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音韵学的变革——音值构拟方法的引进
1923年，胡适把北大教授、俄国籍学者钢和泰的文章《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译为中文，发表在《国学季刊》第一卷。文章认为，研究古音的音值要用三种材料：一，汉语方言读音，日本、越南、朝鲜语言的汉字读音；二，韵书的反切和韵图的分类；三，汉字与外国文字的对译读音，特别是汉、梵密咒对音。受这篇文章的启发，汪荣宝写成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以佛经里的音译词、日译吴音、汉音为证，推测《广韵》的歌、戈、鱼、虞、模各韵在中古时代的读音，结论是：“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ａ音，不读ｏ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韵之字亦皆读ａ音，不读ｕ音或ü音也。”汪氏的文章在汉语学界激起了一场辩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反对者一方章炳麟等坚持传统方法，否定译音对勘法的作用。这场辩论对于古音音值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后事实上是新派成为赢家，因为译音对勘方法广泛传播开，被很多学者接受，成了音韵学中的重要方法。这是音韵学革新的第一股动力。
推动音韵学现代化的第二股动力是对高本汉古音研究成果的介绍。高本汉是全面构拟汉语中古音和上古音的第一人。他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是《中国音韵学研究》（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ａ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ｅ），该书于1915—1926年陆续发表，共分四卷：第一卷“古代汉语”，第二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第三卷“历史上的研究”，第四卷“方音字汇”。高本汉参照等韵图，根据《广韵》的反切上字分析出它的声类，从反切下字分析出它的韵类，所分结果跟陈澧、黄侃都有出入；再把这个音系作为构拟对象，用30个汉语方言点的读音和日本译音（吴音、汉音）、高丽译音、越南译音作为比较的材料，全面地构拟出《广韵》所代表的中古声母、韵母系统。他又写了一系列研究上古音的著作，主要有《中日汉字分析字典》（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1923）、《诗经研究》（ＳｈｉＫ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１９３２）、《汉语词族》（Ｗｏｒｄ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３３）和后来的《汉文典》（ＧｒａｍｍａｔａＳｅｒｉｃａ，Ｓｃｒｉｐｔａｎｄ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1940）等。高本汉构拟中古音主要运用历史比较法，而构拟上古音则有两条主要途径，其一是从《诗经》押韵得到上古韵部系统（做法和他的中古音系相似，分部以清人成果为基础而有所更改）、从谐声字的谐声关系来研究上古的声母系统。其二是在构拟出的中古音基础上通过内部拟测法构拟上古音的音值。
高本汉的著作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赵元任、林语堂等首先向国内学术界作了介绍。1931年起，赵元任、罗常培开始翻译《中国音韵学研究》；次年由中研院史语所出面向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申请到经费，并有李方桂加入翻译。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加了许多注释，并对原书作了不少补订，提高了它的质量，到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现代音韵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他的《汉语词族》由张世禄翻译成中文（1937年出版时书名为《汉语词类》）。还有些书没有经过翻译而就原文在国内影印。
高本汉的学说在他的书没有翻译成中文之前就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学者就他的方法和结论展开了讨论，一方面给以高度评价与肯定，又一方面提出一些批评和修改意见。他的方法被迅速推行开来，有较多的中国学者参加到古音构拟的工作中，以新的结论补充、改进汉语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拟音体系。引人注目的有林语堂、李方桂、钱玄同等人。林语堂的《古有复辅音说》、《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对上古声母的构拟有独到见解，《支脂之三部古读考》对高本汉所构拟的阴声韵浊塞音韵尾提出质疑。李方桂就韵母构拟跟高本汉展开了一场辩论。他的《切韵ａ的来源》（1931）、《东冬屋沃之上古音》（1932）、《论中国上古音的ｉｗｎｇ，ｉｗｋ，ｉｗｇ》（1935）等文章，根据重韵关系分析出《切韵》音系以ａ为主要元音的韵来自上古时代以ａ和ｅ为主要元音的两系韵部；他反对高本汉对一个韵部拟出几个不同元音的做法，认为同一韵部应构拟为同一个主要元音，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钱玄同的《古韵廿八部之假定》（1934）为黄侃的古韵二十八部构拟读音，用了较多的现代方音作证据，这就以实际行动否定了高本汉所说“现代方言对构拟上古音没有用处”的论点；每个韵部只构拟一个主要元音，阴声韵构拟成没有辅音韵尾的开音节。他的构拟体系是中国学者所构拟的第一个完整的上古音拟音系统。
对于中古音的构拟，则有林语堂、罗常培、钱玄同、张世禄及苏联龙果夫（AAДрагунов）等人在不同专题上各自发表了不同于高本汉的意见，为四十年代以后《切韵》音系的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
译音对勘方法的重要成就当推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的出版（1933）。该书用敦煌出土的几种汉藏对音材料及其他一些旁证，推溯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面貌，并同现代西北方音对比而考察该历史流变。
（三）文献音系和音类研究的深化
古音音值的构拟是现代音韵学的重要标志，但不是它的全部内容。现代音韵学还要继承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并加上新创造的一些方法，从丰富的文献中发掘古代语音的更多的证据，这同样是语言科学的组成部分。在二三十年代，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中国学者一般并不排斥传统方法中的主要精华，他们也以高度的热情和十分的努力去研究古音的类别。还有一些学者，仍然以传统方法为主进行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一部分的研究内容相当广阔，简要归纳，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一向作为音韵学研究重点的上古音声母、韵部和《切韵》音系的声类、韵类作了更加深入细密的划分。
