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送榇至会城，哭声震地，属路不绝。
桂萼等因言先生攻南昌日纪律不肃，奏捷夸扬，而学术僻狂，足坏士习，宜削官爵。上怜先生功，不许。田州之出，萼与张＇王总＇荐之。萼本不善先生，以＇王总＇强之。萼长吏部，暴贵喜功名。讽先生取安南，先生不应，以故构隙。再论先生离职及处田州失当，下公卿议。停恤典、世袭，诏禁伪学。隆庆初，始赠新建侯，谥“文成”，踢葬祭。子正亿得嗣伯。万历中，从祀孔子庙庭。正亿卒，子承勋嗣。承勋卒，子先通嗣。
自宋世理学昌明，程、朱大儒择精语详，有国者至以《五经》、《四书》制科取士，可谓盛矣。然人人崇用朱传，而不知反验之身心，口之所能言、笔之所能书顾茫然也。先生思振其衰弊，以为人皆可尧、舜，独持此不学不虑之良知。而作圣之功，不废学虑。孩提之不学不虑，与圣人之不思不勉本体同，而求端用力在于致。《大学》“致知在格物”，《中庸》“致中和”、“致曲”，推而极之，毕天下之能事，至于天地位、万物育，而非有加良知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不得谓良知之远且难也；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任重道远。”不得谓致良知之近且易也。
良知即明德，是为德性；致之有事，必由问学。尊德性而道问学，致良知焉尽之矣。故谓象山为尊德性，而堕于禅学之空虚，非尊德性也；谓晦庵为道问学，而失于俗学之支离，非道问学也。非存心无以致知，后人自分，而晦庵、象山自合耳。顾晦庵之学，已皎然如日月之丽天。先生欲表章象山，以救词章帖括之习，使人知立本、求自得，故其言曰：“朱、陆二贤者天姿颇异，途径微分，而同底于圣道则一。其在夫子之门，视如由、赐之殊科焉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碔砆之于美玉，奚为也？”
至于“四无”之说，流失在龙溪。而天泉夜论，其师不以为不然，故滋后人口实，然其中正有可详求者。阳明之所为“四无”，固异于龙溪之所为“四无”。龙溪之所谓“四无”，以无为无者也，荡而失归，恍惚者托之矣。故其后为海门、为石梁，而密云悟之禅人焉。阳明之所谓“四无”，以无为有、以有为无者也。前乎此者，濂溪之“无极而太极”；后乎此者，蕺山之“无善而至善”。“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形而上者谓之道”，是不可名者也。故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统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循循焉俱由此二言入。教人有序，虽卓立喟叹之颜子不能出其范围，固当以绪山之所守为正矣。致良知实功唯为善去恶，故曰：“致知在格物。”其小异于朱子者，正心诚意之事并摄入格致中，举存心、致知不分为二，是固《中庸》“尊德性”、“道问学”之本旨也。
善乎，郑端简之言曰：“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世名卿，鲜能及之。特以讲学故，众口交訾。盖公功名昭揭，不可盖覆。唯学术邪正，未易铨测。以是指斥，则谗说易行，娼心称快尔。”今人咸谓公异端陆子静之流。嗟乎，子静岂异端乎！以异端视子静，则游、夏纯于颜、曾，而思、孟劣于雄、况矣！公所论叙《古本大学则言》、《传习录》诸书具在，学者虚心平气，反复融玩，久当见之。宁庶人反时，又能不顾九族，身任其事，不逾旬朔，卒平大难。宣德、乐安之变有如公者，景陵无羁欤鸵印！�
万历十二年十月，大学士申时行等疏曰：
前御史、詹事建白先臣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学宫，下九卿、科道官议。诸臣不能深唯德意，杂举多端，或且诋訾守仁。奉旨：“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大哉王言！亦既明示之矣。而议者纷纷，迄无定论，又命廷议归一具奏。
仰唯王上重道崇儒，德旨屡下，深切著明。今覆议乃请独祀布衣胡居仁，臣等窃以为未尽也。彼诋訾守仁、献章者，谓之“伪学”、“伯术”，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
其谓各立门户者，必离经叛圣，如老、佛、庄、列之徒而后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学》，言“良知”本于《孟子》。献章言“主静”，沿于宋儒周敦颐、程颢。皆阐述经训，羽翼圣真，岂其自创一门户耶？事理浩繁，茫无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启关钥，在宋儒已然。故其为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独守仁、献章为有门户哉！
其谓禅家宗旨者，必外伦理、遗世务而后可。今孝友如献章，出处如献章，而谓之禅，可乎？
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其谓无功圣门者，岂必著述而后为功耶？盖孔子尝删述《六经》矣，然又曰“予欲无言”，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门人颜渊最称好学矣，然于道有以身发明者，比于以言发明，功尤大也。
其谓崇王则废朱者，不知道固相成，并行不悖。盖在朱时，朱与陆辩，盛气相攻，两家弟子有如仇敌；今并祀学宫。朱氏之学，昔既不以陆废，今独以王废乎？
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锢，久矣！今诚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神乎！若居仁之纯心笃行，众议所归，亦宜并祀。我国家二百余年，理学名臣，后先辈出，不减宋朝。至于从祀，乃止薛瑄一人，殊为阙典。昔人有云：“众言淆乱，折诸圣。”伏唯圣明裁断，益此三贤，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运之隆。
制曰：“可”。
康熙某年，汤斌答陆陇其书曰：
手教：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学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当求入其堂奥，不当又自辟门户。再读《学术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辨。又云泾阳、景逸未能尽脱姚江之藩篱，圣人复起，不能易也。独谓弟不欲学者诋毁先儒，是诚有之，然有说焉。
弟少无师承，长而荒废，茫然无所知。窃尝泛滥诸家，妄有论说。其后学稍进，心稍细，甚悔之。反复审择，知程、朱为吾儒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
