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我们应该承认，李方桂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同构标准是很有远见的。李氏并非不知道对应标准的重要性，而是觉察到对应标准在汉藏语言谱系研究中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果然在中西方之间导致了关系词是同源词还是借词的大争论。本尼迪克特（1942，1972，1975）等认为汉语和侗台语、苗瑶语之间的关系词是借词，侗台语和汉语没有同源关系而和南岛语有同源关系，提出汉语、藏克伦语的汉藏语系二族说。但是，本氏并没有提出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严格标准，基本上依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标准得出相关的结论。从方法论上看，要用考古学和民族学来证明语言的发生学关系是有很多困难的，比如在南洋群岛发现了和中国南方相似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但很难证明这些石器是当地土著居民接受了大陆文化因子还是大陆民族的一支迁移到南洋群岛并取代了当地的土著。更重要的是，即便最终找到了用考古学和民族学证明语言发生学的方法，也并不能说历史比较语言学本身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取得了进展，因为语言学理论主要还是应该从语言材料的内部研究中得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氏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上并不能说已经超过了李方桂，而李方桂（1976）、邢公畹、严学、罗美珍、郑张尚芳等坚持侗台语和汉语同源，王辅世等认为苗瑶语和汉语同源，邢公畹进一步认为汉语、侗台语、南岛语都同源，在方法论上也不比本氏弱，因为这些学者都是根据语音对应寻找同源词，然后确定同源关系，而且在这些同源词中不乏最常用的生活词汇。正是有这样一些词汇的支持，王均（1984）主编的《壮侗语族语言简志》、马学良（1991）主编的《汉藏语概论》等仍然坚持汉藏语系四族说的模式。
西方学者明确地申明，语音变化是有规律的，例外只是少数，而且好些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因此原始母语经过千百年的分化后，总会在语族之间、语支之间、语言之间留下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同源词。至于借词，由于它们是零星借入的，尽管语音和原词相似甚至对应，但规律并不像同源词那样严格。因此，基本上可以通过严格的语音对应来区别同源词和借词。中国学者原来也都接受这些观点，但在汉藏系语言的研究中碰到了困难，因为语言分化的时间如果很早（比方说在远古），以后又各自进行了长期的、独立的发展，这样同源词就会保留得很少，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就很难建立，因而同源词和语音相似或对应规律不严格的借词就很难区分，而东亚和东南亚语言之间的长期而广泛、深入的接触又会使这种区分更加困难。这正是国内外学者争论不休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在汉藏系语言的研究中，区分同源词和借词不仅对我国学者是崭新的课题，对本尼迪克特、马提索夫等国外汉藏系语言专家来说也是新问题，甚至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没有碰到过如此复杂的问题。因为印欧系语言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从原始印欧母语发生发展起来的，并没有受到其它语系的强烈影响，而印欧语系内部诸语言的接触很少破坏这些语言之间语音对应规律，基本词汇的对应规律线索比较清楚，词汇的相互借用也主要集中在文化词层面，借词的相似和基本词汇的对应规律并不一致，因此可以通过语音对应这个标准把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划进来而把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划出去。同源词和借词的区分问题在印欧语系语言的研究中不是那么严重，而东亚和东南亚诸语言的语源关系的研究中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复杂。学者们开始发现，在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中讲得很清楚的用语音对应确定同源词的方法，在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中却显得困难重重，难以据此解决汉藏系语言的系属问题。张琨（1969；1971）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在找出“针、铁”在汉、藏缅、侗台、苗瑶语中的对应规律时，并没有绝对肯定它们是四个语族间的同源词。这些情况说明，我们有必要在坚持语音对应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标准。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学者已开始这种新的探索。严学（1979），郑张尚芳（1981），董为光、曹广衢、严学（1984），提出了同族词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先分别找出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族词，再找同族词的语音对应规律，同时符合语音对应规律的同族词就是侗台语和汉语的同源词。比如：
壮语（龙州）傣语黎语侗语水语黑ｄam1kam5；dam1；lam6dom3nam1nam1阴kham1ka：m3（德宏）kom3tam1ta：m5夜kam6kham6ａm5am5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同族词是同一语言中一组音义相关而又有语源关系的词，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被另一语言借用，因此两个语言中的同族词对应可以用来证明两个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宋金兰（1994）用词族比较法对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进行整体比较，将住所词归纳成若干个词族系统，她发现汉语和藏缅语的住所词都源于洞穴和土地词。最近，邢公畹（1993，1995）又提出了深层对应的方法。比如：
广州∶n1＜an“鞍”∶泰a∶n1＜“马鞍”
广州∶n1＜an“”∶泰a∶n1＜“吃”
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同音词对应。现代泰语“马鞍”与“吃”是同音词，广州话“鞍”与表示“吃”义的“”也是同音词。邢公畹认为这样的对应不是偶然的巧合，可以证明汉台两个语言之间有发生学关系。
