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时分，战斗打响，当年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日军的一幕又在钟祥再现。日军昏天黑地从梦中惊醒，脑子一片混沌迷糊中，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觉得眼前一道白光一闪，就临到自己头上了……。这一场夜间奇袭，只杀得日军仓皇失措，乱成一团，恰似一只只被掐了头的苍蝇，四下乱窜。日军旅团长山本惊得只穿了一条裤衩，急令日军一○四团应战，掩护旅团部向钟祥县城内撤退。日军一○四团团长柴田卯一，此时已完全控制不了已乱成一锅粥的部队，只好率领身边的部队拼命抵抗，掩护山本旅团长脱险。
混战中，我军左砍右剁，奋力冲杀，日军虽装备精良，但突遭袭击，迷糊之中摸不清头脑，更谈不上有力的抵抗，在我军冲杀下，只有抱头鼠窜，忙着逃命了。
拂晓时分，任团长便下令收兵，撤出战斗。这一次奇袭，我军只伤亡280人，却歼灭日军一○四团近千人，缴获的战利品，用两个运输营的驮马搬运两天方才运完。
19日，张自忠写信给一三二师师长王长海祝捷：“此次我军出击，克奏肤功，端赖各官兵奋不顾身，勇往迈进。此种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精神，至堪佩慰。牺牲虽大，所换之代价也极伟大。我将士能为国家、民族如此誓忠效命，尤多具无上之光荣。惟眷念部伍伤亡，战场劳苦，则更无时不具深切之惨痛与焦念。除先发给该师奖金5000元，由我弟给各部队，并一面电呈委员长请予奖励外，务望我弟即代向各官兵恳切慰问，并致深切惦念之意，是为至祷。专此布达，顺问大安，并祝胜利。”
由于日军对这次冬季攻势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后来双方于长寿店、钟祥一带形成对峙。二十九集团军也因攻击无法进展与敌人相持。
为了打破僵局，20日，张自忠率领特务营又一次东渡襄河，进至丰乐河附近的果园村督战。第二天，张自忠率领幕僚赶往距前线仅有1200米的长寿店三十八师指挥所，带来几门刚刚运到的俄造一九○九式76。2毫米野炮。正在与敌艰苦战斗的三十八师官兵得知总司令来到长寿店，并带来重炮，都忘了疲劳和饥饿，齐声欢呼：“总司令来了，有办法了！”
根据预先考虑的方案，张自忠首先派遣一一二团团长张文海率一营兵力负责确保前线丰乐河间我之后方交通线；同时命令一八○师及骑兵第九师破坏京钟公路，阻击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性；然后指挥三十八师主力向钟祥以北之敌发起进攻。
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炮声震得大地不住颤抖，枪声响得像炒爆米花，官兵们在张自忠的督促、激励下，攻克一个又一个山头，不怕牺牲地向敌人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
日军在我强而有力的攻势下，打乱了阵脚。敌人第十三师团一○三旅团旅团长山本听说这里的军队又是张自忠的军队，而且还有情报说张自忠亲自在这里指挥作战，他不禁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不安地踱着。
他一边焦躁不安地蹀躞着，一边忍不住骂道：“咋又碰上这个张自忠哇！真的个大大的阴魂不散哇！难怪板垣、专田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把他叫作‘活关公’哇！看来同他硬碰硬是很难碰得过他的！那就只好撤吧，都撤回城里来，先避开这‘瘟神’再说吧。”
从22日开始，这支日军开始向南退却。三十八师乘胜向钟祥以东的黄家集、东桥进攻，并以一部围攻钟祥、洋梓的敌人，战局对我军很是有利。
但是，江北兵团方面却出现不利形势。
日军第十三师团集中兵力向汉宜公路反攻，江北兵团损失惨重，于22日撤回襄河西岸。
日军随即将兵力转用于京钟公路方面，右翼兵团压力骤增，战局转眼之间变得严峻起来。如果顶不住日军的疯狂反扑，那么第五战区的冬季攻势不仅会以失败而告终，同时襄河防御也会出现险情。
我军各路出击部队纷纷告急，要求后撤。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在电话中说：“现在伤亡太大了，有的地方没有人了，阵地空隙太多、太大，现在前方非常紊乱，……可否稍向后移动，以便整顿战线。”
在三十三集团军的苏联顾问见各方面战况均不妙，也建议后撤。但张自忠不同意。他说：“越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越要坚持住，如果轻易后撤，就会造成军心涣散，兵败如山倒，导致全线崩溃。”
