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正史”是一个特定的说法，并不表示它比非“正史”（如《资治通鉴》）就一定高明，有些未被纳入“正史”的史书，就一定比“正史”差。但“二十五史”毕竟还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的资料宝库；而且相对来说，要比杂史、野史等要严谨、可靠一些；所以还是不能忽视的。
56 田横不是匹夫
易书第二十一集《临危受命》，写诸葛亮智激孙权，对孙权说：“如果江东能和中原抗衡，不如及早和曹操一刀两断。如不能，就应该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但孙权却反唇相讥说：“既然如此，你们刘豫州怎么就不投降呢？”易书接下来写道：“诸葛亮却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想当年，齐国壮士田横不过是个匹夫，尚且不肯投降，何况刘豫州！“（《品三国》193页）这话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核对原文，诸葛亮仅仅说：“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并没有说田横是“匹夫”。易书却既称“壮士”，又称“匹夫”。匹夫指平民百姓，而田横却不是平民百姓。他是齐国的贵族，秦末起兵，称齐王。刘邦建立了汉朝，他与部众五百人逃居海岛。刘邦命他到洛阳朝见，他不愿意向汉称臣，在途中自杀。留居海岛的五百人，听到这个消息，也都自杀，史称“田横五百士”。可见田横不是匹夫，诸葛亮称他为壮士，是因为他是一个壮烈的、有血性的男子汉，与社会身份无关。
据《三国志·程昱传》裴注引《魏略》，程昱与曹操谈话时，就提到了田横之事：“昔田横，齐之世族（贵族），据千里之地，拥百万之众，与诸侯并南面称孤。”这样的人，尽管逃到了海岛，手下还？span class=yqlink》性感烂奈灏僮呈浚跄芩闶瞧シ颍？/p》
57 刘备的“皇叔”身份于史无据
易书里几次提到“刘皇叔”。第十五集说：“刘备为帝王之胄。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当今皇上还要叫他一声‘叔’。”（《品三国》144页）第二十一集说：“何况我们这位‘刘皇叔’，可历来就是能屈能伸的。”（《品三国》193页）第二十四集说：“孙权恐怕就会这样说：瑜哥呀，你先打着试试看。打得赢就打，咱捞一把；打不赢就回来，咱不管那‘刘皇叔’的死活了。”（《品三国》214页）在这三处叙述中，第一处明言“皇叔”之说是根据《三国演义》，而第二处、第三处虽然加了引号，却又言之凿凿，大体上是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这就需要澄清一下了。
刘备的皇族身份，是见于史书记载的。如《三国志·先主传》说他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诸葛亮也说他是“帝室之胄”。（《三国志·诸葛亮传》）。尽管古代史学家如裴松之、司马光、胡三省等对此有所怀疑，但毕竟是见于史书的明确记载，和刘备同时代的人，大体上也承认。至于他的辈分是否是“皇叔”，则不见史书和谱牒的证实，就只能是小说家之言了。当然，此说并非始于《三国演义》，比《三国演义》成书大约早30…50年的《三国志平话》，就有“刘皇叔”之说。《演义》在此基础上，为了突出刘备的正统地位，便特别强调他的皇叔身份了。
58 “始作俑者”的典故，不能这样用
在易书第二十二集《力挽狂澜》中，评论鲁肃说：“建议刘备联合孙权的，是鲁肃；说服孙权联合刘备的，也是鲁肃。鲁肃是孙刘联盟的始作俑者，也是孙刘联盟的第一功人。”（《品三国》204页）“始作俑者”，语出《孟子·梁惠王上》。引用的是孔子的话，俑，是偶人，古代用木制或陶制的俑来陪葬。孔子反对这种做法，说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开始用俑来陪葬的人，不是要断子绝孙吗！）孔子为什么反对？是因为“象人而用之”（用人的形象作成俑来陪葬）。古代帝王和贵族有的用活人来陪葬，孔子认为这是不人道的，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连用俑来代替，他也反对，认为在骨子里也是不人道的表现。后来用“始作俑者”的典故来比喻第一个做某种坏事和开创某种坏风气的人。是贬义词组，对于做好事的人是不能用的。对于孙刘两家来说，鲁肃首倡孙刘联盟是一件好事，怎能说是“始作俑者”呢！