同族词对应和深层对应是我国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的新探索，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和一般的对应相比，同族词对应和深层对应更能排除偶然对应。怎样排除这种偶然的对应是历史比较语言学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语言分化年代久远的语言之间，由于严格的语音对应规律不容易建立，偶然相似的词有时难免会被当作同源词。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不是没有碰到过，但由于印欧语是一种多音节语言，而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又比较多，对应规律比较明显，因而偶然对应的实例并不突出。但在以单音节为主的汉藏系语言中，这个问题就相当明显。深层对应要求两个语言的同源词在声韵调三方面都符合相同的对应条例，同族词对应要求一组语义相关的词分别在两个语言中对应，这就能够最大限度地排除偶然对应，并且还能把很多与之相关的借词区别开来。在接触关系比较密切的语言中，单个词的借贷容易发生，但一组同族词或一组同音词（深层对应）同时借用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但是，这种对应仍旧难以鉴别同源词和借词，特别是同源词和古借词。鉴于此，很多学者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认识到谱系树模式的严重局限性。王均（1989）在《民族语文创刊10周年学术交流会的发言》中开始对谱系树只考虑语言的分化而不考虑语言的接触的一元论提出怀疑，认为谱系树把现代诸亲属语言和方言看成从一个上古完全统一而无方言差异的原始母语分化的结果，势必会把母语构拟成无比复杂的体系。陈保亚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对汉语和傣语的接触展开了追踪研究，发现在同一时间和空间，语言的深刻接触也可以在基本词汇、核心词甚至同族词、同音词中形成有严格语音对应的关系词，认为语音对应规律不足以区分同源语言中最早时间层面的同源词和异源语言中最早时间层面的借词，因此仅仅靠关系词的对应还不能确定同源关系；语音对应仅仅是确定同源关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他还发现，越是核心的词汇受到冲击的量越小，受到冲击的时间越晚，因而可以根据这种影响、冲击的差异和先后把语言的接触分成不同的“阶”。陈保亚（1993，1995，1996）根据接触的这种有阶性，参照施瓦迪什语言年代学的两个词表（一是该表的普适性比较大，二是可以避免自己选词的主观性），把核心词分成第100词集和第200词集两个不同的阶。作者通过大量材料的分析统计，发现关系词在语言接触和语言分化中的分布是对立的：在语言接触中，第100词集的核心关系词低于第200词集的关系词，在语言分化中情况正好相反。作者又进一步考察了汉语和侗台语的古代关系词的分布，发现第100词集的关系词远远低于第200词集的关系词，由此作者认为侗台语和汉语没有同源关系。由于侗台语和汉语之间有大量有严格语音对应的古代关系词，用“语言联盟”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密切的接触关系比较合理。最近，陈保亚（1997）对汉台基本词汇中古代关系词所作的相对有阶分析，也说明汉台高阶关系词比例高于汉台低阶关系词比例。当然，这些观点和方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尽管汉藏语系的发生学问题还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但深入研究语言的接触的重要性已经日益突出。谱系树模式面临的根本困难就是怎样区分同源关系和接触关系；只有依靠语言接触的研究才有可能比较出语言分化和语言接触的根本区别，从而提出一个确定同源关系的办法。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认识到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性，因而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很多人已把注意力转向语言的接触。这次转向和八十年代中期从同构标准到对应标准的转向不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同源问题是主要目标，接触问题只是对同源问题的补充。这正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思路，中国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八十年代末以来的这次转向将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同源和接触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得不到解决，另一个问题也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
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从同构标准，经语音对应、词族对应、深层对应到关系词的有阶分析，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摸索，弄清了历史语言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中国历史语言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对汉藏系语言四族说的理论，虽然不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质疑，但由于我们的田野调查材料丰富，因而得出的结论比较有说服力。我国的学者正是依据这种有说服力的材料和西方汉藏语言学界展开争论，并在争论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些研究对于认识历史比较语言学谱系树模式的同构标准的局限性不仅有价值，而且很有分量。这是中国学者对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六、语言史研究的深化和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语言史研究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历史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一般都来自西方语言学，我国的学者基本上是根据汉语的材料对研究中的疏漏进行补正。但是，自六七十代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研究汉语的学者开始根据汉语的语料进行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迈出第一步的学者大多是生活在国外的汉学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士元的词汇扩散理论和张琨的汉语史研究。这两种理论诞生于同一个时期，前者是六十年代末，后者是七十年代初，都是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日方中天的时候提出来的。这是汉语的研究开始向西方的语言理论发起挑战的信号。张琨的研究前已评述，这里不赘。
王士元词汇扩散理论的代表作是《相竞的变化产生剩余》（petingChangesasaCauseofResidue），发表于1969年的《语言》（Language）杂志上。此后，王士元又发表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竞的变化产生剩余》是一篇既是“造”乔姆斯基生成理论的“反”、又是向青年语法学派的音变理论发起挑战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士元原是一位转换生成学派的信徒，后来发现语言现象很复杂，远不是几条生成规则所能处理的，因而转而研究汉语方言，把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的《汉语方音字汇》以及中古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等近三十种方言材料送进计算机，并用计量统计的方法考察语音的演变，提炼出词汇扩散理论。历史语言学中占支配地位的音变理论是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认为语音的变化是连续的、渐变的，而这种变化在词汇中的实现却是离散的、突变的。王士元根据汉语方言材料的研究，认为音变的方式正好相反：语音的变化是突然的、离散的，而这种变化在词汇中的扩散却是渐变的、连续的，即开始的时候可能只在某些词中有变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在少数词中发生的变化逐渐扩散到所有有关的词，而不是像青年语法学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