他在电话上严厉地对李汉章说：“来电总说牺牲惨重，营长以上的长官死了几个？今天退，明天退，退到西藏敌人也会跟踪而追。现在是军人报国的时刻到了。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已死去的兄弟。希望你苦撑几天，以待援军，免得你我都成为国家罪人！现在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地，后退者死！”
官兵们咬紧牙关苦撑，在长寿店东北一线与敌展开殊死决战。张自忠这时将预备队第八十四军投入战斗，基本稳定了战线。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梅花欢喜漫天雪（4）
12月27日，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三十九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在空中火力掩护下，向右翼兵团发动凶猛反扑。双方再次展开拉锯战，战斗异常激烈，伤亡十分惨重，以致素来稳健沉着的黄维纲师长都感到压力太大，难以支持。设于果园的总指挥部连遭日军炮火袭击，屋顶被炸塌，泥石纷纷往下落。张自忠不顾大家的劝谏，仍安坐其间，坚持指挥作战，直到援军到来，战况好转，才将总部移到张家集。
应援右翼兵团的周碞的七十五军、李及兰的五十五师于1 月初到达前线，使战局大为改观。2月14日，张自忠下令发起反攻，日军第十三师团抵挡不住，向东南方向溃败，我军紧紧追杀，获得重大战果。
右翼兵团的冬季攻势，于1940年3月上旬结束。
这次全国性的冬季攻势，是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惟一的一次战略性的进攻行动。投入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战场遍及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和珠江两岸。
据统计，冬季攻势共歼敌9。2万余人（含昆仑关战役）。其中第五战区歼敌20840人，俘敌36名，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张自忠的右翼兵团战绩居首，歼敌一万余人，并缴获大批军事物资。
冈村宁次承认“受到敌军顽强、频繁反复进攻的第三师团的信阳和应山方面，第十三师团的襄河河畔及第六师团的崇阳和通城方面”。而第十三师团，正是张自忠右翼兵团的打击目标。
3月18日，蒋介石致电张自忠：“此次京钟之役，该部不顾牺牲，与敌苦战，忠勇效命之精神，殊堪嘉慰。除电李司令长官代为嘉慰外，其伤亡损失亦已交军政部迅予补充外，并准先发给该部犒赏及补充经费五万元。”
在后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亲自提出：冬季攻势以张自忠主持之襄东战场收获最为可贵，誉为各战场之模范。
冬季攻势中，前线将士高昂的斗志、民众的踊跃支前以及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使张自忠十分欣慰和鼓舞。
战斗期中，《扫荡报》记者张剑心前来采访。张自忠对张剑心说：“这一个多月的战事……战况是那么样激烈，日军的飞机、炮火，是那么样的密集猛烈，有时候日本人一天发射一万多炮，有几天同日本人拉锯30多次，而我们部队，就连一部分训练不久的新兵也没有一个借故后退的。……我从总司令部到第一线的途中，没有见到一个借故后退的士兵，也没有见到一个轻伤退后的士兵，这真是以往战争所仅见。尤令人感动与兴奋的是，这一次民众帮助军队的热心。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很多的担架队、运输队，昼夜不息地抬伤兵、送子弹……我们所在第一线的部队，买给养、烧水、做饭，完全是当地的老百姓协助，他们一个也不跑，镇静得如同后方民众一样，这给我们军队增加不少的便利与助力。我们这次能够击溃日人，歼灭日军，得力于民众的协助，实在非常伟大。”
他对张剑心等采访记者特别强调：“这次出击，我们各部队协同方面，也有很大进步，往往能以自动应援友军作战，奉令侧击或夹击日人之时，行动也异常迅速。这都证明了我们确是越战越强。”
冬季攻势对日军的打击也是相当沉重的。日军方面承认：“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不小……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时为最。”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冬季攻势“使日本军得到重新估价中国军战斗力的机会”，甚至“引起圣上虑念，中央不安”。日本的军事历史学家桑田悦、前原透也评价说：“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和作战士气，大大超出日军的意料，尤其是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反攻异常猛烈。中国军队虽未实现夺回武汉这个冬季攻势的目的，然而日本方面深深感到解决中国事变的前景已相当暗淡。”
