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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李悦作品系列：批评于丹 作者：李悦
远方出版社 出版
于丹多处曲解了《论语》。《于丹〈论语〉心得》并不是对孔子的《论语》的注解与解释；而是对部分《论语》的感想。由于《论语》并不是提供“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百科全书；于丹只能选取一部分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这些篇章只不过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误导那些没读过《论语》的读者；让他们错以为《论语》主要是讲“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于丹所讲的《论语》的百分之十；却有许多曲解之处。
《批评于丹》第一部分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1）
这是一个没有文化大师的时代，但却是一个文化名人辈出的时代，他们大都是一夜成名。
不知什么时候就火了个余秋雨，不知什么时候又火了个易中天，紧接其后还火了于丹。
她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系主任。
她还担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做为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她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
于丹教授在《北京晚报》上说自己四岁就学《论语》；从二十一岁读先秦文学硕士开始，几乎泡在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她指的中华版的书是指中华书局出版的书。
于丹教授的火，并不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头衔并读过那么多的书。
而是因为这位〃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还同时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这样她能够有机会在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讲读《论语》心得。
于丹教授依靠强大的央视传媒，在国内一举成名。
随后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于丹〈论语〉心得》一书。
尽管我认为这个书名有修辞毛病，但第一版第一次就印刷了60万册。
而盗版书的数量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居住的塞外古城呼和浩特是在2006年12月初先出现盗版书，随后书店才有正版书进来。
2006年12月1日《北京晚报》以《〃小妮子〃为大众找回孔子》为题，报道了于丹热的情况：“上周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于丹教授创造了书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连续9个小时签售《论语心得》12600本，中关村图书大厦当日售出14000本。
本周，几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该书继续忝列榜首。
昨天，记者在北京图书大厦看到，买书的人络绎不绝。
书店干脆在一层最显著的位置摆出布告：买《论语心得》的读者，请去收银台直接付款。
于丹激活了《论语》，《论语》成就了于丹。”
14000人排队买一本讲解《读语》的书，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现象我不是说数字可疑，而是说这种文化现象可疑。
我也是四岁背四书五经（其中包括《论语》），后来看到了许多解读《论语》的书，印数都很少。
于丹教授依靠央视百家讲坛的论语讲座，增加了知名度，有了强势媒体的宣传，固然是她的书销量大增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在她之前也有许多作者上了百家讲坛，其著作销量虽大增，但也比不上于丹教授这本书的热销盛况。
要研究于丹这种突然走火一夜成名的文化现象，就得先读读她的这本大作，书里才会有解释这一现象的密码。
于丹多处曲解了《论语》《于丹〈论语〉心得》并不是对孔子的《论语》的注解与解释，而是对部分《论语》的感想。
她的主要感想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于丹的书很像是为了寻找“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而找到了《论语》，从中找到“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理论依据。
按照于丹之意，似乎孔子已经告诉我们过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方法。
我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快乐”的。
由于《论语》并不是提供〃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的百科全书，于丹只能选取一部分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
这些篇章只不过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误导那些没读过《论语》的读者，让他们错以为《论语》主要是讲“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于丹所讲的《论语》的百分之十，却有许多曲解之处。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2）
下面我们先对她曲解的地方进行改正，以给读者一个正解。
一、于丹在她的大作的第9页上提到〃子贡问政〃。
原文是这样的：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的解释是：〃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
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于丹在这里把〃民无信不立〃的〃信〃解释成〃信仰〃和〃对政权〃的认可，显然将〃民”当成了这一句话的主体。
子贡向孔子问政，是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稳定，需要哪些条件。
