吭�30万元，减少到11万元，到了1936年底，就达到收支平衡。
他整顿商会和各业公会，组织新商会。经过整顿改组，将奸商、无耻买办一概剔除，从根本上解决了内部矛盾。新商会与市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协调管理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自忠在天津执政一年中，为整顿工商业、振兴天津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收到相当的效果。根据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如1936年7 —12月，天津新开商号1 146家，较上半年增加253家，歇业389家，比上半年减少388家；1937年1—7月，新增加商号1 610家，比1936年下半年又增加464家。对美输出在天津输出中居首位，1936年天津向美国出口商品总值2 424万美元（合国币8 794万元），比上年增加545万美元；1937年1—6月，累计达1 821万美元，又比1936年下半年增长40％多。商品出入口总值，1936年7—12月，天津出口总值国币1．2亿元，比上半年增加3 715万元，进口约300万元，较上年减少298万元。1937年1—3月，每月出口总值1 086万元，比上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
这些都是天津市经济有所发展的明证。这和张自忠的一系列措施分不开。
张自忠对于教育、科学、文化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和支持，也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些都可以从当时天津《大公报》刊发的报道得到证实。
在各种市政设施方面，张自忠做了很多工作，如扩大救济规模，制定《救济事业组织大纲》，成立天津市救济院等；扩大市立医院，改善医疗条件；兴建市政工程数十项。他还做了如颁行《学徒契约》；设立职业介绍所；设立劳工休息所和车夫休息所等造福利民的好事。
对于走私、缉毒，张自忠在天津任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支持缉私，他命令三十八师也参与了此项工作，使天津缉私工作大有起色。天津四郊，查获私货甚多。《大公报》称：“走私者几无立足之地。”私货报税者激增。可见缉私的力度和成效。
在缉毒方面，他发表禁毒公告，组织禁毒宣传队，命警察挨户发宣传品，令市立医院收容戒毒者予以治疗。他还令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打击贩毒分子，收缴毒品。
1936年12月28日，天津市政府公开焚毒，将收缴的1万多两毒品，在新车站铁道外广场当众焚毁。
到1937年元旦前，天津市共查获烟毒案计691起，各医院收容吸毒者500人。市政府内吸毒或有鸦片嗜好者78人全部肃清。
1937年4月15日，将捕获的吸毒犯王杏林依法处决，30日，又将逾期不戒的吸毒犯赵德胜枪毙。
在“六三”销烟纪念日，又将收缴的毒品两万多两、毒具8 600多具，当众销毁。这可算天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禁烟壮举，大快人心。
在社会治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张自忠的主持下，制订并颁布了加强治安的《闾邻组织暂行办法》，下令增设外事警察，专门处理租界外侨纠纷，使租界社会治安得到改善。
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1936年市公安局共办案734起，其中盗窃案386起，匪徒案143起，抓获匪徒245名，缴获枪支32枝，子弹1 200发。1937年在张自忠的领导下，市警局进一步加强治安整顿，主要措施包括：试办模范警区；设置报警亭和分区盘查所；增设火灾瞭望台，增购救火车；严格管理乐户、娼妓；扩充拘留所；恢复设立天津东站外国人入境护照查验所等。这些措施使天津的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
张自忠在天津市长任上，可以说是政绩甚卓，但荆棘也甚多。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2）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在地盘、兵源和财力等方面均获得有利条件，编制迅速扩充至五个师，即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第一三二师、第一四三师和骑兵第九师，另有若干独立旅。全军正规军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人以上。
其中，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辖五个旅，即第一一二旅、第一一三旅、第一一四旅和独立第二十六旅、独立第三十九旅，另直辖特务团和教导大队，每旅辖两个团，连同特务团全师共11个团，兵力达两万余人。根据1936年国民政府陆军调整师（即甲种师）编制表，每师定员10 923人，可见三十八师实力相当于两个甲种师。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天津市及其周围10公里内只许列强驻兵，而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为了确保天津治安及应付突然事变，张自忠特地充实加强了天津保安队原有3 000多名官兵的武器装备，不仅配齐了全部武器，还增拨轻机枪102挺，手枪800多把，装甲车二辆，机械摩托车10辆，使保安队成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张自忠还将三十八师特务团调入天津改编为保安队，用以拱卫市政府。
三十八师的5个旅被分别配置在天津和北平市外围。第一一二旅黄维纲旅主力驻小站，一部驻大沽、葛沽、咸水沽；刘振三第一一三旅驻廊坊；董升堂第一一四旅驻韩家墅；李致远独立第二十六旅驻马厂；阮玄武独立第三十九旅驻北平黄寺。
上述各部与天津市内保安队形成犄角之势，基本控制了天津及其对外交通要道。
针对日军在天津驻扎重兵的情况，张自忠曾密嘱一一四旅旅长董升堂说：“我们的官兵多来自农村，对市内街巷道路地形不熟悉，一旦发生战事，很不好办，必然陷于被动。你叫班长以上的士官，换穿便衣，每天分班轮流进城熟悉地形道路，特别要注意日租界里的大街小巷交通分布情况。你旅的官兵，除现穿的陆军军服外，每人还要准备保安队、警察的服装各一套，并控制卡车若干辆，一旦与日寇发生冲突，就换上保安队的军装，特别地区穿上警察服装，用卡车迅速送进城里，应付市内的事变。”
张自忠认识到，中日之间，迟早必有一战，所以他仍然花大力气抓部队的建设，即部队训练与改进装备，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936年，二十九军派员到南京进行交涉，国民政府拨给二十九军2 000枝汉阳造步枪，八门步兵炮和400万发步枪子弹，南京政府还决定每月给二十九军补助军费80万元，军械不足部分二十九军自筹资金从国外购买。
