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状元，开始当袁世凯老师，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是不同意的，当然中间的过程还有很多，所以隐士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政权上，勉强等于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就是不同意主义，既不反对，又不赞成，就站在旁边看，按西方民主政治的讲法，我这一票不投，有保留权。在西方民主政治中，不同意主义的主张，保留这一票，乃至这一票最终成为有决定权的一票。真是太严重了。
失节夷齐
中国隐士思想在历代都起了这个作用，历代帝王都怕这一面。满清入关以后，康熙想尽办法想把这一部分人收罗起来。在康熙到乾隆这一百年间，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特别恩准，马马虎虎，只要报个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给与很好的官位，结果有很多人，在这种诱惑上动摇了，而进了“博学鸿祠科”。有些隐士不同意满清的，最后都被康熙乾隆挖出来了，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的讽刺，但是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祠科”，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因为许多人看见第一批“博学鸿祠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去的被推到门外去，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描写当时明朝的隐士，本来是想做白衣的伯夷叔齐，不投降，结果是“一队夷齐”还不止一个两个，都投降了，因为首阳山上的菜根都吃光了，把这些人挖苦得很厉害。
隐痛诗人 吴梅村
康熙时代，针对这一批想当高士的学者文人，也想同伯夷叔齐一样，如在文学上有名的诗人吴梅村，屡次被清政府征召，都坚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逼得他没有办法只好出来。当然吴梅村有他的理由，妈妈年纪大了，如果妈妈不在，可以当忠臣。要当忠臣很赔本的，要拼命的。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所以他的诗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无由识九还。”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他在应召进京的时候，当时江浙一带的学者都来送他，开了一个号称“千人会”为他饯行。这也是清政府发动的，吴梅村出来投降了，这对吴梅村来讲，比戴手铐脚镣都难受。有一个青年，没有参加这次集会，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来一看，脸色都变了。旁边的人觉得奇怪，看了这封信以后，大家的脸色也变了。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还不要宣布散会，在座的人就一个一个溜走了。这年青人了不起！这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所以中国文化精神中，隐士派不同意主意的思想，始终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起很大作用。为大政的人，对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
前面讲到的狐不谐、务光、伯夷、叔齐这些人，在历史上称为高士，但在正统道家思想看来，还是属于没有出息的，把自己这一条命陪进去以后，既不能救国家救天下，又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现在庄子提到：“是役人之役，”就是跟着人家转。等于讲，人家放火时，他愿意不放火，可他站在火光旁边拼命地叫，这个叫有什么用呢？真是莫名其妙。“适人之适，”人家在忙时，他也在跟着在旁边忙，你毕竟进来参加忙也好，他又不参加，搞得不伦不类的。“而不自适其适者也。”他对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安排都不懂。庄子在这里，把历史上的高士们批评得一钱不值。
高士严子陵
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庄子讲入世的“大宗师”的思想，为了说明“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提出东汉时的严子陵来加以发挥。严子陵的少年同学汉光武刘秀当了皇帝，他不同意也不反对，研究历史就要在这些地方着眼。我们知道，汉光武刘秀的好处比汉高祖刘邦多。伏波将军马援，开始是反对刘秀的将领，有次因某件事，作为代表来看汉光武。当时汉光武统一了中国，只有陇西和四川没有统一。马援与刘秀一见面，两人谈得很投机，马援回到陇西，老板隗嚣问他：刘秀与他的祖先刘邦相比怎么样？马援讲：刘邦豁达大度，气魄很够，人很豪爽，这一点两人不相上下，很难比。不过有几点不同：第一点，刘邦不喜欢读书喜欢骂人，刘秀喜欢读书不喜欢骂人，而且学问很好，很有辩才；第二点，刘邦爱喝酒，刘秀不喜欢喝酒。隗嚣说：照你这么讲，刘秀看来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啊。马援本来要讲刘秀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做人家的部下，只好这么讲，所以马援之所以是马援，多会讲话！了不起！刘秀的好处很多，历代帝王都杀戮功臣，汉高祖就杀戮过很多功臣。但刘秀在一统天下以后，没有杀戮过一个功臣。但是严子陵为什么还有许多不同意他的地方？自有他的道理。严子陵也许是一个在当时局势中，不作第二人想的人物。但是他也深知刘秀不简单，这个位置已属于刘秀的，他就悠游方外，再也不想钻进圈套了。因此他就反披羊裘，垂钓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严子陵好像得了庄子的秘诀一样，所以他不姓严姓庄，应叫庄子陵。历史就是人生，把历史读通了，我们才懂得怎么做人。不要弄得像现在大学的史学系一样，自己好像比历史还高明，然后去分析历史批判历史，结果你不是历史，你是书呆子。现在研究历史同我们过去不同，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是使自己懂得如何作人做事，现在不然，现在是比历史都还要高。所以研究严子陵，要懂得研究历史的困难。