若夫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遍天下矣。近有一二巨公昌言排之，不遗余力，姚江之学遂衰，可谓有功圣道。然海内学术，浇漓日甚，其故何欤？盖天下相尚以伪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学者固众，随声附和者实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场、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镂板，肆口讥弹，曰“吾以趋时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无一字发明学述，但抉摘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自居卫道闭邪之功。夫讦以为直，圣贤恶之，唯学术所关。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谓“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学术而毁其功业，更舍其功业而讦其隐私，岂非以学术精微未尝深讨，功业昭著未易诋诬，而发隐微无据之私，可以自快其笔舌？此其用心亦未光明矣。在当年，桂文襄之流不过同时忌其功名，今何为也？责人者，贵服人之心。自古讲学，未有如今日之专以谩骂为能者也。
或曰：“孟子尝辟杨、墨矣，杨、墨何至“无父无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极言之。此圣贤卫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欤？
窃以为不然。孟子得孔子之心传者，以其知言、养气、性善、尽心之学，为能发明圣人之蕴也。盖有所以为孟子者，而后能辟杨、墨，息邪说，闲先圣之道；若学术不足继孔子，而徒日告于人曰：“杨、墨无父无君也”，“率兽食人也”恐无以服杨、默之心而熄其方张之焰矣。孟子曰：“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则知当日之与杨、墨辩者亦不乏人矣，今无片言只字之存，则其不足为轻重可知也。然则杨、墨之道不传于今者，独赖有孟子耳。今不务为孟子之知言、养气、崇仁义、贱功利，而但与“如追放豚”之流相颉颃焉，其亦不自重也已。
台谕云：阳明尝比朱子于洪水猛兽，是诋毁先儒莫阳明若也。今亦黜夫诋毁先儒者耳，庸何伤！
窃谓阳明之诋朱子也，阳明之大罪过也，于朱子何损？今人功业文章未能望阳明之万一，而止效法其罪过，如两口角骂，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乐有此报复矣。故弟之不敢诋斥阳明者，非笃信阳明之学也，非博长厚之誉也，以为欲明程、朱之道者，当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至，喜怒哀乐必求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礼，子臣弟友必求尽分。久之，人心咸孚，声应自众。即笃信阳明者，亦晓然知圣学之有真也而翻然从之。若曰能谩骂者即程、朱之徒，则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皆将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弟之所敢信也。
弟年已衰暮而学不加进，唯愿自体勘求，不愧先贤。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见，然后徐出数言就正海内君子未晚。此时正未敢漫然附和也。
斌号潜庵，唯州人，孙征君钟元门人。
论曰：道固一贯，其流则万析焉。既精，支离是患。
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昔孔子作《春秋》，空文当行事；孟子游事梁、齐，阔其言弗用；汉董、贾，宋周、程、张、邵、朱诸贤，未得大展所为；阳明遭际运会，值昏乱之朝，而能以动名完立，卓然为一代安国家、定社稷元臣。即其初谪龙场，亦有一纸书剪安之烈，使天下见儒者经纶无施不可，盖皆其学之厚积有以发之。忌者顾从而指为伪，甚矣。石齐黄公称先生气象类孟子、明道，而出处建功之迹近于伊尹，知人知言哉！
（录自邵廷采《思复尝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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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心录之十 序说·序跋增补
旧本卷首序说
七篇
王文成公全书序
徐 阶
《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首三卷为《语录》，公存时徐子曰仁辑；次二十八卷为《文录》，为《别录》，为《外集》，为《续编》，皆公死后钱子洪甫辑；最后七卷为《年谱》，为《世德纪》，则近时洪甫与汝中王子辑而附焉者也。
隆庆壬申，侍御新建谢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岁祀。已而阅公文，见所谓录若集各自为书，惧夫四方正学者或弗克尽读也，遂汇而寿诸梓，名曰《全书》，属阶序。
阶闻之，道无隐显，无小大。隐也者，其精微之蕴于心者也，体也；显也者，其光华之著于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为川流者也；大也者，其体之敛而为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运于于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丽，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灿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圣人具是道于心而以时出之，或为文章，或为勋业。至其所谓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国，或形诸家庭，或见诸师弟子之问答，与其日用应酬之常，虽制以事殊，语因人异，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该体用之全，斯谓之善言；在学道者亦必得体用之全，斯谓之善学。尝观《论语》述孔子心法之传，曰“一贯”。既已一言尽之，而其纪孔子之文，则自告时君，告列国之卿大夫，告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对阳货询厩人，答问馈之使，无一弗录，将使学者由显与小以得其隐与大焉；是善言道者之准也，而其为学固亦可以见矣。唯文成公奋起圣远之后，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于见闻。而不可与酬酢、不可与佑神，于是取《孟子》所谓“良知”合诸《大学》，以为“致良知”之说。其大要以谓人心虚灵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虚灵者，则不假外索，而于天下之事自无所感而不通，无所措而不当。盖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变万化，一以贯之之道也。故尝语门人云：“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于时曰仁最称高第弟子，其录《传习》，公微言精义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为文，则是所谓制殊语异莫非道之用者，汇而梓之，岂唯公之书于是乎全，固读焉者所由以睹道之全也。谢君之为此，其嘉惠后学不已至欤？虽然，谢君所望于后学非徒读其书已也。凡读书者以身践之，则书与我为一；以言视之，则判然二耳。《论语》之为书，世未尝有不读，然而一贯之，唯自曾子以后无闻焉。岂以言视之之过乎？自公“致良知”之说兴，士之获闻者众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