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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乎其似世乎,”他处世的态度很庄严很庄重,一切的作法作为很严厉。“似世乎”,跟着一般世俗的走。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世俗的需要而这样做。得道的人处世,还远不止有这样的修养,每个条件他都具备。“敖乎其未可制也;”“敖”等于是很傲慢。傲慢到什么程度呢?你看不出傲慢,是绝对的谦虚。在傲慢与谦虚之间到什么程度呢?“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所以永远不出来,永远不担任任何名义的。“其未可制也”,他不属于哪一个范围。
“连乎其似好闭也,”虽然如此,他作人处事有一个范围。表面上看起来很固执,其实不是固执,一个人为人处事自己没有一个范围,超过了一个范围,结果当然是非常不好。因此得了道的人,他自然懂得人生,懂得处事。“悗乎忘其言也。”形容他使个个人佩服,信仰,也忘记了他的语言,因为他的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大家已经做到了。因此道家的人既不著书又不立说,所以后世有人讲“忘言之道”,自己不需要说话的,等于佛说“不可说不可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庄子写了那么多,老子也写了五千言,看来似乎只有释迦穆尼佛高明一点,自己没有动手写过一个字,都是弟子们写的。老子庄子都逃不了责任。白居易就笑老子:“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言老君是知者,如何自著五千文。”
在讲下一段之前,先提一个历史的经验与理论。中国历史上光辉的时代,有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这三者在文治武功上都了不起,值得钦佩。宋、元、明都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可提的。但是在这些光辉的时代,起真正指导作用的是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庄。所谓“文景时代,好用黄老”,是用黄老思想来做政治的指导。那么在中国这三五千年的历史中,究竟是哪一家的思想作指导,使天下得太平,时代起光辉的呢?这个问题不是研究过去的历史,而是二十一世纪的历史要我们如何开展,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问题,青年同学们要特别注意,不要因为读《庄子》而研究古书,这个古书何必研究它呢?所谓“温故而知新”,我们要知道未来,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启发,非常重要!我们向青年同学们提出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之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有两点。第一点,刚才讲的“文景之治”,在文化哲学史上都是讲以黄老,以道家思想做政治思想的主题,实际上不是这样,是八个字“内用黄老,外示儒术”。黄老是放在口袋里用的,外面标榜的招牌是孔孟的儒家思想。这八个字就是我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上的大秘密。那么它的重点在哪里?我们要知道一个传统,在中国过去当皇帝比现在困难哟,一辈子好坏,最后给你一个谥号做定评。如历史上的好皇帝,谥号“宣”的没有几个,如周宣王,汉宣帝,唐宣帝,明宣帝只有几个,凡是死后谥号是“宣帝”“文帝”的,都了不起。当然不希望将来再有如“献帝”,把国家都献了给人家的,“哀帝”那就太悲哀了,值得哭的,“殇帝”,短命死了的。所以一看帝王的谥号,就知道那个时代了,这是读中国历史要懂的。
上一次讲到,《大宗师》提出来,得道的人“内圣之学”证得了,就是所谓的真人。上面描述“真人”修养的境界和成就,下面描述“真人”内圣之后,是否入世起用?换句话说,得道以后是否要修道?这个修道就是道的用,也就是入世的关系。
以刑为体 以礼为翼
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
这四点,我们先从个人修道方面做一个了解。“以刑为体,”“刑”就是政治上的管理。后世道家讲到修道,一个人要长生,有两句术语:“未死先学死,有生即杀生”,“生”就是心念一动,就要把心念通通去掉;这个“死”,不是自己吃安眠药去死,是要烦恼杂念妄想通通死光,就是杀的作用。也就是说,心中的烦恼杂念通通死光,生命的本能才会恢复,才会长生不死。去掉心中的烦恼杂念,必须要自己来治理,当每一个思想观念,烦恼杂念起来时,自己要警觉,这些都是不好的,要去掉的。这样,慢慢地心性的本体就逐步得到清明了。如何去掉自己的心念,这个中间的修法就叫“刑”,所以,修道的人管理自己非常严格,就想法律上的刑杀,去恶从善,去掉恶念,专门保存善念,这就是“以刑为体”。
但是专门杀自己的念头,这还是消极的,所以要“以礼为翼”。“礼”的道理,现在很难解释了,它所包括的意义很多。大家晓得中国文化有一部最根本的书籍《礼记》,《礼记》包括了三体:《周礼》《仪礼》《礼记》。《周礼》等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哲学的法典,是中华民族的大宪法,几千年来的政治措施都是以《周礼》为根据。《仪礼》是讲礼貌礼节,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秩序,生活的艺术等等。《礼记》就包含更多的内容了,可以说诸子百家,所有的思想都出自《礼记》。譬如《大学》《中庸》等,都是《礼记》中的一章,后人把他们抽出来,另外变成一本专著。普通一般人都认为,《礼记》只是谈礼节的书而已,其实礼节只是其中的一项代表。什么叫做“礼”?并不一定是要你只管叩头礼拜的那种表面行为,所以我们解释“礼”,勉强的说,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但是这个说法不一定对。古人解释“礼者,理也”。“礼”就是道理,换句话说,它包括一切文化的原则,如果用比较流行比较漂亮的名词来讲,用新的观念来讲,“礼”就是哲学。这个哲学不是西方的那个哲学,这个哲学是借用的。那么,“礼”是讲什么呢?“礼”的真正精神是以道德为体。中国历代政治哲学最高的原则,是讲礼治而不用法治,礼治着重在于全民文化的教育,“礼”的不够,道德教育的不够,只好用法治,用法治就是“以刑为体”。