上古音研究较重要的成果当推王力“脂、微分部”学说的提出。王力在1936年发表《南北朝诗人用韵考》，1937年发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他从南北朝诗人用韵发现清人江有诰、王念孙所分“脂”部有分为两类的趋势，又从章炳麟、黄侃对“队”部的一部分收字举棋不定的情况受到启发，通过详细研究《诗经》用韵，认为脂部实应分为脂、微两部。他这一结论后来被普遍接受，成为定论。另外，在王力之前，曾运乾已经提出了这两部的划分问题，但他的发现没有传播开，未产生影响。
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是上古声母研究的力作，他认为上古不存在独立的喻母，但中古喻母字不是章、黄所说的那样归于影母，而是三等字属于匣母、四等字属于定母。这在学术界有过较大影响，不过后来人们对此有也颇多异议。
在《广韵》音类的研究方面，高本汉曾把《广韵》声母分出四十七个声类；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分出五十一个声类；白涤洲《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运用了统计方法，考得《广韵》声类为四十七类、韵类为二百九十类。
2《切韵》音系以外的中古音考证
王力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的南北朝四十九家诗人的用韵为对象，把南北朝诗歌韵部定为五十四部，并指出用韵的一些复杂关系。另有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收集了丰富材料。王越对上古支、脂、之、东、冬诸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演变作了分析。
以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考察音义书、字书的声类、韵类，是这时期一个很大的收获。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和《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韵表》，从唐代慧琳和尚所编《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得声类三十六个、韵类一百七十三个，跟《切韵》音系出入甚大。此外有严学《大徐本说文反切音系》等。
白涤洲、黄侃、施则敬等人对《集韵》声类、韵类的研究，也有开先河之功。
3开始重视近代音的研究
近代音韵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蔚然成风。钱玄同开始注意到《中原音韵》在普通话语音史中的地位，他的学生赵荫棠以极大的热心，投入很大的精力收集并研究近代音韵的韵书、等韵图。赵氏《中原音韵研究》一书称得上是北音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不仅对周德清《中原音韵》的编纂背景、成书过程、历史意义作了周密考证，而且把元代以后跟《中原音韵》有关的众多曲韵派韵书、小学派韵书都作了介绍，其中包含着赵氏对北音学史的刻苦研究成果。书中对《中原音韵》本身音类的分析有些地方并不甚精审，然而它的功绩则不因此而减损多少。赵氏还撰文把数十种从前被忽视或湮没无闻的北音著作标举于世，如《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拙庵韵悟》、《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和《谐声韵学》等，使得世人知道有这么丰富的文献可以用作凭借，为北音学的发展打开了门户。而罗常培的《中原音韵声类考》（1932）考订出二十一个声母，在研究方法上为人们作出了示范。
近代音的专题研究也很有成果。白涤洲《北音入声演变考》（1931）从他当时所见到的几种韵书分析入声调的演变规律；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官话》（1930）把碑刻八思巴字所对译的汉字音运用到近代音研究中，丰富了研究内容；张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辙》为清初以来“有目无书”的北曲用韵十三辙编出了韵书，虽然以现代音为依据而归字不尽符合清代十三辙，但对人们了解大致的分部也有帮助。
4等韵学的研究
宋元等韵是旧时代等韵学的“正统”，但其中的规则、术语多有含混难懂之处，几种韵图的作者和产生时代也扑朔迷离，这都成了现代音韵学家的研究课题。罗常培、刘复、赵荫棠、顾实等人在这方面有较多的研究。其中罗常培的《释重轻》（1932）、《释内外转》（1933）、《通志七音略研究》（1935）是他的代表作。赵荫棠的《切韵指掌图撰述年代考》（1934）对题为司马光所作而清人已经提出怀疑的《切韵指掌图》的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作了考证，又把一向被“正统”学者所轻视的明清北音等韵图放到了重要地位。其他还有些解释、考证等韵门法、术语的文章，对祛除传统音韵学的迷瘅、使音韵学走向科学化起了不小作用。
（四）《切韵》系韵书的发现、辑录与汇编
敦煌遗书中《切韵》残卷和字母残卷的发现与整理也是本阶段音韵学的重要收获。清末以前，流传于世的《切韵》系韵书只有《广韵》，学术界未见到五代以前的本子。本世纪初，从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唐、五代写本和刻本的《切韵》类韵书的残卷，但被英、法等国人窃去；国内又有吴县蒋斧所购得的《唐韵》残卷和故宫收藏的《补谬补缺切韵》（“王二”）；这些材料的发现对于了解《切韵》的本来面貌和中国古代韵书的发展过程有重大意义。从二十年代起，到西方各国去留学或访问的中国学者从伦敦、巴黎等地的博物馆中抄录或拍摄了那里所藏的这类残卷，携带回国，加以整理研究并出版。1921年，王国维把伦敦所藏的三种《切韵》残卷按照片抄录印行；1925年，刘复把从巴黎抄回的《刊谬补缺切韵》残卷和两种《切韵》序文编入《敦煌掇琐》；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由刘复、罗常培、魏建功编纂的《十韵汇编》，共收入了《切韵》、《刊谬补缺切韵》、《唐韵》残卷九种，加上《广韵》，共为十种。
《广韵》是汉语音韵学的经典，但是过去流传于世的各种版本都有较多的错讹。为了纠正它的错误，周祖谟编了《广韵校本》（成书于1937年，出版于1960年）。该书以泽存堂本为底本，参考其他《广韵》版本和已见到的各类《切韵》残卷，校勘订正《广韵》一书的讹误，成为以后最好的《广韵》本子。
（五）其他
现代音韵学的变革还给汉语方言研究带来了重大变化。我国自古就有研究方言的传统，但古代的方言学仅仅在于零散的词汇搜集、记录和对比，缺乏系统性和周遍性。现代音韵学理论使人们认识到方音分歧是历史变化造成的，各方言音系之间有对应规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