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学的性质、内容，分析概念术语，讲解研究方法，更适合初学者，故颇受欢迎，以后多次重印，在国内外都产生影响，香港、台湾有翻印本，日本有池田武雄1962年翻译本和本桥春光1979年翻译本。王力的《中国音韵学》于1956年改名《汉语音韵学》重新出版，因它部头较大，征引浩繁，对初学者来说分量重了一些，于是王力在1963年又写了《汉语音韵》一书，以简明、通俗为目的，也提出一些新见解。在当时的语文刊物上也刊登过不少介绍音韵学功用、讲述古音知识的文章，如杨耐思的《切韵音系与方言调查》（1957）、方孝岳《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1959）、殷焕先《反切释例》（1962）；也有专门介绍古代韵书的文章，如李于平《陆法言的切韵》（1957）、杨耐思《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957）和《谈谈西儒耳目资》（1957）、未迟（即李思敬）《劳乃宣的等韵一得》（1957）。
还有一部分研究性的专著和古籍在此时期重印。1955年出版的有《切韵求蒙》《四声韵谱》；1952年出版的有李荣《切韵音系》；1956年出版的有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古籍有《韵镜》；1957年出版的有赵荫棠《等韵源流》，古籍有《西儒耳目资》；1960年出版的有周祖谟《广韵校本》；1962年出版的有《切韵指掌图》、《韵学源流》等。古籍的出版是服务于文字改革的，《西儒耳目资》就是作为“拼音文字史料丛书”的一种而出的。《等韵源流》解放前只在小范围发行过，此次实际上等于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该书从等韵学的产生讲起，分析介绍了等韵学的术语，讲解了早期（宋元）等韵图的特征，明代学者对等韵的改良，明清时代的有代表性的时音派韵图，在某些题目上有细致的考证。它是我国第一部等韵学的综合论著和史论。
西方语言学观念的引进和方法的运用，已经把音韵学纳入历史的研究轨道，不过往前的几十年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语音史体系。到五十年代，这样的体系就建立起来了。1954年，王力在北大开始讲汉语史课，这门课的讲义在1958年出版，书名《汉语史稿》。该书的上册“语音的发展”部分，就是国内第一个汉语语音史系统，它分述三个汉语语音平面：上古音的平面，有二十九韵部、三十二声母，拟音系统自成一家，与高本汉、陆志韦等人都不相同，每一韵部只有一个主要元音，阴声韵都是没有辅音韵尾的开音节；中古音平面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王力认为《切韵》音系不是一时一地之音，但把这个音系用来代表中古音是有好处的，可以根据它上推古音、下推今音；另一个平面即现代普通话音系。书中较详细地阐述从上古到中古之间、从中古到现代之间的语音变化，在后一段大量参考了《中原音韵》、《韵略易通》、《西儒耳目资》等近代音系。
六十年代初，王力在北大开了《中国语言学史》和《清代古音学》课，前者是中国历代语言学的通史，后者是介绍清代古音学的断代专题历史。《中国语言学史》于1963—1964年在《中国语文》连载，《清代古音学》则直到“文革”以后才出版。
专书研究集中于《切韵》和《中原音韵》。
《切韵》的研究有两件事较引人注目，一是李荣《切韵音系》的出版，二是关于《切韵》性质的大讨论。李荣的《切韵音系》是解放以前所写的学位论文，到1952年出版，并在1956年重印。此书跟以前的研究的不同之处，首先是有新发现的唐人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为依据，较之于单凭《广韵》为根据更能够接近于陆法言《切韵》的本来面貌；其次是在细致考察反切上下字、现代方言读音、梵汉对音等材料的基础上，对高本汉的拟音提出了更多修订意见，如全浊声母不送气、纯四等无ｉ介音等，为陆志韦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书很受《切韵》音系的研究者重视。《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在历史上就有不同见解，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国内音韵学界又讨论起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初还出现一场争论。李荣持“单一音系”的观点，认为“《切韵》如实地记录了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陆法言的切韵》，1957）。