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等。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贰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
第二章 二十世纪的汉语训诂学
更新时间2010…5…20 10：43：23 字数：27255
何九盈
站在中国语言学史的角度，回望二十世纪的训诂学历程，深感这门古老的学科，由于远因近因外因内因的种种制约，其现代化进程充满了矛盾、困惑、危机。
一、训诂学的衰落与中兴
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训诂”二字曾因附庸经学而为士人所熟知。一个学童在读《三字经》时就已懂得：“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时至今日，不要说小学生已不知“训诂”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学生也很少有人知道“训诂”是怎么一回事了。训诂已由主题话语变为边缘话语，由千年显学变为只有少数人从事的极为冷清的专家之学。这究竟是可喜的进步呢，还是值得担忧的退步呢？从现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训诂学自身而言，退步中包含着进步。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是：训诂学地位的升降，关系到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系列复杂的矛盾。梁启超说：“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页。东方出版社，1996。中国训诂学极盛于乾嘉，到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跌落下来，失去往日的辉煌，渐呈积衰之势。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使训诂学的主要根据地江浙一带战火连年，书毁人亡。同时，学术内部兴起的宋学对汉学的批判，也动摇了训诂学的显学地位。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势，宋学家指责汉学家搞的训诂之学乃无用之学、破碎之学。方东树说：“汉学诸人，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汉学商兑》39页。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一些并非宋学营垒的学者，出于社会责任感、道德责任感，也对训诂考据提出非难。如陈澧说：“今人只讲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遂至于终年读许多书，而做人办事全无长进，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此风气急宜挽回。”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668页，商务印书馆，1997。有的人甚至把鸦片战争的祸根，把太平天国的兴起，都归罪于考据训诂之学，这跟顾炎武等人把明朝覆灭的原因归罪于王阳明的心学一样，都是号错了脉，诊断失误。考据训诂只不过是少数学人从事的一种传统文化，文化并不是行动的主体，它不能对一个王朝的盛衰负任何责任，行动主体是王朝的统治集团和王朝所规定的制度。了解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把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把意识形态与人文知识混为一谈，使学术发展经常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乾嘉而后，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训诂学就一直面临这样的厄运。
继汉宋之争而起的是今古文之争。今文派要战胜古文派，其策略还是宣判考据训诂为“无用”之学。康有为说：“自（刘）歆始尚训诂，以变异博士之学，段王辈扇之，乃标树汉学，耸动后生，沉溺天下，相率于无用，可为太息！”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713页。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现代学术、文化制度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世道人心大变，学风大变，科举废，学校兴，四书五经与功名利禄脱钩。经书产生不了牛顿、哥白尼，训诂也训不出飞机大炮。整个传统文化遭遇到全面挑战。自然科学在崛起，经世致用的社会科学也在提高自己的地位，往日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一变而为“国学”与西学或旧学与新学之争。1905年《国粹学报·发刊辞》说：“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国学保存会发起人之一邓实说：“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象胥之学，相哄于黉舍。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吾人同为此惧，发愤保存。”《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见《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1905）第一号。1907年，章太炎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会，后来的训诂大家黄侃、沈兼士等人都是讲习会的学生。1912年，四川政府设国学院，出版《国学杂志》，刘师培为主要撰稿人。“国学”并不就是训诂学，而训诂学是国学的基础，人称为“二叔”（章炳麟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的国学大师都是本世纪第一代训诂大家。论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之功，刘不如章。章氏坚苦卓绝，以振兴国学为已任；在研究西方思潮，包括语言学知识方面也很下过工夫。梁启超说：“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清代学术概论》157页，商务印书馆，民国10年初版。季羡林也说：“章太炎在铸古今之外，又会通中西。”《国学大师汤用彤》，见《读书》1993，3。由于时代和章氏本人的局限，章氏并未建立起全新的训诂学理论体系，终其生只是一个“正统派”，晚年逐渐成为新学的对立面。他不相信出土的甲骨文，也不赞成白话文，他的弟子黄侃也反对白话文。“五四”前后的北大，新旧文化的矛盾，几乎形同水火。文科教授“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东方杂志》1934年1月1日，31卷1号。新派如傅斯年、毛子水等人极力贬低传统文化，鼓吹欧化。说什么“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见《新潮》第1卷5号，1919年，5月。