不久以前，台湾的领导人陈某，在讲话中曾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义工们作了很多好事，引起全岛舆论哗然。“罄竹难书”出自《旧唐书。李密传》：“罄（用尽）南山之竹，书罪无穷。”是形容罪行累累，砍尽南山的竹子，也写不完他的罪恶。这个典故只能作贬义用，不能来形容做好事。“始作俑者”的典故和这是一个道理。
第四章 古语今言
59 周瑜和孙策并非“从小一起长大”
“《三国志·周瑜传》告诉我们，周瑜是孙策的‘铁哥们’，从小一起长大，而且‘独相友善’，已达到‘升堂拜母，有无通共’的程度”（《品三国》209页）孙策和周瑜是年轻时的朋友，这不假；但说“从小一起长大”，却是不确切的。
孙策是吴郡富春县（今浙江富阳市）人，周瑜是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二地相距遥远，古代交通又不方便，二人“从小”是不可能相识的。《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和《周瑜传》都说：孙坚初兴义兵，讨董卓，把家属迁徙到舒县，从此孙策才和周瑜相识，而且成为好朋友。孙策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周瑜把道南的大宅院给孙策全家住），升堂拜母，有无通共”（《周瑜传》）。这年是初平元年（公元190），孙策和周瑜都是16岁，相当于现在高中生的年龄，二人何曾“从小一起长大”呢？
60 赤壁战前，关羽到过江陵吗？
“当时刘琦在夏口，手上有一万人；关羽在江陵，手上也有一万人。刘备兵败当阳后，无法再去江陵，遂‘斜趋汉津’（汉津是一个渡口，在今湖北省荆门境内），和前来接应的关羽会合，渡过了沔水，又遇到江夏太守刘琦，一起到了夏口。”（《品三国》219页）
这段表述有错误。综合《三国志·先主传》、《关羽传》和《鲁肃传》的记载：刘备从樊城渡过汉水后，另派关羽率水军乘船数百艘沿汉水（又称沔水）向江陵方向进发，约定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会师。刘备在当阳之长坂被曹操的轻骑击溃，向江陵的方向退走。途中遇到东吴的鲁肃。鲁肃劝刘备往东吴的方向靠近，以便与东吴结盟，共抗曹操。于是刘备改变撤退路线，斜着向汉津进发，到了汉津，恰好和关羽的水军相遇，渡过了汉水，又遇到刘表的儿子江夏太守刘琦率兵一万余人前来，于是共同到了夏口。
易书说关羽在江陵，大约是对《三国志·先主传》和《关羽传》的记载解读错了。《先主传》的原文是：
“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关羽传》说：
“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城将南渡江（汉江，即汉水），别谴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坂，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
二传所说的“使会江陵”、“会江陵”，是说派关羽率水军沿汉水（沔水）前进，目的地是江陵，刘备计划与关羽在江陵会师；并不能理解为关羽已经到了江陵。但刘备遇见鲁肃后，改变了计划，不向江陵进发，而是“斜趋汉津”，向夏口的方向退走。“适与羽相会”（《先主传》），“适与羽船相值”（《关羽传》），是说刘备走到汉津，恰恰遇到了关羽的船只。这时关羽正走在路上，便与刘备相会了。于是关羽便不再向江陵前进，率水军与刘备、刘琦等共同到了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蛇山北侧）。
由此可见，开始时关羽率水军想要去江陵，但在汉津遇到刘备后，便改变了方向。易书说：“和前来接应的关羽会合”，是说关羽到了江陵，又回来接应，岂不是瞎折腾一气！事实是：关羽在去江陵的路上，就随着刘备急转弯了，何曾到了江陵？
1 面目全非（1）
——古文翻译纠误之一
1．“刘氏种不足复遗”
“董卓打算废少帝（即刘辩），立陈留王（即刘协）时，曾经找袁绍来商量，并且说：‘刘氏种不足复遗’。也就是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结果当场遭到袁绍反对。”（《品三国》43页）
