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中午，徽因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胡适留徽因吃饭，他向徽因介绍太太善做家乡的徽菜“一品锅”。
“既然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就不要走了。”胡适介绍完“一品锅”后说，“我还有要紧的东西给你看呢！”
徽因忙问他什么要紧的东西。他打开了一个书橱，那书橱里一层层排列着用硬壳的纸夹夹着的稿子，看上去有十几册。
胡适用手抚过这些纸夹，说：“这些都是我多年对于《水经注》的研究，其中有许多是前人的说法，我在研究整理前人的基础上再提出我的看法。有朋友说我下这样的功夫研究《水经注》不值得，我说不然，佛书上常说一句话‘功不唐捐’，没有功夫是白费的。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功夫就不算是白费。”
康桥日记
徽因赞同地一面点头，一面在心里叹道：人们常提到适之先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可是却不常提他的下联“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这上下联结合起来，才真正能体现适之先生的精神风貌！
徽因以为胡适挽留自己，是要给她谈《水经注》。没想到，胡适这时又从书橱下面捧出一只小箱子，他对徽因说：“这是志摩早年的日记和一些零碎物品，从凌叔华那里要过来的。其中有些往来信件，我已捡出，按人分类存放好，以后还给写信人。我想这些东西也许你最有资格读它，你最好在看过后编个目录出来，以便以后编《志摩文集》时好用。”
徽因顿时激动起来。半年前，志摩曾对徽因说起过，他完整地保存着留学英国时期的“康桥日记”。从英国回北京后，是“雪池时代”，“雪池时代”的日记被小曼看到后，不高兴极了，结果给烧掉了。志摩说，如果徽因愿意，他想把保存完好的“康桥日记”交给徽因。他玩笑似的说道：假如这些日记和当时寄给徽因的信保存在一处，倒是有些收藏价值。志摩说这些话时，徽因只是觉得往后有的是时间，什么时候看看这些过去的记录倒挺有意思。她没有想到，说过这些话不久，就会和志摩永别。她更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胡适这里得到这些日记。
志摩离世之后，这些记载着志摩生命行踪的文字多么珍贵！她十分感谢胡适对自己的信任，接过了箱子，再无心逗留。她谢绝了胡适和胡太太的执意挽留，乘一辆洋车回到家中。
晚秋的阳光斜斜地射在桌上，起居室安静而洁净。徽因小心翼翼地把小箱子中的东西一一取出，摊在宽大的书桌上。她大致归了归类，做了一个记录：
箱子中主要是些日记本，一本中文日记，三本英文日记。其中两个大点儿的本子，从时间上看大概就是“康桥日记”，另一个小本子是１９２５年的意大利日记。好几个本子都是仅仅只写了刚开头的数行文字，其余皆是空白。还有一大一小两本陆小曼的日记。除此之外，箱子里有几包《晨报·副刊》的原稿，两包《晨报·副刊》的零张杂纸，一些相片，两把羽扇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剪报、稿纸和住址本。
做着记录，徽因心中有些失望。这些都不是她想看到的。尤其是那两本日记，一本的时间是从１９２１年７月３１日到１２月１日，另一本从１２月２日到１９２２年志摩回国。徽因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在英国与志摩相识，１９２１年７月同父亲离开英国。这两本恰好是徽因不在英国时期的日记。难道这就是志摩所说的“康桥日记”？怎么恰巧没有与自己有关的那段时间？徽因心里感到很疑惑。
又到周末，朋友们来到了梁家。听徽因说正在整理徐志摩的遗作，张奚若说：“公超前些天在叔华那里看到了志摩的‘康桥日记’，说叔华预备邀公超一起为志摩作传。”
徽因心中的疑惑清晰了起来。如此看来，凌叔华存放着真正的“康桥日记”，胡适拿到的小箱子，已经被凌叔华做过了手脚。对于凌叔华这种小心眼儿行为，徽因十分不以为然。虽然她和凌叔华相识多年，但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往，更谈不上相知和了解。只是以前听志摩说起过：“叔华这人小气极了！”徽因当时说：“是么？小心点儿，别得罪了她。”没想到，这回轮到自己领教这种“小气”了。
凌叔华造访
徽因想向凌叔华讨要志摩的“康桥日记”，想看看那时志摩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但她知道讨要时一定会很尴尬，因而顾虑、迟疑。在犹豫中，一些念头渐渐地占据了上风：别的不相干的人都在传来传去地看那些日记，为什么作为当事人的自己却不能看呢？虽然她也意识到这种心理有些女人气，但要看到与自己有关的这部分日记的欲望却愈益强烈了。
她分析自己说：“我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的是种满足，好奇心的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１２月７日上午，天气干冷干冷，阳光黄黄的，没有一丝暖意。
徽因正在看《晨报》。这天的《晨报》是“哀悼志摩专号”。“专号”上刊登了头天北京文化界同仁追悼徐志摩的活动，还刊发了林徽因的文章《悼志摩》。
徽因翻看着报纸，心里十分郁闷。昨天开过追悼会后，她的情绪一直没有缓过来。
没想到，凌叔华这时来了。
徽因接待了她。聊了一会儿闲话。凌叔华说明了来意。
她对徽因说，她准备编辑一部《志摩信札》之类的书，希望能从徽因这里得到一些志摩的信件。
徽因心里顿时有些不快，她对凌叔华这种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顾及别人感受的做法，情绪上十分抵触。特别是那两本“康桥日记”鲠在她的心头，让她感到心中憋闷。她告诉凌叔华说，前些年自己和思成一时在国外，一时在东北，所以他们所有的旧信都保存在天津，恐怕不能立刻拿出来。而且这些信几乎全是英文的，即使拿出来也要经过翻译，不能马上就用的。
