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闻见以自是，而不知圣人之所是者，天下之公是也；立门户以自明，而不知圣人之所明者，天下之同明也。故其后也，言愈多而愈支，支则不可行矣；门愈高而愈小，小则不可通。皆意也，己也，胜心之为也。而世之号为豪杰者，方皆溺于其中而莫之知也。其亦可哀已矣！
夫天之命于我而我之具于心者，自有真是真非，至明而不容有蔽者也。故天上之言道者，至不一也。苟以平心观之，易气玩之，则其是是非非，自不能遁吾心之真知也。唯夫闻见已执于未观之先，而门户又高于既玩之际，则其言虽是也，蔽于闻见之私，而不知其是；指虽明也，隔于门户之异，而不通其明。道之不明于天下，治之所以不能追复前古者，其所由来远矣！
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吉也从游宫墙之下，其于是《录》也，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盖亦自信之笃而窃见夫所谓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无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故命逢吉弟校续而重刻之，以传诸天下。天下之于是《录》也，但勿以闻见梏之，而平心以观其意；勿以门户隔之，而易气以玩其辞。勿以《录》求《录》也，而以我求《录》也，则吾心之本体自见，而凡斯《录》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无复可疑者矣。则夫大道之明于天下，而天下之所以平者，将亦可竢也已。嘉靖三年冬十月十有八日，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绍兴府知府、门人渭北南大吉谨序。
（录自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
阳明先生存稿序
黄 绾
古人之文，实理而已。理散两间，韫诸人心，无迹可见，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枢机，君子慎之，而实理形焉。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其载籍之初，文之权舆乎？故文之为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为昭，以之体万物而万物为备，以之明人纪而人纪为明，以之阐鬼神而鬼神为显，以之理庶民而庶民为从，以之考三王而三王为归，以之俟后圣而后圣为存；所以经纬天地，肇率人纪，纲维万物，探索阴阳，统贯古今，变通幽明，而不可废者也。
阳明先生夙负豪杰之资，始随世俗学文，出入儒、老、释之间，中更窜谪流离之变，乃笃志为学，久之深有省于孟子“良知”之说，《大学》“亲民”之旨，反身而求于道，充乎其自得也。故其发于言行也，日见其宏廓深潜，中和信直，无少偏戾。故其见于文也，亦日见其浩博渊邃，清明精切，皆足以达其志而无遗。或告之君父，或质之朋友，或迪之门生，或施之政事，或试之军旅，以至登临之地、燕处之时，虽一声一欬之微，亦无往而非实理之形。由此不息，造其精以极于诚，是故其用之也，天地可以经纬，人纪可以肇率，万物可以纲维，阴阳可以探索，古今可以统贯，幽明可以变通。
惜乎！天不欲，遗不获，尽见行事，大被斯世，其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抚卷泣然，岂胜斯文之慨？及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侄，检粹而编订之，曰《阳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刻梓以行，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
（录自黄绾《石龙集》卷十三）
续刻传习录序
钱德洪
古人立教，皆为未悟者设法，故其言简夷明白，人人可以与知而与能。而究极所止，虽圣人终身用之，有所未尽。盖其见道明彻，先知进学之难易，故其为教也循循善诱，使人悦其近而不觉其入。喜其易而各极所趋。