这件事见《三国志·袁绍传》。董卓所说的“刘氏种不足复遗”，不能翻译成“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遗，在这里音“位”，是交付、给予、赠与的意思。刘氏种，指皇帝的刘氏宗族，“刘氏种不足复遗”，意思是：在他们老刘家这一族人当中，只有刘协还好一些，不能把帝位再给予其他人了。
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说：
“卓欲废帝，谓绍曰：‘皇帝冲闇（暗），非万乘之主。陈留王犹胜，今欲立之。”
这条资料可以做上述文字的注脚。“皇帝冲闇”，是说少帝刘辩年幼愚昧，因而在“刘氏种”中“陈留王犹胜”（陈留王刘协还好一些），可见其他人就“不足复遗”（不配给予帝位）了。
这时董卓入京不久，他虽然要废立皇帝，人选还只能在“刘氏种”中选择，怎么会说出“要彻底颠覆大汉王朝”的话来呢！
2。“车驾旋轸，东京榛芜”
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决定迎奉天子，许多人有疑虑，荀彧和程昱坚决支持。《三国志·荀彧传》记载了荀彧的话，其中有“车驾旋轸，东京榛芜”的句子，易中天翻译为：“天子在颠簸，洛阳一片破败“（《品三国》73页），这译文是错误的。
车驾，是皇帝外出所乘之车，引申为外出的皇帝，或皇帝的代称。轸，车后横木，也代指车；旋轸，掉转车头返回。榛，是一种落叶的小乔木，果实就是榛子；榛芜，是草木丛生，一片荒芜。“车驾旋轸”，并不是“天子正在颠簸”的意思，而是说：天子的车驾已经回到了洛阳；“东京榛芜”是说洛阳一片荒芜，并不是一片破败的意思。杂草丛生是荒芜，满目断瓦残垣是破败，二者有所不同。尽管当时洛阳是既荒芜，又破败；而从原来的词意来说，应该是荒芜。
这年7月，16岁的汉献帝在军阀杨奉、韩暹的护送下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回到了一片荒芜残破的洛阳，处境仍然非常困难，所以曹操有奉迎天子的想法，与手下的谋士商谈此事。如果天子还在军阀的控制下在外面颠簸，曹操才不去淌那汪浑水呢！
3。“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初平元年（公元190），渤海太守袁绍和冀州牧韩馥等人，要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表示反对。易书写道：
“曹操悲愤地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也就是说：‘你们到幽州去朝拜新皇帝去吧，我自己一个人西进长安，到那里保卫当今皇上去！’”（《品三国》74页）
这件事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原文说是“太祖答绍曰”，是口头回答还是书面回答，不详。易书写为：“曹操悲愤地说”，而“悲愤”之意，为原文所无。这件事，只是一个基于本集团利益的口水之争，曹操并不是与现任皇帝有什么真情实感，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勤王”，有什么可以“悲愤”的？易中天添加一些情绪上的东西，往往会失去历史的真正韵味。而最主要的是：对“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翻译是错误的。北向，是面向北方，尊奉那个幽州的皇帝刘虞；西向，是面向西方，尊奉长安那个皇帝刘协；并没有让袁绍等人到幽州去朝拜新君，曹操本人西进长安去保卫现任皇帝的意思。说的是“北面”和“西向”，并不是“北上”和“西进”。
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先贤行状》的记载：建安九年（公元204），曹操攻克邺城，袁氏的守将审配被俘，曹操有意不杀他，而他始终没有说一句服软的话。临刑时，面向北方而死，说是“我君（袁尚）在北。”说明古代的忠臣义士，以国君或主公所在的方向为贵，有大事时要向那个方向祷告或跪拜，临死时也要朝着那个方向死去。我们看史书，这种例子很多，可以作为“北面”和“西向”的注脚。
4．“分野”与“奔北”官渡之战，袁绍惨败北逃，沮授被俘。易书说：“沮授也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就迎上前去说：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