徽因又告诉凌叔华，适之已把志摩那只小箱子交给了自己，并委托整理，为了对得起适之的信任，自己在整理时力求保持历史的、客观的态度。
说到这里，她尽量委婉地向凌叔华道：“听说你那里有志摩的‘康桥日记’，能让我看看吗？”凌叔华迟疑了一会儿，极简短地回答：“可以。”
徽因又问：“你那里有几本？两本么？”
凌叔华的声音带出了情绪：“两本。”
徽因想打破这种气氛，显得很轻松地问：“那两本和箱子里的是一样的封皮么？”
凌叔华愈发地不耐烦了：“是的！哦，不是！我说不清。”
看着凌叔华极不高兴的神色，林徽因十分窘迫。但她还是忍着不快说；“那我下午去你家取，成么？”
凌叔华一口回绝道：“我下午要外出，不在家。”
依徽因的脾气，她这时想说：那么我现在就同你一道去取。但是她不想把事情弄僵，强忍着不快，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问什么时候去取合适。
最后，她和凌叔华约定，后天，１２月９日，她遣家里的听差去凌叔华家取回来。
到了１２月９日，徽因想到凌叔华的态度，总觉得有些不放心。她怕派别人去又有什么节外生枝的麻烦，决定还是自己亲自去取的好。
半本日记
果然凌叔华不在家。门房将一纸留言交给了徽因，留言上写道：“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检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大，一小，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以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徽因读完留言，觉得有一口气堵得心头发慌，本想掉头就走，但她定了定神，还是留了一张字条：“叔华：如有时间，还请你务必将日记找出。那是个不幸时间的留痕，我欲一读，想你可以原谅我。”
徽因回到家里，被人捉弄的感觉挥之不去。思成也觉得叔华如此行事太没道理，但他只能劝慰徽因。徽因原本就神经衰弱，被这件事一搅，夜里怎么也睡不着了。她翻来覆去地推测各种可能，甚至还站在凌叔华的立场，想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徽因揣测，也许是凌叔华怕自己不还那本日记，所以要抄留一个副本，如此才拖着迟迟不给；果真如此，也太难为她了。
过了几天，徽因的一些朋友不知怎么也知道了这件事。有人告诉徽因：凌叔华在陶孟和家对陶夫人沈性仁说，徽因拿走了小曼的两本日记不想还，还想要她保存的志摩日记，她不愿意给。
转眼一星期过去了。１２月１４日是星期一，徽因和思成去营造学社了，凌叔华来到了林徽因家，留下了一个日记本和一张便条。
当林徽因打开这本日记时，不禁啼笑皆非———这只是半本日记，开始的日期是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最后的一句话是：“计划得很糟。”日记中断在徐志摩第一次见到林徽因的前一两天。
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正好缺失了与徽因相识的那一段时间。谁裁去了这一部分日记？林徽因生气了，失去知心朋友的悲痛与不明就里的被蒙骗的感觉搅和在一起，使她急于澄清事实。
因为事情起因于胡适的委托，所以徽因给胡适写了两封信，诉说了整个事情的始末。为了能把事情的原委讲清楚，徽因在信中甚至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她和凌叔华之间每一次来往的时间、地点、主要谈话及结果。这种一一列举一反她通常的清高，甚至显得有些不厌其详和絮絮叨叨。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适之先生：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
她坦陈自己的感情：
关于我想看的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Ｈｕｍａｎ了，我也不觉得惭愧。……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ｉｎａｗａｙ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的历史。
永远说不清的往事
我觉得我的一生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激励在我的生命中，或恨，或怒，或快乐、或遗憾，或难过，或痛苦，我也不悔的，我也不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型的人，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对于我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徽因给胡适写信，只是因为诸多烦恼郁积在胸不吐不快，她并没有想到这些纯私人的诉说在几十年后可能发表。因此，这些信件尤其能使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林徽因。这是一个毫无心机的林徽因，一个不善于应对曲折复杂人事的林徽因，一个待人诚实、遇事急躁、缺少方法的林徽因。特别是其中谈到她与徐志摩的关系，更是可以廓清种种关于他们之间感情的凭空猜测和臆断。
胡适接到徽因的信后，于１２月１８日写了一封信给凌叔华，此信传递了胡适兄长式的温和的批评、规劝和调解，也旁证了林徽因在信中谈的事情：
叔华：
……昨始知你送在徽因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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