夫人之良知一也，而领悟不能以皆齐。有言下即能了悟者矣；有良知虽明，不能无间，必有待于修治之功者矣；有修治之功百倍于人，而后其知始彻者矣。善教者不语之以其所悟，而惟视其所入，如大匠之作室然，规矩虽一，而因物曲成，故中材上下，皆可与入道。若不顾其所安，而概欲强之以其所未及，教者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学者亦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彼以言授，此以言接；融释于声闻，悬解于测意，而遂谓道固如是矣，宁不几于狂且惑乎？
吾师阳明先生，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惟揭《大学》宗旨，以指示人心。谓大学之教，自帝尧明德睦族以降，至孔门而复明。其为道也，由一身以至家国天下，由初学以至圣人；彻上彻下，通物通我，无不具足。此性命之真，几圣学之规矩也。然规矩陈矣，而运用之妙，则由乎人。故及门之士，各得所趋，而莫知其所由入，吾师既没，不肖如洪领悟未彻，又不肯加百倍之功。同志归散四方，各以所得引接来学，而四方学者渐觉头绪太多。执规矩者，滞于形器，而无言外之得；语妙悟者，又超于规矩之外，而不切事理之实；愿学者病焉。年来同志亟图为会，互相切劘，各极所诣，渐有合异同归之机。始思师门立教，良工苦心。盖其见道明彻之后，能不以其所悟示人，而为未悟者设法，故其高不至于凌虚，卑不至于执有，而人人善入。此师门之宗旨，所以未易与绎也。
洪在吴时，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附为续录，以合成书。适遭内艰，不克终事。去年秋，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商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于是刘子归宁国，谋诸泾尹丘时庸，相与捐俸，刻诸水西精舍。使学者各得所入，庶不疑其所行云。时嘉靖甲寅夏六月，门人钱德洪序。
编者按：原文附载于嘉靖三十三年《传习续录》闾东刻本卷首。闾本现已亡佚。今据佐滕一齐《传习录栏外书》移录。
重刻传习录序
聂 豹
《传习录》者，门人录阳明先生之所传者而习之，盖取孔门“传不习乎”之义也。匪师弗传，匪传弗觉，先生之所以觉天下者，其于孔门何以异哉？夫传不习，孔犹弗传也。
孔门之传，求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孟子之求心，即孔门之求心也。然心无形而有知也。知外无心，惟知为心；物外无知，何知非物？
予尝闻先生之教矣。学本良知，致知为学。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学致良知，万物皆备，神而明之，广矣，大矣。故曰：“知皆扩而充之，足以保四海，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之学孔子者，其在兹乎？
祖述孔、孟，宪章周、程，先生之所得亦深矣。而或者犹异之，云其殆于仁，心、知、物之义有未达欤！
盖仁即心也，心即知也，知即物也。外物以求知者，为虚寂；外知以求心者，为枯槁；外心以求仁者，为袭取；外仁以求学者，为泛滥灭裂，此二氏、五伯、百家之学所以毒天下。如以文辞而已者，今之陋也，去益远矣，毒滋甚焉。
良知者，通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忍其毒而弗之觉，犹弗知也。此先生之传，殆有不容已焉者耳。
是录也，答述异时，杂记于门人之手，故亦有屡见而复出者。间尝与陈友惟浚，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于〔1〕闽，以广先生之觉焉。
（录自《聂双江先生文集》卷三）
校勘记
〔1〕 于，原文作“八”，据聂豹《重刻大学古本序》改。
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
孙应奎