“以刑为体,以礼为翼”,这两句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光是自己管理得很严重是不够的,必须要了解“礼”的精神。“礼”的精神就是《礼记》开头的第一句话:“勿不敬,俨若思。”这六个字很难讲,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这是讲一个人的修养做到了,随时随地的没有杂念,没有恶念,没有妄念,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抱着虔诚恭敬的态度,处理事情,待人接物,不管做生意也好,读书也好,随时对自己都很严谨,很自敬,不荒腔走板。他的形态是“俨若思”,“俨”是形容词,非常自尊自重,非常严正、恭敬的管理自己。看起来他好像在想什么东西一样,但实际上没有想,因为他在“敬”的状态,这就是后人所讲的,随时在入定的状态。人的心境做到了永远在定中,在清静无为的状态上,根本不需要自己管理自己,就不需要象刑法一样来管理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随时清静了,所以说,光是“以刑为体”还不够,还必须“以礼为翼”,以真正的定慧精神辅助自己,然后处世之道。
“以知为时,”“知”同智,智慧的成就,可以引用孔子在《易经·系辞》中所讲的“进退存亡之机”来解释,一个人,天下大事也好,个人做事也罢,要了解自己什么时候该进一步,什么时候该退一步,随时随地知道自处之道。“以德为循”,随时在道德的行为上,自己知道人生的一个方向,一个路径。
这四点从个人道德修养来讲是如此。为什么这四点要反复说明?因为在几千年的帝王政治上,真正在历史上光辉的时代,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等,这些时代帝王的思想都是内用道家的黄老之学,尤其注重老子。实际上,老子是做招牌的,用的都是庄子,因为庄子相当于儒家的孟子,老子相当于儒家的孔子。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父子两代,大家都知道是“外示儒术,内用黄老”。在近百年中,许多著作,注意不是全体的著作,在讲到黄老之治,以老子为根本,而老子又主张“无为”,因此就认为这些了不起的帝王是“无为之治”,那他们怎么解释“无为”呢?当皇帝什么都不管即“无为”,既然什么都不管,那又管什么呢?难道只管吃饭吗?这样解释“无为”,真是莫名其妙。其实,汉唐“内用黄老”的用法,就是庄子这一段,这是它的精华所在。我们要了解,老子所讲的“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三宝”这个名词是老子先提出来的,后来佛家讲佛、法、僧三宝。老子讲的这“三宝”,是老子做人做事的三个秘诀,小至于个人,大到天下国家都一样,“曰慈”,儒家解释为仁爱;“曰俭”,它不仅是指省钱,还包括了省精神,和一件事情的简单简化,简单明了就办好了一件事,这是俭的道理;“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是讲永远跟在人家后面吗?不是,它指万事不要突出,因势利导的意思。不因势利导永远也做不好事,譬如山洪暴发,挡是挡不住的,一定要去挡,出的问题更大。如要挽救的话,就估计山洪的力量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的下游,稍稍一引导,顺着水势一带,就引进了河川渠川。这是因势利导,中间应用起来方法当然很多。这也是后世太极拳“四两拨千斤”的原理,也是兵法上讲的“以弱胜强,以寡击众。”这些都是老子无为之道中,“不敢为天下先”的道理里面变化出来的。无为之道是对做领导人讲的,但领导人做不做事呢?国家大事,一切都付之于法治,“以刑为体”。法治的精神并不一定是讲法律,用现在观念讲就是一切归之于制度化,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等于说上面的领导人手指头动一动,下面就跟着正常动起来了。所以省力少,成事多。这是“无为”的道理。注意,我们看到“刑”字,不要完全归之于法律,这就要了解历史了,完全依赖法律,在我们历史经验上很多,结果天下大乱。如果相反的,不重法治,天下也大乱,这就是运用之妙了,很难掌握。事实上,在历史鼎盛的时代如汉唐,真正的引用就是庄子这一段,还包括了《外篇》《杂篇》所有的东西。
对于这一段,在我们文化史上还有一个东西必须了解。我们都知道,中国法家的学说出自道家。法家是非常残酷的,尤其历史上记载的,法家用法治世,太严格了,就变成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完全讲法治的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归于《酷吏》的传记之中。我们看了这些非常残酷的酷吏,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道家是讲道德,讲慈悲,讲清静无为的,为什么法家出自于道家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偏差呢?我们知道,一个修道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为注重道德,就会对人对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个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本来我们学佛很解脱,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来很自在,但是真出了家,反而不自在了,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守住戒律。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对自己要求管理得很严格,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所以法家在中国文化思想上,它就是戒律,是对整个社会,对全民的戒律,用之太过就变成残酷了,用之适当才好。所以法家自适最重要。
所以庄子提出了“以刑为体,以礼为翼”,那么光“以刑为体”行不行?不行,还必须“以礼为翼”。因此儒家有两句话,孔子讲得很彻底:“徒善不足以为敬,徒法不足以自刑”。光讲道德,劝人为善,那可以做宗教,宗教就是如此。宗教家认为,宗教推行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这个理想很高,实际上做不到的,“徒善”会搞得一塌糊涂,所以辅助必须要有法治。如果光信赖法治,“徒法不足以自刑”,路也会走不通。我们懂了孔子这句话的思想,对于“庄子”“以刑为体,以礼为翼”的道理,就知道儒家道家完全是一样。
庄子又对这四点加以引申:
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