刘秀作了皇帝之后，唯独怀念这位同学，下命令在天下查访，希望他来见一见。有人报告，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有一个反穿皮袍垂钓的人。现在街上最时髦的是把皮袍反过来穿，在汉朝却是很怪的，皮袍应该穿在里面的。古代穿皮袍是有学问的，官人与百姓穿皮袍是有区别的，官人不敢把穿的皮袍露出来，外面要套一层粗布，表示谦虚。虽然是做假，但这假的后面有中国文化，痛恶你奢侈，拿富贵来骄人。但皮袍多贵啊，相当于现在好几千美元，又要用粗布盖住，又要表示里面有皮袍，那就把皮袍边上的毛，露出来一点点。老百姓却不敢这样，皮袍要短一点，盖在里面不能露出来。过去有功名有地位的人才可以穿长袍，所以读书人有了功名回乡叫绅士，绅，就是衣服前面后面都快要盖拢脚了。老百姓冬天穿皮袍，不能超过膝盖以下，这都是文化的故事，不讲的话，我们死后你们不知道了，都认为千古以来皮袍是反着穿的，那就不是中国文化了。反穿皮袍这事一上报，汉光武一想，这一定是严子陵。就把他接到京城里，但严子陵还是不愿意做官。汉光武说，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如今见面还是同学，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睡在一起，好聊聊天，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似乎又目无天子。所以有太史公发现“客星犯帝座”的说法。总算刘秀确有大度，没有强迫他作官，终于放他还山，仍然让他过着悠游自在，乐于江上垂钓的生涯。
历史上称赞严子陵高得很，但到了清朝有人就说他不高了。有两种相反的论调，因此相传后世有一位上京考功名的秀才，经过严子陵的钓台，就题了一首诗：“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这真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了漏夜赶科场”的对比写照。但相反的，后人有对他作极其求全的批评，有人说严子陵一点都不值钱，这些隐士假的。怎么讲呢？“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波茫茫何处寻？”他是说严子陵反穿羊裘去钓鱼，分明是故意沽名钓誉，要等汉光武来找他，用此为求成名的手段。如果真想逃名避世，当时只着一般渔人所穿的蓑衣斗笠去钓鱼，谁又知道富春江上多了一位渔人便是严子陵呢！那么，当皇帝的同学刘秀，岂不是也无法找到你了吗？因此他批评严子陵是有意弄噱头，求虚名，而非真隐的人物。
如果照这种严格的要求隐士、高士、处士的标准来讲，凡是被历史文献所记载，为人世所知的人物，乃至神仙传记或佛门中的高僧，也都是一无是处的。相同的，宋朝的大诗人陆放翁便说过：“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己自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陆放翁对隐士思想推崇得很高，道家的思想，真正要做个高人隐士，是不应该在这个世上的，还要在这十一层楼讲《庄子》，那都是为了赚钱的问题，决不是高士。被一般人知道是隐士就错了，像严子陵一样，都辜负了自己开始的存心，那你们又何必批评严子陵做假呢？巢由是黄帝时代的隐士，尧舜请他当皇帝他不干。像类似这一类的事情还很多。所以，从这些事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思想对隐士思想推崇得不得了。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个招牌，甚至于说，我们历史上已经出名的高人隐士，都受文化史的批评。在好的一面讲，这个文化思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道家思想形成了隐士学派。隐士学派在中国三千年，二十五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他们在国家时势危机时，拨乱反正救世救人时，就出现了。等到天下一太平，许多人连名都不留就走了。就是合于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青年同学研究中国文化，对这个问题要密切注意一下，过去一百多年来，所有的著作好像没人提到这一面，甚至于说忽略了它，乃至于不了解它。对于这一段庄子说隐士，我们加了许多的闲话，作了一个说明。现在再看庄子的申述。
真人的境界
“古之真人，其状羲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
上古时代得道的真人，代表我们老祖宗的，够得上称为“大宗师”的人，有了出世的修养成就，然后再做入世的事业，所谓能够救世救人，庄子称他们为真人、至人。这些真人外表的作为，非常讲仁义，为仁义而为之，可以牺牲自我，却不结党不用私，是天下为公的。所以，做了就做了，不希望你来恭维我，力所当为、义所当为的事，做完了不需要别人知道。庄子这里不提仁只讲义，这个义不是义气，是讲爱人的发挥。儒家孟子解释义：“义者，宜也。”中庸之道，恰如其份，恰到好处就是宜。举例来讲，火烧起来了，我赶快挑水灭火，水不够再去挑，万一挑累了就算了，听其天命，反正我尽力了，这就是“宜”，做到恰到好处就算了。墨子对义的解释带一点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义也。”“天下有难，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自己牺牲了在所不惜，这是墨家的思想。庄子这里讲的“义”是近于墨家的义，不是儒家的义。“若不足而不承；”得了道的人做人处世，永远没有自满，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不够。“而不承”，不接受什么，也不想什么东西属于自己，只有拿出来的。中国历史上，很多道家的人物出来因应时势，拨乱反正以后，“功成、名遂、身退”，一个个都溜走了。为什么呢？他们都很谦虚：“我德性不够啊，天下国家你搞就好了嘛。”是永远都不满足自己的。
“与乎其觚而不坚也，”道家做人都是内方外圆的，虽然对人都很和蔼，无可无不可，但是他没有成见，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才能“张乎其虚而不华也”，像花一样张开，自己内在空空洞洞，无主观无成见，没有虚华，不宣传，永远是虚怀若谷。这是做人的态度。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乎，敖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
真人对于人生是乐观的。“崔乎”就是巍巍，高大之意，他虽然站在最高的位置，也有很高的成就，但不是为欲望驱使去做的，是为了天下，“不得已而为之”，是“不得已”去做的。真人虽然对社会贡献了一切，态度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点觉得，我帮助了你，你要谢谢我，没有这回事，“与乎止我德也；”“与”就是同你共同做了事，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停止了，因为不能再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