学以尽性也。性者存发而无内外，故博文约礼，集义养气之训，孔、孟之所以教万世学之者。而或少异焉，是外性也，斯异端矣。应奎不敏，弱冠如知有所谓圣贤之学。时先生倡道东南，因获师事焉。忆是时先生独引之天泉楼口，授大学首章，至“致知格物”曰：“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之，斯实致之矣。”及再见，又手授二书。其一《传习录》。且曰：“是《录》吾之所为学者，尔勿徒深藏之可也。”应奎请事于斯几三十年，每思讲授至意，恐卒为先生罪人，故有独苦心而莫敢以语人者。然间尝以其所见一斑参之孔、孟。夫心之纯粹以精森然而条理者，非礼乎？即此礼之见于日用而有度数之可纪，谓之“文”，然以其体事而无不在，故曰“博”。心之刚大，配天地而不御者，非“气”乎？即此气之流行当其可，谓之“义”，然以其无时无处而可失，故曰“集”。心之虚明灵觉洞然而不昧者，非“知”乎？即此知之应感而该乎人伦事变，谓之“物”，然以其有物有则而不可有过不及之差，故曰“格”。故致其知于格物也。养其气于集义也，约其礼于博文也，皆理其性之发者，而非外也。博文以约此礼也，集义以养此气也，格物以致此知也，皆体其性之存者，而非内也。盖自其敛于无，似存而常体未常息；自其章于有，似发而常体未常易。存发无先后，体用无内外，斯性之妙也。故先生之所自得，虽未敢辄拟其所至，而先生之学则断然信其为上接孔、孟，而以俟后圣于不惑者也。
兹应奎较艺衡水，涉洞庭，登祝融，访石鼓，歧乎濂溪之上，有余慨焉。道不加闻而年则逮矣，固愿窃有豪杰者出，以翼吾之往也。同志蔡子子木守衡，则已群多士，而摩之以性命之学，亦浸浸乎有兴矣。应奎因乐与成之，乃出先生旧所手授《传习录》，俾刻置石鼓书院。
噫！性灵在人，得无有默契斯旨而成之德行者乎！则于先生之道亦庶几焉，又何憾矣！嘉靖三十年夏五月壬寅，同邑门人孙应奎谨序。
（录自《传习录》蔡汝楠校刻本）
叙传习录后
蔡汝楠
《传习录》者，阳明先生之门人录师传之指，图相与习之者也。先生曾以是录手授今文宗蒙泉孙公，公按部至衡，令汝楠刻置石鼓书院，而公为之序，概括学以尽性之一言。盖先生之学，致知而已矣。今发明之曰：“学以尽性”，何也？曰：人之有心，性即吾心之体也；心之有性，知即吾性之灵也。自此知杂揉，或虑真妄决择之难，不知本然之体昭明灵觉，本无所昧，动于意而知能杂揉，亦即此体足以自知而决择之，著诚去伪，不容不力至于无有乎弗良，则无有乎弗诚。故知也者，诚之源也。自此知渺徽，或虑酬酢变化之难，不知本然之体圆莹洞彻，本无所遗，交乎物而客形变化，亦即此体足以尽物而精察之，博学切问，不容不至，至于无有乎弗格，则无有乎弗良。故知也者，物之则也。同此知谓之性，致此知谓之学。周旋物则，充积诚意，发之肫肫然不可已，极于高高乎不可尚。合内外，一寂感，是谓天性之尽而至善之止也。以此而质于往圣：其曰：“道心之微”，即良知之发也；其曰“惟精惟一”，一此道心，即致知而诚也。“博文”，则知贯乎物而无有不格；“约礼”，则知皆天理而无有不诚。固质之而不谬。以此而证之前贤，“未发之中”，此知之中涵；“即发之和”，此知之贯彻。义而曰“集”，即物无不正；配义与道，即意无不诚。亦参之而不惑。故致知尽性之说，传而习之，及门之徒不能不录。而蒙泉孙公广先生手授之泽，亦自恶可已也。惟《录》名“传习”，则传习之指非曾子独得孔氏之宗者乎？尝观圣门之宗独归曾氏，而曾子称服吾友则惟颜子。二贤之在当时，颜子尝识圣道之高深变化矣，曾子尝亲受大学、孝经之指矣，然所谓传习者，岂在是哉？颜子之学，博我之文，约我之礼，竭吾之才，然后卓见圣道至，虽欲从圣人而求之亦自无由。曾子之学，自察自欺，自求自慊，必慎独知，然后竟以鲁得之至，虽欲媲有若之似圣人，亦不可得传而习之，斯其至矣。然则斯录盛传海内，君子以能演先生良知之训为传习乎？抑自信自知，何者为良，先明乎善，益进于诚，凡功利之溺此良知，夸门之障此良知，意见之害此良知，皆如自治痛养，自致其力，以自有之知，尽自有之性，以此尊其所闻为传习矣乎？呜呼！先生之学，真孔氏秘传，而以先生之道，反身而自得之，如颜、曾之善习者谁也？敢告同志相最善习，庶无负先生传教之意云尔。时嘉靖辛亥夏日，门下后学德清蔡汝楠谨书。
（录自《传习录》蔡汝楠校刻本）
题传习录后
董 沄
斯道之在天下，虽天命人心之固有，其盛衰显晦，实由气数。文、武之后，斯道与王迹俱降，渐远渐微，不绝如线，历数百年，至仲尼一唱而天下响应。仲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