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最多的也只有9个、10个。高、董的元音系统显然过于复杂，王力（1957，86，84）曾对此进行过批评，认为高本汉“把上古韵部拟得比《广韵》的206部更加复杂，那完全是主观的一套”。他根据“同类的韵部由于主要元音相同，可以互相通转”的谐声原则，简化了元音系统，认为上古的主要元音只有6个：；e；a；o；；u。李方桂的更简单，只有四个：i；u；；a；周法高后来又进一步简化为3个：a；；e。简化了的元音系统显然有助于诗韵的解释。王力（1982）不仅根据他的元音系统解释诗韵，而且还用来解释对转、旁转、旁对转、通转等现象。李方桂（1968，27—28）还具体地指出，按照高本汉的拟测，e能与ě押韵，，ａ，通押；；ǔ通押，等等，“绝不会有这样不自然的韵。偶尔合韵倒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韵部的区分相当严格，不应当有这么不同的元音在相同的韵部里头”，并进一步断言，“上古同一韵部的字一定只有一种主要元音”。这些研究固然比高本汉前进了一步，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除李方桂的拟测外，王力、周法高的拟测不符合音系的非线性结构原则，前元音过于贫乏，而且前后元音之间的结构不对称，经不起语言普遍特征和现实方言的音变原理的验证。其次，李、周的元音系统的“简”是以介音系统和韵尾系统的“繁”和“杂”为条件的，这不符合汉语音系结构的原则。李荣（1984，4）在批评李方桂的圆唇舌根音韵尾时说：“我倒认为如果元音系统略加一两个元音，或许能绕开舌根塞音韵尾分成圆唇不圆唇的困难。”这一论断是很有道理的。
就总体的情况来看，上古音系的研究由于受条件的限制，办法不是很多，只能依赖于切韵音系的研究。应该承认，这是一条重要而必要的途径，可以成为从现代方言迈向上古音系的一个台阶，但现在的问题是“依赖”过多，往往依照切韵音系的结构面貌来重建上古音系，所谓开合口和四等的划分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具体表现。李方桂（1968，21）已经指出切韵的合口韵是后来产生的，不是先秦时期固有的结构。李荣（1984，4）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只是对成因的认识与李方桂有异。“等”要到隋唐的时期才形成，把四个等的结构套到上古去，恐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情况都说明，上古音系的研究除了求助于切韵的阶梯以外，还应该寻找别的有效的途径。现在提出的办法有：根据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稳固性的对立统一原理，用现实方言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内部拟测法的运用应该充分考虑音系的非线性结构的性质；参照如白语那种与汉语关系异常密切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徐通锵，1994a，1996a、b）改进上古音的研究。这些补充的办法还有待于挖掘、补正和完善。至于汉藏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尚需时日，有待于各语言的历史演变的研究。
四、方法论的差异和汉语语源研究的两种途径
语源的研究是历史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许可以说，它是历史语言学需要攻克的一个最后堡垒。如果说，中古音系、上古音系的研究得力于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的结合，那么汉语语源的研究则基本上是分头进行的，中西两种语言学的方法论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结合途径，因而我们这里先分别评述两种不同途径的语源研究，而后再讨论结合的途径。
汉语语源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东汉。刘熙的《释名》是一本专门的语源性著作，讲求音义结合的理据性。由于语言的演变，这种理据已是“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刘熙虽然意识到“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并进行“论叙指归”（见《释名》的序），但也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因而它在语言学史上似处于“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境地。与《释名》同时的有影响著作是《说文解字》，它的目标是解释字的本义。本义者，源义也，所以《说文》实际上也是一种语源性的研究，突出字的形义结合的理据。这两本著作出现在同一个时代，恐怕不是偶然的，是由于音义结合的理据难以“论叙指归”，因而转向形义结合的理据性研究。它们是从不同的途径来研究汉语的语源问题。但对语言来说，“形”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能用“以形求义”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不是很多，因而到清乾嘉的时期，清儒发现和开创了“循声求义”的途径，摆脱字形的束缚，破假借，提出“同声多同义”（段玉裁）的规律，从而使汉语语源性的语义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干脆改变《说文》以“形”（部首）排列的原则，完全以“声”为纲，把同声的字系联在一起，构成一个声系，就是为适应这种“因声求义”的需要而撰写的著述。从《释名》到清儒的“因声求义”，这是一次否定的否定，要在新的基础上探求和解决汉语的语源问题。清末民初，有些学者由于受到清儒“因声求义”的成就的鼓舞和西方语言起源于摹声说的影响，用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声训的研究，设法找出字的理据。章炳麟关于摹声说的理论和《文始》的字族研究、刘师培的一系列物名探源和《字义起于字音说》的文章、王国维关于《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得名原因的例释等等，都属于汉语语源研究的范畴。他们都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内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不过就总体来说，这种语源的研究还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而且也还缺乏自觉的语源意识，我们这里不再评述。有自觉的语源意识而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代表人物应推杨树达和沈兼士，前者论声训，后者析“右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研究汉语的语源。他们早年都留学日本，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受过西方式的教育，因而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源研究的路子。
