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 第30部分

　　更让她感奋的是，终于盼到了一个理想时代的到来。

　　引领中国进入这个时代的新政权，允诺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荡涤一切黑暗和丑恶，让广大民众过上好日子，让受尽屈辱的国家重新站立起来。

　　她怎能不欢欣鼓舞、倾心拥戴呢！


再冰南下

　　作为建筑师，徽因和思成特别欣慰的是，古老的北京变得从未有过的整洁和清新。城墙旁，护城河畔，堆积如山的垃圾被清除了，这些垃圾有的已堆积了几十年、几百年。污水横流、恶臭扑鼻的龙须沟，烂泥塘被填平了。街道、胡同平整一新，干干净净。

　　徽因和思成通过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认识了共产党，承认了共产党。

　　不停变化的热烈的生活，是富于浪漫色彩的生活，浪漫的新生活对年轻人具有永恒的号召力。在这一年，徽因、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参加了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和她一起参军南下的还有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两个年轻的姑娘头戴军帽，身穿缝制粗糙、宽大不合体的军装，腰里束着军用皮带，在清华园里和她们的家人告别。张奚若夫人一直默默地抹着眼泪，两个姑娘却顾不上伤感。她们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这身崭新的装束而自豪，这是她们告别旧有的一切、迈向新生活的标志。心中的依恋之情被跃跃欲试的向往所取代，对未来的憧憬冲淡了离别的忧伤。

　　从诫跑来跑去为她们拍照。正是春天，园子里满眼新绿，生机盎然。年轻人脸上的微笑明净而纯洁。

　　这一年，从诫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原本报考的是清华大学营建系，这是他自己的愿望，也是思成和徽因的愿望。可是他的考试成绩差一点不够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录取分数，他被录取到了北大。无论是梁思成还是林徽因，都没有想过把从诫破例录取到营建系。

　　１９４９年秋，新学年开学了。这是梁思成实施新教学计划的第二年，《文汇报》发表了他的《清华大学工程院营建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草案中体现了他的建筑教育思想：尊重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学习西方，但不局限于西方。教学计划中，现代与传统、现实与历史、工程与艺术、理工与人文各门课程结构合理，融会贯通。

　　１９５０年４月，是清华大学建国后的第一个校庆，各院系有许多纪念庆祝活动。建筑系当时在新水利馆楼上，校庆期间展出了城市规划课程设计，学生的雕塑作业和美术作业，还有高庄先生设计的工艺品、李宗津先生的油画。参观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很想去看一看她的学生们的成绩，可她却没力气上楼梯。学生们为了满足她的心愿，让她坐在藤椅里，把她抬了上去。

　　林徽因在展出场地停留了很长时间，她细细地审读学生们的作业，高兴地称赞、点评着。城市规划设计尤其让她兴奋，设计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指导思想，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自然的尊重。

　　出口处的桌子上，有摊开的意见本。许多人赞扬建筑系的展览让人眼界大开，也有人写道：“看了这个展览，不明白建筑系是干什么的”，“集空想之大成”。


帮助沈从文

　　这些意见让林徽因感到生气，她不快地说：“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建筑、什么是建筑艺术，他们大概认为，建筑就是盖房子吧。”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建筑教学和课程设置充满活力，富于远见，在当时全世界相同学科中处于领先行列。即使今天看来，也有其独到的价值。可是，这个教学计划在１９５２年终止了，那一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向苏联的全面学习和借鉴。

　　听说小同乡林洙和系里的年轻教师程应诠快结婚了，徽因把林洙叫到家里，拿出一个存折说：“这是早年营造学社的一笔专款，专门用来资助年轻人的生活学习的。”她让林洙拿去，需要多少取多少。

　　徽因知道他们双方的家都不在北京，个人又没什么积蓄。

　　林洙脸涨得通红，不知说什么好。徽因又说：“不要紧的，这钱你先借用，以后再还。”她把存折交给了林洙。

　　当林洙去取钱时，发现存折上是梁思成的名字。徽因解释说：“学社的钱当然要用梁思成的名字啊！”

　　林洙说到还这笔钱时，林徽因却说：“营造学社已经不存在了，你把钱还给谁呀？快别提这事儿了。”说着，林徽因又拿出一套自己珍藏的清代官窑青花茶具送给林洙作为结婚贺礼。

　　其实，林徽因的谎撒得并不高明。稍微细想就会明白，以思成、徽因的为人，怎么可能拿营造学社的“专款”随便送人？再说，营造学社当初就是因为没有经费才停办的，哪里又有什么“专款”？

　　徽因不想让林洙再谈及这个话题，便说起了头天晚上去大礼堂观看演出时的情形。

　　听说解放军文工团来清华演出大型秧歌剧《血泪仇》，徽因从未看到过这种戏剧形式，她很想去看一看。晚上天气冷，思成和朋友都劝她算了，可她坚持一定要去，思成只好拿条毛毯跟随着她。可是，没等走到大礼堂，她就咳喘得上不来气。“得了，得了。”她说，“自己看不成倒也罢了，别影响周围的人看不好。”计划了一天的行动只得作罢，说到这儿，她自嘲道：“你瞧瞧，多狼狈！”

　　提起沈从文，林徽因的心头就有些发紧。

　　前些日子沈从文一直住在清华园，徽因和思成把他从城里接出来，让他脱离开城里的环境，安心养病。

　　沈从文病得很重。

　　北平解放时，沈从文下决心留下来，一是为了让孩子们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正常的教育，二是准备“好好地来写一二十本小说”。