王力则认为“《切韵》的系统并不能代表当时（隋代）的首都长安的实际语音，它只代表一种被认为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这种语音系统纯然是属于书面语言的。”“这个系统是参照了古音和方音来规定的”（《汉语史稿》49页）。到1963年的《汉语音韵》里，又重申相同的观点，表示赞成以前的章炳麟的“兼包古今方国音”说。黄淬伯、何九盈也是“综合音系”论者。黄淬伯说：“《切韵》音系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记录，更不是所谓长安方音，而是具有综合性的作品。”（《切韵内部证据论的影响》，1959）何九盈认为《切韵》音系以读书音为基础，同时折中帝都、方俗、古今之音，具有人为的杂凑性（《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他》，1961）。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1961）和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1961）、《再谈切韵的性质》（1962）所持是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切韵》音系是以洛阳方音为基础同时也吸收其他一些方音特点、主要是金陵音特点的系统。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1962）认为：“《切韵》音系的基础，是公元六世纪南北通用的雅言。”“它的语音系统是就金陵和邺下的雅言，参酌行用的读书音而定的，既不专主南，也不专主北，所以并不能认为就是一个地点的方音的记录。”周的文章受到重视，瑞典语言学家马悦然把它译为英文在欧洲发表。不过参加讨论的学者各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未臻于一致。
《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作为现代普通话的上源，自三十年代以来就受到音韵学界的普遍重视，但在它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争议的问题，如它的基础方言问题，知、照系声母是一组音位还是两组音位问题，疑母是否独立问题，有没有入声调问题。六十年代初，《中国语文》等刊物发表了几位年轻学者的文章，对《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赵遐秋、曾庆瑞认为《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是元代大都话，“入派三声”实际上是入声消失。李新魁认为《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不是大都话，而是洛阳音，“入派三声”也不是入声消失，而是“为广其押韵”的措施。王力《中国语言学史》说：“《中原音韵》代表当时大都的实际语音系统，那是毫无疑义的。”“《中原音韵》时代大都方言的入声已经完全消失了”。宁继福《中原音韵二十五声母集说》（1964），对以前各家关于《中原音韵》声母的说法加以总结归纳，从声韵配合关系、周德清的“辨似”和音理等音素作多方位考察，提出二十五声母的系统。
在断代语音史的研究上，本期最重要的成果当推罗常培、周祖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该书在1958年出版。作者计划考察全部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诗文用韵，从中归纳出每个历史阶段的韵部系统，但魏晋以下部分一直未能出版。在第一分册里，依据汉代诗歌、辞赋等作品的用韵，分别时代的前后，注意方音的区别，也注意了文体和作者风格的不同，把汉代韵部的总体面貌和许多特殊情形都揭示出来。又跟先秦三十一部对比，说明韵部的变化：鱼侯合部、真文合部、脂微合部、质物合部，以及各部之间部分字的转移。
除此书以外，其他多为一些单篇文章，往往是学者们在政治运动的间隙里“挤”出来的，数量不多而可贵。于省吾利用甲骨文字讨论上古的“东、冬”两部是否该分；严学对上古音的构拟提出新的见解，其特点是复辅音多、韵尾不同于以前各家的拟音；邵荣芬以敦煌俗文学作品的别字异文、《五经文字》的反切和直音来探讨唐五代的西北方音；唐作藩、鲍明炜从唐人诗歌用韵来分析实际口语的韵部系统；廖英、周大璞以金元戏曲为对象研究近代北方语音。以上这些著作、文章代表了本阶段的历史音韵研究水平和主要成就。
对音材料的研究不多，有杨耐思的八思巴字研究和胡明扬的《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记音的研究等。
