力的工具……噪音对智慧的人是一种苦刑……活力过剩的表现，而采取敲打、锤击、摔翻东西等形式，都是我这一生当中每天要忍受的折磨。”（见《关于噪音》）不能忍受噪音使他吃了一场官司。1821年8月叔本华在柏林的时候，有一天回到家里，发现同屋女房客“玛露克杜”（四十七岁裁缝师）和她的两个朋友竟在他房间前的公用客厅开起讨论会来，叔本华在满心不愉快之余，先是礼貌地劝她们退出屋去，两个客人都出去了，唯独那位女房客，硬是不动，再劝，还是不听，他便出手把她“拖”出去，并把她们的东西扔出房外，于是再度恶言相骂起来，叔本华又推了她一把，女房客倒在地上，惨嗥一声——称右手受重伤，一生无法工作，随即这事情便闹到了法庭。虽然叔本华力辩她侵犯他的权利，但他粗暴的行动，仍然使他输了这场官司。这件案子历经五年多，最后仍被判供养女房客一生。偏偏又遇着这样一位身体极强健，连霍乱都没制服她的老太太，使叔本华足足担负了二十年。
叔本华是“艺术”的热爱者。他对于美术天生就有极浓厚的兴趣。在德累斯顿，他常去参观许多有名的展览室。他在一幅画前面可以坐上几个钟头。他说：“对一件艺术品，你必须像面对一个伟大人物一样，耐心地站在他面前，等待他俯允对你讲话。”他对戏剧的兴趣和造诣更高，除看书外，叔本华晚上的消遣就是进戏院，他对“看戏”的比喻很绝，说：“不进戏园，就像穿了衣服后，不在镜子前面照照一样。”此外，他对花也有深刻的爱好，经常在德累斯顿的养花室流连，有时候他会对着花木自言自语地说：“这一些奇形怪状的树木，给我什么启示呢？这些花叶所表现的内部主观存在和意志，又是什么呢？”甚至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旁观的人以为他是疯子。
1819年7月，他正在意大利欣赏艺术风景的时候，忽然传来惊人的消息，他在但泽所投资的一家公司濒临破产了。于是他兼程赶回德国，像一条猛虎那样地争斗，居然把他的财产及时抢了回来。公司不久即告倒闭，他的母亲和妹妹因为没能听从他的忠告，后来几乎一文不剩。
经过这一次打击，不得不使他另做安排和打算，为保障此后生活的安全起见，最后他决心找一个职业。唯一最好的职业，自然是教书，因为教书还可以同时进行他的哲学研究。于是便在1802年春天到柏林大学任“额外讲师”。他所抱的希望很大。他想，凭他的演讲能力和主要著作的名誉，相信一定可以号召千万听众，在短时间就可以被聘做大学教授。但是他整整花了两年的工夫，不仅听众寥寥无几，教授的头衔也始终轮不到他的份，因此，在1822年5月，他离开柏林，重游意大利。
他的失败是可以预见的。第一，他骄傲的态度，令人觉得狂妄过甚，他在第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就这样说：“康德以后不久就产生一些诡辩家，他们用野蛮神秘的语言，使时代的思想力量疲倦，他们吓走了哲学，使大家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