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 第14部分

　　叔华：

　　……昨始知你送在徽因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把那一册半留下做传记或小说材料用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我们无从知道凌叔华看到胡适此信后的态度和做法，但是，那半册（或一册半）日记从此没了踪影，成了一件后人永远也说不清的往事。事情已过去半个世纪，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和１９８３年５月，客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两次在写给徐志摩的表弟陈从周的信中提到了这件往事：

　　……这情形已是三四十年前的了！说到志摩，我至今仍觉得我知道他的个性和身世比许多朋友更多一点……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助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的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有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费正清造访

　　……日来平心静气地回忆当年情况，觉得胡适为何要如此卖力气死向我要志摩日记的原因，多半是为他热恋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有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便这些人物常来……那时林徽因是最着急的一个，她也同我谈过，我说交适之了。

　　从凌叔华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那桩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此时，林徽因已去世三十多年，凌叔华自己也垂垂老矣。究竟是什么使她这样充满怨毒，不肯理解和原谅那些已如浮云般飘渺和遥远的故人往事呢？是她对徐志摩的感情？还是她对林徽因的嫉妒？还有那让林徽因无限牵挂，而且引起此后许多人凭空猜测的“康桥日记”，也仍然是下落不明。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看法和结论；更重要的是，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志摩消失在无垠的长空，只是一瞬间的事，可他身后的各种是非纷扰，几十年来却一直没有断绝过。

　　这是１９３２年的５月，一个高个子、沙色头发的美国年轻人走进了北总布胡同，他就是费正清。刚到北京时，他在中央研究院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究清朝政府与西方各国的外交历史；后来他得到了清华大学的教职，讲授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他租了一个四合院，在北京的教堂迎娶了他有着苗条身材、蓝灰色眼睛的新娘费慰梅。

　　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在这时期认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费正清和费慰梅是梁思成根据他们英文名字的译音为他们起的中国名字。费正清的英文全名是约翰·金·费尔班克，费慰梅的英文全名是维尔玛·丹尼欧·坎农。

　　对于费正清与中国知识界的关系，一位西方学者这样写道：“不像在北京的许多外国人，费正清夫妇十分幸运的是他们的朋友圈超出了西方人团体的界线，他们与一些中国人建立了深厚、持久的联系，特别是与著名的政论作家和改革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及他的妻子菲利斯关系更为密切。作为建筑师，他们两人在美国得到培养，分别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梁思成夫妇向他们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者，其中有哲学家金岳霖（被亲切地称为老金）、政治学家端升，还有陶孟和、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这是一个在自己国家的未来，在费正清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杰出群体。”

　　在北京度过的蜜月生活令这对美国人终生难忘。当然，这种生活也包括治外法权给他们带来的种种利益。他们保留着自己的爱好，骑马、打网球，同时又尽情领略东方古国的浪漫与悠闲。在月光下沿着古老的城墙漫步，观看西山美丽的日落景象。费正清在给父母的信中描述了“这个童话般的世界”：“我带着维尔玛沿着帝国宫殿的路回家，我们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分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就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行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


从没有停止思念

　　家里送给他们１５００元美金，根据当时的兑换率可增值５倍，由此保证了他们舒适的生活。其中包括雇佣仆役以及外出旅游的费用。

　　与林徽因、梁思成的交往使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变得精彩而丰富。

　　夏日炎热而漫长的下午，费正清要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写作论文，费慰梅则乘一辆人力车直奔北总布胡同。徽因的家庭及朋友，对于医生家庭出身、从小热爱艺术的费慰梅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她喜欢坐在车上观看北京的街景，在她的眼里，沿街叫卖的奶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无论是名称还是形状，都带着甜美的诗意。卖冰水冷饮的担子，敲着叮当作响的冰盏儿，走过幽静的胡同。

　　徽因这时刚成为第二个孩子的母亲。这是个健康而漂亮的男孩，出生在１９３２年炎热的８月。思成是梁家的长男，这孩子是梁家的长孙，他嘹亮的啼哭给全家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与满足。思成和徽因给儿子起名为“从诫”，一是纪念宋代的建筑学家、《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再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子承父业，成为出色的建筑学家。女儿宝宝已三岁多了，家里的人随着宝宝，唤这个男孩子叫“小弟”。

　　小弟有着饱满的额头、白皙的皮肤、秀气的下颌。徽因最喜欢看小弟凝视着什么的模样。那双眼睛是那样清澈，大大的黑眼珠，白眼底透着点儿淡淡的蓝色，这样一双眼睛看到的，应该是一个纤尘不染的世界。

　　怀抱着这个新生命，徽因心中涌动着浓浓的爱意，这爱意如四月的春风，抚慰着她的身心。她把这人间的情爱和暖意用诗句记录下来，为儿子写了《你是人间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这时期思成开始对华北一带的古建筑进行科学考察。徽因不能一同前往，她只能尽自己所能安排好家里的一切，让思成放心地外出。

　　每当仆人报告“费太太来访”时，徽因就会离开书房或把孩子交给女佣，和费慰梅在起居室坐下。佣人送来了茶和点心，她们之间的话题就像杯中的茶叶，慢慢地舒展开来。

　　林徽因和费慰梅的交谈完全用英语，即使后来费慰梅的汉语已达到一定程度，她们仍然主要用英语交谈。这样使费慰梅毫无语言障碍和心理障碍，同时林徽因也得到了双语交流的快感。费慰梅后来对梁从诫说过，林徽因的英语，常常使他们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感到羡慕。