　　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先是被北京大学解聘，离开了讲台；接着，他被称之为“反动作家”，被拒之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外，郭沫若在文代会上指斥他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还有，他行伍出身的弟弟沈荃率部起义后，被错误地判处了死刑。他无法承受这些接连的突变和打击，整夜整夜地不能入睡，眼前出现幻象，耳朵出现重听。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割腕自杀，被抢救过来后，他的精神濒临崩溃。


设计国徽

　　沈从文来到清华园，有时住在梁家，有时住在金（岳霖）家。虽然病情并没有根本好转，但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

　　徽因很悲哀，她能够体会从文的伤痛。

　　作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文化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熟悉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如果不能得到承认，就会被抛出去。谁愿意被抛出去呢？眼看着过去的朋友有的戴上了耀眼的光环，有的跌落进黑暗的深渊，有的孤零零地被打入了另册，这一切真的就那么有道理吗？徽因无法劝解从文，因为在别人眼里，她正春风得意。她想用自己的行为表明，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自己的社会身份发生了什么变化，她相信有些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她相信友情，相信爱，相信除了爱和仁慈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优越的标志。她感到悲伤的是从文的伤痛无药可医，也无人能够分担。她和思成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却怀着深深的忧虑，他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着那伤痛，只期望朋友们无限的温情能拉着他，拽着他，帮助他从无边的心灵苦难中挣扎出来。

　　沈从文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迷狂，开始了向社会回归。他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写文物的说明词，他在文物研究中又找到了自我。他说：“人不易知人，我从半年中身受即可见出。但我却从这个现实教育中，知道了更多‘人’。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看，我似乎是个惟一的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惟一从人中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相似。”

　　沈从文在改变着自己，林徽因、梁思成也在改变着自己。过去，如果说他们是独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外的“智识者”的话，那么，如今他们愿意跟上时代的变化，做一个随同新生活一同前行的“自己人”。

　　林徽因像那些女干部一样，剪短了头发，用两枚卡子别在耳后。她还去做了一件月白色的列宁装，穿上身人显得很精干。

　　徽因忙起来了。自从接受了国徽设计任务后，她的生活就像上满弦的钟表，每天的安排都以小时、分钟计。思成作为国旗、国徽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几乎天天开会，从清华到城里往返奔波。回到家，他和徽因谈论的，也多是审查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

　　紧紧张张地忙碌了两个多月，清华送审的第一稿国徽设计方案却未能通过。

　　这天，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的人要来徽因家商议修改方案，徽因起得比平时早些。

　　她和思成一边吃早餐一边商量着。徽因身穿一件豆绿色的缎晨衣，越发衬得面容清癯而苍白。面前的桌子上，摊放着被否定的设计方案。方案以一个白色圆环状的璧为主体，白璧的上面，是国家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白璧的中心，是红色的五角星；白璧的四周，嘉禾环抱、红色的绶带穿过齿轮在下方束结。为拿出理想的方案，林徽因查阅了大量古代典籍和外国资料。她借鉴汉镜的形式，强调了“中国特征”和突出了“庄严富丽”的审美要求。以玉性温和，象征和平，以圆环象征国家的统一，以齿轮和稻穗象征工农联盟的国体。但是，审查委员会认为这个方案体现“政权特征”不足。

　　该怎样在国徽中张显“政权特征”呢？

　　另一个国徽设计小组由中央美院组成，张仃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他们在吸取清华方案的基础上，提出去掉圆环的璧，增加天安门。


国徽中的天安门

　　梁思成不同意在国徽中采用天安门图案。他认为，国徽上的图案应是一个国家精神象征的体现，怎么能画上一座古建筑？再说，华表、天安门从来都是封建皇权的象征，怎么能成为人民政权的象征？

　　张仃被称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他的理由是，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天安门又是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张仃的意见得到了支持，周恩来明确表示：“国徽里一定要有天安门。”

　　按周恩来和政协的要求，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两个设计小组重新设计国徽方案。

　　要求明确了，林徽因和小组的人员开始了高速运转。

　　就测绘、制图这些基础技术的实力来说，清华营建系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

　　梁思成早在３０年代就测绘过天安门和故宫，他们找出了当年营造学社绘制的天安门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这些图纸分别按百分之一和二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而成。

　　徽因建议：国徽中，天安门应采用立面图将它程式化、图案化，而不能像风景画。她还建议把天安门前的两个华表向左右方向拉开距离，这样既增加了整体的开阔感，又使构图比较稳定。

　　徽因和设计小组画了无数张草图，一起讨论了无数次。最后他们放弃了在图案中用飘带作为装饰的设想，使图案看上去沉稳庄重。他们还考虑到制作问题，太复杂的图案和色彩在制作技术上存在困难，所以他们放弃了运用多种色彩的设想，只采用金红两色。这是我国千百年来象征吉祥喜庆的颜色，采用这两种颜色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观，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思路越来越明确，方案越来越完善，每一个局部都是推敲了又推敲，每一处细节都是修改了再修改。他们对自己要求严苛，对方案要求完美。

　　国徽送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徽因和思成一连数日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家里，到处都是图纸，几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徽因靠在枕头上，在床上的小杌上作图，累得支持不住了，就躺下去喘息一阵，起来再接着画。逢到家里来人，她总是用自嘲和笑声来掩饰病痛和不支。

　　小组的每个人都豁上了。在这一时刻，他们的国徽就是他们的信仰和生命。

　　国徽图案制作好了，庄严美丽得逼人眼目。汽车把制作好的国徽模型拉走了，徽因和思成放心地病倒了。

　　周恩来总理和政协国徽审查委员的面前，摆放着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的两种国徽图案。

　　清华的国徽图案中央，是金色浮雕的天安门立面图，天安门上方是五颗金色浮雕的五角星，金色的五星衬在大红的底色上，像是一面铺天盖地的五星红旗；图案的外围环绕着金色稻穗和齿轮浮雕，稻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