在这个时期，二十九军就从国外购捷克式步枪一万枝，自来得手枪400把，高射炮12门，子弹数百万发。
同时，宋哲元、张自忠还利用辖区内的大沽造船厂制造轻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并在天津制造了大量子弹。
这样一来，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与长城抗战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火力水平已不次于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了。以张自忠的三十八师为例，列兵每人捷克式步枪一枝，刺刀一把，手榴弹四枚，排长多用冲锋枪，连长每人一把自来得手枪，每班配掷弹筒二门，枪榴弹发射筒二枝，捷克式轻机枪一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700多挺，较之当时中央军甲种师的274挺多出一倍多。战斗力由于武器装备的改善而大大提高。
这一时期，张自忠对三十八师军官的培训也抓得很紧，除了保送部分将领到南京受训外，还通过自办教导队和二十九军军训团培训军官。
二十九军军训团成立后，张自忠与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联名邀请隐居在北平的原西北军将领佟麟阁出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训团长，主持二十九军军训工作。长于军事教育的原西北军将领张寿龄赴西安任职，路经北平，张自忠闻讯，邀他赴津一晤，劝说他留平为二十九军办军事教育。张寿龄接受了邀请，留平担任了二十九军军训团教育长。
在佟、张二人主持下，军训团办得十分出色，为二十九军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
由于正规军队平时不准入驻市区，因而保安队便成了市内保证社会治安、应付突发事件的重要武装力量。
张自忠告诫保安队官兵说：“保安队员有保护天津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不准任何人侵犯扰乱天津市治安。全体官兵应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对于重要街道，特别是靠近日租界一方的街道，必须加强守备力量。准备的麻袋、拒马、铁丝网等各种路障，要随时检查是否适用。要多练习巷战动作，精练射击技术，要做到动作迅速，射击准确，使挑衅、破坏者不敢妄动。”
有时，张自忠还亲自组织部队训练，并和士兵同甘共苦。
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外交活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上任后，便率译员对英、美、德、法、日、意等国驻津领事及驻津司令官，作了礼节性拜访。
1936年9月8日，张自忠在市府花园后楼，宴请各国领事。
1937年2月26日至27日，他又与新任河北省主席兼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共同作东，在市府花园后楼，先后宴请英、美、法、意等各国驻津司令官和英、美、法、日、德、意、奥、苏、荷、丹、希、挪、芬、卢、比、西、瑞士、瑞典、巴西共19国驻津领事。
张自忠在外交风度上虽然并不潇洒倜傥，巧于词令，但是却得到各方面的好评。就在他与冯治安宴请各国领事和驻军司令官的第二天，天津《大公报》说张自忠在这个招待会上表现出“礼节周到，言词谨慎，态度恳切持重”，由此而得到各国驻津人士的赞誉。
的确，在天津市长期间，各国驻津人士和他相处是很融洽的。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3）
作为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出任天津市长，自然和日本人打交道应酬较多。由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日方军政要人频繁来津。冀察当局的对日政策是以“睦邻亲善”为主，这是宋哲元集团在立足未稳之际，为在华北稳住阵脚、扎下根基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策。张自忠的对日外交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这些日本军政要员来津，张自忠不得不进行接待、宴酬，如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田尻爱义、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驻苏大使重光葵等等。他也出席了一些日本人的宴会。尤其是参与了宋哲元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商谈的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一些经济建设项目，特别是“四项原则八个要项”等。这些都成为张自忠日后在南京被视作“汉奸”而遭受冤屈的口实。这是后话不提。
张自忠刚上任天津市长不到一月，便发生了两起突发事件。
1936年7月9日，驻扎在塘沽的日军30人，在海河演习强行军，乘小艇一艘，驶到东大沽欲行登陆，当即为驻扎在此的二十九军一四三旅刘团一营所阻。日军不顾阻拦，强行登陆。双方开始枪击。经双方长官训令，方告制止。
10日，刘团长奉命往访日军队长香川，表示歉意。张自忠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陈中孚也出面向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婉为解释。日方没有提出要求，事件平息。
接着在7月22日，发生了“金刚桥事件”。
7月22日上午，在金刚桥附近的天津市政府大门旁，几名市府保安队的士兵，持着枪正在门口执勤。
这市政府保安队，实际上便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特务团调进城来的人。按照清政府所签定的《辛丑条约》，天津城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但这难不倒张自忠。他把特务团改成保安队，驻在市政府内，一是保卫市政府；二是万一发生战事，这是一支立即可以动用的精锐队伍。
由于当时天津的情况十分复杂特殊，所以在市政府的周围，都构筑有工事，每个射击孔都有士兵值岗，随时戒备着。
这时，一辆汽车驶了过来，那是一辆卡车，车上有一个人被用绳子捆着，脸上还带着伤痕，还有几个人手里拿着枪押着。
当车驶到市政府门前，那被捆着的人便放开喉咙大声地喊了起来：“救命呀！快来救我呀！”
他的喊声，惊动了门前执勤的保安队员，也惊动了隐伏在每个射击孔内执勤的保安队员。大家发现，那车上被捆着的人是市政府保安队（警卫团）第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歧！不好！张分队长外出一定是被土匪绑了票。
这辆卡车恰好又没有任何特殊标志。当下不由分说，门前值勤的队员当即朝天鸣了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