　　林徽因从小在东方和西方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四书五经、诗词曲赋与拜伦、雪莱、莎士比亚、狄金森一起滋养着她的心灵，东西方文化在她的血液里水乳交融地流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与崇尚自由、张扬个性的精神，在她的行为方式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保持双重文化的生活形态，对林徽因来说，不仅是出于习惯，更是一种生命的需求。

　　费慰梅在自己的回忆中说：

　　……我们有时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我们就转向我们在文学、意识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把关于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告诉对方。天才的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思念他。


徽因的诗

　　在梁家的客厅里，在许多朋友中，费慰梅以一个女人的眼光追随着林徽因，探究着林徽因。她想知道，徽因所具有的魅力来自何处。

　　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女人，她们在少女时代，拥有生命中的所有美好：青春美貌、热情幻想、无私爱恋、飘逸出尘……可随着结婚生子，在岁月的流逝中，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的磨损中，她们的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日益狭窄，渐渐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和质感。林徽因此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以体弱多病之身，操持着一个大家庭的日常事务，要相夫教子，要奉养老人，要担心时局的动荡，要关心物价的涨跌，还要打理梁林两个大家族许多亲戚之间的往来关系。可是，无论多么忙乱，徽因从不让自己的心灵沉湎其中。她把心灵空间留给了朋友，留给了诗歌，留给了建筑艺术，留给了音乐和绘画。当她的双眸闪闪发亮的时候，一定是她在生活中发现美或创造美、或者是要和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发现与创造的时候。这是她最动人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候，她整个人就会焕发出奇异的神采，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魅力。

　　出去看画展，一幅画会突然激发她的灵感，使她联想到音乐，联想到建筑，联想到诗歌创作，于是就会有无数美妙的构思奔涌而出，她就会抑制不住地要对朋友倾诉。在家听音乐，一首乐曲会令她凝神屏息，浮想联翩，热泪盈眶。她对费慰梅说：“那是一段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在横渡印度洋回家的船上所熟悉的乐曲———好像那月光、舞蹈表演、热带星空和海风又都涌进了我的心底，而那一小片所谓的青春，像一首歌中轻快而短暂的一瞬，幻影般袭来，半是悲凉，半是光彩，却只是使我茫然。”还有，当她用文字抒写内心的欢乐或悲伤的时候，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她对费慰梅说：当我在做那些家务琐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悲凉，因为我冷落了某个地方某些我虽不认识，对于我却更有意义和重要的人们。这样我总是匆匆干完手头的活，以便回去同别人‘谈话’，并常常因为手上的活老干不完，或老是不断增加而变得很不耐烦。这样我就总是不善于家务，因为我总是心不在焉，心里诅咒手头的活（尽管我也可以从中取乐并且干得非常出色）。另一方面，如果我真的在写作或做类似的事，而同时意识到我正在忽视自己的家，便一点也不感到内疚，事实上我会觉得快乐和明智，因为做了更值得做的事。只有在我的孩子看来生了病或体重减轻时我才会感到不安，半夜醒来会想，我这么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

　　林徽因创作初始以诗闻名，她流传下来的诗歌主要创作于３０年代。当时刊登新诗的《诗刊》、《北斗》、《新月》、《学文》、《文学月刊》等报刊，常可以看到林徽因的诗。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经常向林徽因约稿，所以，林徽因的许多作品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林徽因的诗，诗句和结构玲珑精致，刻画主观感觉轻灵微妙。如她的《一首桃花》，写三月的桃花“像是春说的一句话”，仿佛只是为了给世界留下“一瞥多情的痕迹”，多情而美好。全诗将灵动的想象寄寓于轻柔的意象，如一滴晶莹的露珠，如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构成了空灵的意境。这种意境已超越了对某种具体感情的抒发，而达到了独抒性灵的境界。


徽因的小说

　　林徽因在３０年代前期还写过小说。她的小说虽说数量不多，但同样表现出不俗的成就和才华。她的第一篇小说《窘》，发表于１９３１年９月的《新月》上。这篇小说在运用心理描写、表现感情方面有特别的韵致。

　　小说的主人公是中年教授维杉。他在与朋友少朗的交往中，遇到了少朗的女儿芝。这是一个处在“成人的边沿”的少女，她天真活泼，又带有少女的娇羞。维杉觉得她“使你想到方成熟的桃或杏，绯红的、饱饱的一颗天真让人想摘下来赏玩，却不敢真真地拿来吃。”面对芝，他常常陷入莫名的怔忡恍惚之中。但同时，他又意识到自己在芝的面前是父辈，是“老叔”。这种想接近芝又有所顾忌的情形让他觉得“窘极了”。

　　林徽因在小说中细腻地表现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维杉潜意识的萌动所表现出的心猿意马，这种“发乎于情”的意识被抑制而“止乎于礼”的种种情状，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含蓄蕴藉。

　　《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一篇重要的小说。小说以大约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写了暑热中北京城的一天。在华氏九十九度的高温天气里，大户人家大摆筵席，庆祝家中“长寿而又有福气”的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