孔子回答时也是把国家当成主体的，只有国家才能做到“足食”和“足兵”，同样也只有国家在“必不得已而去”时，有权力和有能力“去兵”和“去食”。
因此，“民信”的主体也是“国家”，而不是“民”。
“民信”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取信于民”，就是让老百姓相信。
孔子非常强调国家该取信于民的思想，例如他曾在《论语·子路》中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以上〃上好信〃的主体是〃上〃，指的是〃上〃在取信于民，孔子还在《论语·阳货中说》：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以上〃信则人任焉〃是说信实就会使别人为你效力，别人当然不是主体。
《论语·子张》中还有：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认为后己也。
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段话是说：君子取得信任，然后才能役使人民，如未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虐待自己。
君子取得信任，随后才能给别人进忠言，如果没取得信任，就会以为是在诽谤自己。
可见《论语》在多处谈到“信”时，国家、君主和君子都是话语主体。
于丹错将民（百姓）当成主体，与上面能〃足食〃、〃足兵〃的主体不一样了，讲不通了。
她索性错下去，又将“信”解释成“信仰”，于是“民无信不立”就被于丹歪曲成“民没有信仰不能立国”了。
我怀疑于丹在这儿是有意曲解这句话，为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不立”的责任推在老百姓身上，以便“上”和“君”就可以指责百姓没有信仰而误国了。
于丹在这本书的16页上提到孔子《论语·雍也》中的话：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于丹随之解释这段话的后半段，她说：〃你自己想有所树立，马上就想到也要让别人有所树立；你自己想实现理想马上就会想到也要帮助别人实现理想。
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这就是实践仁义的方法。”
在这里，〃能近取譬〃是讲与身边相类似的人将心相比，而不是像于丹所说〃从身边小事做起”，这二者是很不相同的，“从小事做起”怎么会“推己及人”？
〃将心比心〃才能“推己及人”也！ 于丹在其书的40页上，引用了《论语·里仁》上的一句话：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于丹解释说：〃如果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国君（领导）旁边，虽然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就不远了；你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
《论语》可以乱讲的吗…批评于丹（3）
〃事君数〃中的〃事〃当〃服事〃讲，而不能当〃有事没事〃讲。
同样〃朋友数〃是指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而不是“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
这段话准确地讲应是：“服事君主频繁无度，就会招受羞辱；与朋友相交频繁无度，就会遭受疏远”。
两种解释是有区别的。
于丹在其书43页上引用了《论语·里行》上一段话：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于，义子与比。
于丹解释说：〃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事，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没有薄没有厚，没有远没有近，没有亲没有疏，一切按道义行事。”
〃适〃在此处应是〃莫〃的对立词，〃莫〃在此处当〃不可〃讲，〃适〃则当〃可〃讲，就准确了。
那么这句话应解释成：“君子对于天下的事，不随意认可，也不随意否定，要以义为依据。”
《论语·微子》有一段孔子论述逸民的话，孔子说： 〃虚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最后一句，孔子强调他与逸民的不同在于〃无可无不可〃，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而“无适也，无莫也”也是“无可无不可”之意，所以于丹解释成“不刻意强求，不无故反对”，则违背了孔子的真意。
于丹还在44页上引用了《论语·为政》上的一段话：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言寡力，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于丹在解释这段话最后一句〃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时说：〃一个人如果在说话里面少了指责、抱怨，在行为中少了很多让自己后悔的经验，这个人出去做官做事，就能成功了。”
接着她又强调说：“这段话多实用！言寡尤，行寡悔'这六个字，对我们今天不是照样有用吗？
〃随后她意犹未尽，又讲了一段寓言，并说：〃这个寓言，可以用来解读《论语》中的‘言寡尤，行寡悔’这句话。”
于丹费了这么多笔墨去讲这六个字，却不知她将〃尤〃字讲错，〃尤〃在此处应当〃过错”讲，而不能当“指责、抱怨”讲。
因此“言寡尤，行寡悔”，应解释成：“说话过错少，行动悔恨少”。
于丹在书的47页，引用了《论语·子罕》的一段话：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于丹这样解释：〃孔子很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节。
他尊礼，守礼，行礼，并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一种自我修养。
当做官的人，穿丧服的人，还有盲人，路过他面前，不管这个人多么年轻，他也一定要站起来；如果他要从这些人面前经过，他就小步快走，这表示对这些人的一种尊敬。
对有官位的人，应该表示尊敬；对身上戴孝的人，他们是遭遇不幸者，也应该表示尊敬。
对盲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弱势群体’，更应该表示尊敬。
你不要打扰他们太久，不要惊扰了他们的伤痛，你应该悄悄地从他们面前经过。”
于丹误将〃冕衣裳者〃当成〃做官的人〃、〃有官位的人〃，或许于丹女士官本位思想过于严重，见到冕就想到官帽子。
这段话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原文是将“齐衰”排在“冕衣裳者”之前，译成白话也应该是“穿丧服的人”在前。
但于丹却特意将“做官的人”放在“穿丧服的人”之前，可见于丹女士对“官”是情有独钟的，在她心目中“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