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文章出现了不少。例如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1952）、张世禄《汉语历史上的语音变化》（1957）、陆志韦《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1963）、施文涛《关于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几个问题》（1964）、王力《先秦古音拟测问题》（1964）等。
本期出版了几种个人的音韵学论文集，其中有王力的《汉语史论文集》、周祖谟的《汉语音韵论文集》和中国科学院语言所编的《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
（二）剧烈政治运动时代的停顿
1965年以后，国内的政治运动更加声势凶猛，到1966年发展为“文化大革命”，正常的学术研究不只是受冲击，而是被迫停止了。据我们所了解，从1965年到1977年这十三年间，全国在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的音韵学文章仅有三篇：1965年、1972年、1977年各一篇。其中1972年那一篇还是跟考古（这一学科在文革中受到特殊关照）有关的。这期间，有少数学者仍然以顽强毅力、在能够避开他人耳目的时候坚持搞一些研究，如王力写了《诗经韵读》、《楚辞韵读》，但在当时是无从公诸于世的。这十余年是汉语音韵学最惨淡的全面停滞时期，这样一个几乎是空白的年代，不同于其他任何阶段。
（三）海外的音韵学研究状况
在这近三十年时间里，国内学术上也处于跟海外隔绝的状态，对外界的音韵学研究基本上是不了解、不介绍、甚至于盲目批判。海外学者的音韵学研究仍在持续而且有重要进展，台湾的音韵学也从微弱到强盛而发展起来了。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是汉语音韵学在台湾拓荒、开发时期。由大陆迁台的学者董同、许世瑛、林尹、周法高、高明等人在台湾的高校里开设“声韵学”课程，培养出一批音韵学人才，奠定了这门学科在台湾学术界的地位。当时大学里的教材主要为林尹的《中国声韵学通论》和董同的《中国语音史》，后者可能是最早的以“语音史”为名的专书，六十年代以后改名《汉语音韵学》；另外有翻印的王力的教材。真正的研究还是薄弱的，十几年间只有四十多篇文章发表，而且很多是介绍入门知识的短文。跟大陆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当时台湾学术界跟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较密切，去美国留学的年轻学者为数不少，移居美国的赵元任、李方桂及张琨等老一代学者也跟台湾有联系。
1966—1977年间，台湾的音韵学进入了结果、收获时期，新一代学者（包括从台湾去美国的一些人）开始崭露头角，如龙宇纯、薛凤生、梅祖麟、丁邦新等；有了本地培养的博士如陈新雄、应裕康等；他们在七十年代成为影响较大的学者。发表的音韵学文章不仅数量多起来了，而且以专题研究性的居多数。
西方的汉学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美国的包拟古（Ｎ．Ｃ．Ｂｏｄｍａｎ）、苏联的雅洪托夫（Ｃ．Ｅ．Яхонтов）、加拿大的蒲立本（Ｅ．Ｇ．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等，日本有有坂秀世、河野六郎、小川环树、藤堂明保赖惟勤等。二十多年间，海外学者的汉语音韵学研究成果不算少，西方学者的兴趣主要在于上古音，台湾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范围更全面一些。
高本汉在1954年出版了《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ｔａｎｄａｒｃｈａ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这是他对以前古音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是五十年代能在我国流传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的音韵学著作，北大曾有周达甫的中文译本油印。
赖惟勤《关于上古汉语的喉音韵尾》（1953）从上古音的韵尾分配格局、中古音的投影来分析，认为上古汉语的舌根音韵尾应分不圆唇和圆唇的两套，前一类包括鱼、阳、之、蒸、佳、耕诸部，后一类包括侯、东、幽、中、宵诸部。
日本三根谷彻对重纽又有新的见解。三根谷彻《关于韵镜的三四等》（1953）认为重纽三、四等的区别在于声母的腭化与不腭化，四等有腭化成分／ｊ／，声母为／ｐｊ／、／ｋｊ／等，三等没有这个腭化成分；与腭化成分相关联，三等与四等的介音和主要元音也会有所不同，但在音位层面上可以不计较。藤堂明保《汉语历史音韵论》（1954）则把三、四等的区别解释为介音／ｒｊ／与／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