但是，从这次冬季攻势上看，国民党的决策在战略思想指导上，应该是错误地估计国内外形势基础上作出的，它违背了持久战的根本原则，也脱离实际。以张自忠的右翼兵团而言，投入的兵力不谓不多，将士的作战不谓不勇，但最后不仅未能达到“进攻汉口”的战役总目标，甚至连钟祥县城也没有攻克。至于其他表现平平的部队，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这说明，在缺乏强大炮火和装甲突击力量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兵力优势和士兵的勇猛不怕牺牲，对日军早有准备的坚固阵地，最多也只能实现战术突破而达不到战役突破的目的。以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还不能向日军发起战略性的反攻。所以还只能坚持持久战，以消耗其有生力量而达到使其逐步削弱，最后战而胜之的胜利目标。
张自忠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却充满着信心。他在《扫荡报》记者张剑心采访他时，曾对张剑心道：“我愈战愈强，日军愈战愈弱。这两句话，经过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任何人——我想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能加以否认，也不能不相信了。……我们这次抗战，虽然损失了许多土地、人民财产，但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我们都具有百战不挠的‘战术’。我们都深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鄂北、湘北、粤北的胜利，这便是我们胜利的前奏，也就是日军‘三战三北’而最终必溃的预兆。”
两年来，张自忠转战南北，屡克日军，战功彪炳，威名远振，成为一位抗日名将，在鄂北妇孺皆知，民间流传着不少他的故事和歌谣，歌颂着他的抗日英雄事迹。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梅花欢喜漫天雪（5）
作为爱国将领，张自忠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本就多少富有一定传奇色彩，这就必然会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加上他自从重返部队以后，几乎每战皆捷，成了对日本作战的“常胜将军”，这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几乎绝大多数逢日必败、普遍害着“恐日症”的情况下，更显得卓尔不群，惹人注目，更成为各大报刊记者们追逐的对象。
这一时期，国内一些著名记者，如彭子冈、陆诒、张剑心等人，陆续来到襄河前线采访张自忠。其中《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是受周恩来的嘱托特地来采访张自忠将军的。
张自忠诚恳热情地接待这些来访者。
他一度对记者有较大的反感，那是在平津冀察政务委员会时，对他不理解而报道失实所致。如今他对记者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他认为通过这些记者的笔，可以向大后方告诉前线将士们抗日的情况，可以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激发民众抗日的激情，促进全民族一致起来抗日，把日寇侵略者从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所以他现在不再讨厌记者，反而非常欢迎他们来前线采访。
在交谈中，他还和往常一样，谦逊而质朴，从不夸夸其谈地叙说自己的战功和艰辛，而是诚挚、坦率地就一些关系抗战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换看法。
关于前线面临的问题，张自忠着重强调的不是物资给养的匮乏，而是文化食粮的奇缺。他对记者陆诒说：“报纸、刊物对鼓舞前线士气，作用很大。前线部队对文化食粮的需要，其迫切程度不下于弹药和给养。最近敌机在前方散发汪精卫的传单，敌人对我们加强政治攻势，但我们对前方供应文化食粮的工作太差，反而不如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