“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怎么能够处于对等地位呢？……一两和十五两成为一斤：这个一两和这个十五两，除同为加法中的一个相加数目外，并没有对等的道理。现在西洋文明和东洋文明的比，何止十五和一的比呢！”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见《新潮》第2卷1号。在这样的思潮笼罩下，加之刘师培、黄侃等人又不能及时地将训诂学从“国学”中剥离出来，所以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均已独立成科，而训诂学仍然成不了严格意义上的“学”。胡适也提倡考据训诂，1916年还写过《论训诂之学》，内容太简略，成不了体系。直到二十年代，黄侃在高等学校开设训诂学，才初步建构起训诂学的大框架。他的《训诂学讲词》是一个很扼要的提纲，内容简略。后来公开发表的《训诂述略》，是1928年在中央大学的讲稿，这篇纲领性的文献，现在还常被引用。据载，中国大学陈启彤教授著有《训诂微》一书，凡十余万言，惜未刊行。1926年陈氏去世，《中大季刊》发表了《训诂微》一文提要《中大季刊》1卷1号，1926。。朱芳圃于1928年发表《训诂释例》，解释了20多个训诂名词术语《民铎杂志》9卷3期。三十年代，何仲英著《训诂学引论》，内容简而散，不得要领。四十年代的训诂学成绩比较突出，出现了若干“温故而知新”的训诂论著。所谓“温故”就是对传统训诂学的优缺点有相当深入了解；所谓“知新”是指能运用西方语义学的知识对传统训诂学进行改造。傅懋的《中国训诂学的科学化》《大学》（成都）1卷7期，1942。、王力的《新训诂学》《王力文集》19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王纶的《研究训诂之新途径》《国文月刊》75期。1949。，特别是齐佩的《训诂学概论》，“至今仍不失为一部很有用处的基础读物”。《训诂学概论·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84。按照当时的势头发展下去，训诂学的中兴，已指日可待。可是，历史一进入五十年代，连年开展学术大批判，批“厚古薄今”，批考据学，批“封资修”等等，整整三十年间，这门学科彻底陷入绝境。从事训诂学研究的学者，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学术空间。只有陆宗达于1964年出版过一本三万余字的小册子《训诂浅谈》。台湾的情况有所不同，也不甚景气，林尹的《训诂学概要》（1972）是这时期的代表作。从训诂学自身来说，它在现代语言学中的地位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故难以立足于现代学科之林。当时许多高校不设训诂课自有其内在的原因。
训诂学的复苏、中兴，始于八十年代。十年动乱结束，整个国家形势好转，学术环境比较宽松。振兴传统文化，大规模整理古籍，急需培养训诂人才。这时，黄侃的弟子们虽已进入晚年。但训诂学中兴的重任主要落在了他们肩上。北京的陆宗达，南京的洪诚、徐复，山东的殷孟伦，武汉的黄焯，一宗传灯，振兴绝学。另外，周祖谟、刘又辛、萧璋、蒋礼鸿、周大璞、张舜徽等，也为中兴斯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79年秋，洪诚受教育部委托，举办训诂学培训班，1981年5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1982年在北京举办了全国高校训诂学教材编写经验交流会。这三项活动对训诂学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从那时至现在，老一辈训诂学家多已凋谢，而训诂学的研究队伍，薪尽火传，不断壮大，训诂学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
二、八十年代兴起的训诂概论热
本世纪约莫出版了三十多部概论性的训诂专著，大部分是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应教学急需而编写的教材，只有少数几种是著者多年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教学体系的训诂用书，某些一般化的炒冷饭的内容固然无法完全避免，而别具匠心的勇于创新的作者也力图写出自己的研究心得，发挥自己独创的见解，其价值自然要高出那些内容肤泛的急就章。
1980年7月，陆宗达的《训诂简论》出版了，这是一部“报春”之作。此书以《训诂浅谈》为基础增修而成。著者长期从事训诂研究，谙熟文献资料，例证丰富，但不以敷衍铺张为能事。盖意在普及，简要通俗是这类读物最得体的一种写法。
同年9月，周大璞的《训诂学要略》问世，全书注重基本知识的介绍，重点突出，要言不烦。“训诂十弊”一章批评了旧训诂学的缺点，颇中肯綮。而“破字当头”、“厚今薄古”的提法，只不过是老一辈学者对“前朝曲”的习惯性回味。
在众多的概论性著作中，洪诚的《训诂学》无论是构架还是内容都相当出色。洪氏五十年代就在南京大学开设“训诂学”，此书即以当时的讲义为基础修改增补而成，1984年正式出版时，洪氏已谢世四年有余。洪氏认为“训诂学是为阅读古代书面语服务的一门科学”《训诂学》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故全书的内容紧紧围绕着古书的阅读和注释而展开，还旁及文字、音韵、语法、校勘等多方面的问题。由于作者熟读古书，学养深厚，敢于评论古今得失，不乏真知灼见。书中还对不少语法现象、字词问题进行年代判断。如说“上古有三个音节的名词、形容词，没有三个音节的动词”（97页）；“汉语没有双音词头的动词，上古没有双音词尾的形容词”（97页）；“全部十三经不用‘真’字，不用‘镜’字（用鉴字）”（106页）；“太阳在汉朝是词组，意思是最盛的阳气。汉魏之间这个词组始转为词，专指日头”（109页）；穿衣服的“穿”，“周人称‘衣’，称‘服’（动词），称‘擐’。……汉魏人称‘着’。……南北朝以后才称‘穿’”（111页）；“同一概念，时代不同，表示的词可能不同”（111页）。这些断语都能表现出，一个受过现代语言学训练的训诂学家，他在处理古文献资料时，手段、方法、语言视野，往往为古人所不及。洪氏的这本17万余字的小书，分量不重，质量却很重。
在中年训诂学家中，郭在贻的成绩比较突出，郭氏不幸于1989年去世。他的《训诂学》（1986）也有不少创见，其中“训诂学的新领域——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词语的研究”这一章尤为值得注意，第七章“学习和研究训诂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提出了三条原则：“一、务平实，忌好奇；二、重证据，戒臆断；三、宁阙疑，勿强解。”“好奇”、“臆断”、“强解”，乃时下古书注释的通病。在贻提出这三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张永言的《训诂学简论》（1985），对“为什么需要训诂学”论述详明，关于“训诂学和方言学”“训诂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关系也有很好的分析。著者掌握丰富的语言资料，又通晓语言学理论，故引证扎实，说理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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