杨树达的声训论有两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自觉的语源研究的意识和方法上的系统性。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他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和《积微居小学述林》这两本论文集中。他在《述林》的自序中说：“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少年时代留学日本，学外国文字，知道他们有所谓语源学。偶然翻检他们的大字典，每一个字，语源都说得明明白白，心窃羡之，因此我后来治文字学，尽量地寻找语源。往年在清华学报发表文字学的论文，常常标题为语源学，在这以前，语源学这个名词是很少看见的。”他根据etymology的精神，以汉语形声字的“声”为线索，进行语源的研究。为什么形声字可以成为汉语语源学的研究线索？那是由于“盖文字根于言语，言语记于声音，言语在文字之先，文字第是语言之徽号。以我国文字言之，形声字居全字数十分之九，谓形声字义但寓于形而不在声，是直谓中国文字离语言而独立也。其理论之不可通，固灼灼然矣”（见《论丛》第38页）。这些论述是有道理的，因为以形声字为基础的汉字书写系统完全适合汉语这种语义型语言（徐通锵，1994c）的结构原理。杨树达的声训论的另一个特点是系统性，“予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见《论丛·自序》）。他根据这种方法把相关的字系联起来，“得以声联义之例证数百事”（《论丛》，40），对它们作出语源性的解释。文中诸如“声声字多含曲义”、“燕声声字多含白义”等都是这方面的很好分析，并由此得出重要的结论：“观上方九例，吾国语言义逐声生之故，学者可以豁然明白矣。字义既缘声而生，则凡同义之字或义近之字，析其声类，往往得相同或相近之义，亦自然之结果也”（《论丛》49）。杨树达认为他的循声探源的研究“皆语言之根柢，欧洲人谓之etymology，所谓语源学也。盖语根既明，则由根及干，由干以及枝叶，纲举而万目张，领挚而全裘振，于是训诂之学可以得一统宗”“由余上方之所讨论，知吾祖先文字之制作实有极精之条贯存于其间。惟吾人漫不经心，此中条贯尘翳数千年，不曾显见于吾辈之目前……若吾人将此中条贯理会明白，使国人知祖宗制作之精，将油然生其爱国之心”（见《论丛》51页）。杨树达自己身体力行，把这一原则贯彻于研究工作的始终，写出了诸如《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造字时有通借证》《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和《释×》等一系列语源性的考释文章，为汉语的语源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声训所以能解决汉语的语源问题，主要就在于“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同一个“声”表示同一个义类，呈现出“同声多同义”的系统性结构。杨树达的声训论抓住了这一关键性的“纲”，因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与杨树达同时，自觉地进行汉语语源研究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沈兼士的“右文”说。汉语的形声字一般都是“形”在左，主义；“声”在右，主声，“右文”说就是通过形声字的“声”去求解意义，说明音与义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据性的联系。这种学说肇始于北宋，盛行于清朝的乾嘉时期，历经近千年，不仅没有泯灭，而且还得到了发展，说明它在汉语语源研究中确有重要的地位。乾嘉以后，讨论“右文”说的学者很多，如黄承吉的《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刘师培的《字义起于字音说》，等等，都是“右文”说的具体实践。这些论述的核心意思就是“同声多同义”，但语源的认识不大明确，思路也不够清楚。客观研究的需要呼唤着新的理论，沈兼士（1933）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就是一篇为适应这种需要而诞生的论文。他具体地分析了“右文”说的历史发展，总结前贤的成就和弱点，而后提出“右文”的七种结构格式，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语源的讨论。“语根者，最初表示概念之音，为语言形式之基础”。他认为历史上研究语根的著作主要有《说文》《方言》和《释名》，但“其材料均有缺点”：《说文》拘泥于字形义，如“初”据字形从衣从刀而训为“裁衣之始”，这“祗是据形立义，假定古人造此字时所以取象之由耳。若云《说文》之训释，即语言之本根，言语之初，含义本当如此，则差以毫厘，缪以千里矣”；《方言》虽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以“通语”释“转语”，能“说明语言变衍之现象，较《尔雅》为具体，似亦甚凌乱”；至于《释名》，由于它“任取一字之音，傅会说明一音近字之义，则事有出于偶合，而难期于必然”。沈兼士由此认为，“如欲探求中国之语根，不得不别寻一途径。其途径为何？余谓即‘右文’是也”（169—170）。文章的材料丰富，分析具体，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认为“‘右文’之说，与谓字学，宁称语学”（魏建功）；“您在这篇著作里搜集材料之丰富，与用心之精密，自使我非常的佩服，尤其是您拿字作音符看，然后再用它来求音与义间的关系，不为许君的因形取义所累，这是先生的卓见，也就是右文对于古代语言上的一大贡献”（李方桂）；“盖此文将启后人研究汉语语根之源而为语源学打定一基础”（林语堂）；“弟觉字得义于声，故义近之字，析其声类，往往亦相近，竟是一通则，拙稿亦颇详言之”（杨树达）；“大作宗旨及方法皆极精确，实获我心。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固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陈寅恪。上述引文均见沈兼士，1933，174183）。这些评价，沈文是当之无愧的。《推阐》一文确是汉语语源研究中一篇不可多得的论著。
杨树达的声训论，沈兼士的“右文”说，共同的特点都是以声符的“声”为线索进行汉语语源的研究；碰到异符同声的“声”则用对转、旁转之类的原则加以系联解决。声符的“符”是后来产生的，比其所表示的语根要晚，以此为据来研究汉语的语源自然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应该承认，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能提示语源的最早的、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项宝贵材料，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历史比较法虽然能研究史前时期的语言状态，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书面材料或其他材料的佐证，拟测出来的语言可能与实际的语言状态风马牛不相及，张三与李四的拟测也会是一人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