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 刘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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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者 刘醒龙- 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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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里越来越热闹,趁人不注意,张英才出门,沿着操场走到旗杆下面那块大石头旁边。春寒料峭,星月如冰。张英才摸索着将带在身边的一张照片轻轻地撕开,再撕开,一直撕到不能再撕。
  也不知什么时候,身后有很轻的脚步声,张英才一动不动地说:“不要告诉蓝姨。”
  “我晓得。”张英才一听声音不对,转身看时,才知道走近他的不是余校长,而是叶碧秋。“我见过你和她牵手的样子。”
  “她很漂亮,也很有艺术气质。”
  叶碧秋问:“你为什么不丢一下硬币呢?”
  张英才说:“我中了界岭小学的毒。余校长、邓老师、孙老师,还有你爸你妈和你外公,全都不丢硬币。所以,我也不丢硬币了。”
  “要是不丢硬币,怎么晓得别人还爱不爱你?”
  叶碧秋告诉张英才,那次见到他和姚燕牵着手后,自己也丢过硬币,丢了几次,正反两面平分秋色,决定性的最后一次,那枚硬币掉进路边的水沟里。张英才开心地笑起来。笑完了才说,他现在有点想丢硬币了。说着就要叶碧秋将手摊开。他做出往空中抛了一下的样子,然后将自己的手覆在叶碧秋的手心上。
  叶碧秋觉得手心里有东西,抬起来一看,真是一枚硬币。
  “你想猜正面,还是猜反面?”
  张英才摇摇头,他不想说这枚硬币的来历。
  “凡事一到界岭,就变得既是正面,也是反面。你怎么猜?”
  “其实,只要男人主动点,根本不用猜。”
  叶碧秋用很小的声音问张英才,想不想看她给自己买的婚纱。叶碧秋下了车,就赶着投票,到现在还没回家,行李都在李子那里。界岭的春夜已经不算太冷了,这种气候,让张英才轻易地产生各种回想。他问叶碧秋还记不记得,自己初来时,她父亲说过的话。叶碧秋没有害羞,反而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已经满十八岁了,可以做父亲说的那些事了。
  身后的屋子里,传出蓝飞找张英才喝酒的声音。
  余校长说,叶碧秋一路奔波太辛苦,张英才送她回家去了。
  张英才回到自己屋里,打开尘封很久的凤凰琴。弹起几乎可以成为界岭小学校歌的那首乐曲。叶碧秋没有跟过去。她从孙四海专门为李子腾出来的那间小房里,取出自己的行李,再往张英才的屋子走去时,心里怦怦地跳得很厉害。余校长他们都在张英才的窗外站着,像旗杆下面的那块大石头那样,默默地听着凤凰琴声。
  叶碧秋鼓起勇气走进去,问张英才能不能将自己的行李放在他屋里。她想说的其实是另一种意思,但到底是青春少女,因为羞涩,迅速补上了一句掩饰的话,她说:这间屋子本来就是给外面来的老师住的,等她拿到大学文凭,再回来当老师时,也应该算是半个外来者。听说叶碧秋想当老师,张英才点点头。至于是因为觉得她很适合当界岭小学的老师,还是同意她将行李放在自己屋里,他自己也不清楚。叶碧秋却懂了,脸庞变得绯红,嘴唇更是红得晶莹剔透。
  这时,屋后曾遭雷暴轰击的石峰上,传来一声长长的嚎叫。
  张英才也听到了,他放下凤凰琴,走到窗边,看到许多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听到狼叫没有。孙四海反问他,是不是确信界岭有狼在活动。张英才轻轻一笑,信手在凤凰琴上从低音到高音,按了一遍音阶;然后,又从高音到低音,按了一遍。
  2009…4…22于东湖
  原书责编 杨 柳

  铭记灰色生活中的民间英雄
  1992年第五期《青年文学》发表我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后,曾有大量读者来信,许多人提出希望能读到《凤凰琴》(续)。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高扬同志,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也提及这样的希望。我没有赶那个热潮,一方面是个人性格,不喜欢随大流,就像这些年流行浅俗易读的小长篇,而我偏偏要写被人疑问“百万字的长篇谁看”的有大的内容的厚重之作。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善意误读的原因,如果普遍地染上“集体元意识”,不去细心发现文本的真实意义,那样的写作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负效果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用只言片语的形式,静静地丰富着相关灵感。前两年,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同行告诉我,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们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就在那一天,“天行者”终于从我心里涌了出来。之后的某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在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樊老师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
  因为这两件事,我才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1992年我写中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心存感动。事隔十几年。当我写完长篇小说《天行者》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里充满感恩。因为,我看得见,如果没有那些可以被后人认为是水平不高的乡村教师哺育,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心灵,只能是一片荒漠。
  十几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了表现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十几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在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从《凤凰琴》到《天行者》,虽然我清楚地记得当初教育我的那些乡村教师,也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些当了乡村教师的小学同学与中学同学,虽然我遇到过许多自认为是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可敬的乡村教师,也遇到家乡某个硬将毫不相干的人,强说成是我的写作原型的轻浮的研究者,可我还是要说,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乡村知识分子。
  或许今后我还有机会写一写十年后的今天,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但在这部小说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小说以民办教师们所经历的三次转正,而分成三个部分,因为一次比一次荒诞,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辈子都在盼转正的民办教师,当机会来临时,那些犹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政策,反而让他们彻底失去转正的可能。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写作情绪,激愤是小说的天敌。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这一点。就这部小说来说,即便是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我也不会遗憾。
  对长篇小说的把握,实质上是对命运的参悟。而中篇小说,能将生命在某个时刻的状态表现生动,便是一种成功。
  我喜欢乡村中所有的人。在这部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也许生活中,像夏雪这样既时尚又纯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种美的标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种美的真实。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呆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
  在好的小说中,所描写的某种行业,只是背景与载体,目的是让思想之舟驶向远方。与民办教师之卑微相同的职业还有许多,好的小说不应当被理解写了这个行业,就是为了解决某个行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中发现生命在最卑微时所展现出来的伟大意义。
  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面对急剧变化的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除了金钱与财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记得还有什么值得长存于记忆之中。即便是将日子过得较为舒缓的乡村,急于忘记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会感动,一方面又会恐惧。文明的坚守传播,不是自生自灭的野火,而必须是代代相传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一切的乡村奇迹的酝酿与发生,本应当首先归功于他们。然而,荒诞让历史与现实一次次地无视其伟大得不能再伟大的贡献。以至于沦落为作为名词都不被理解的地步。这一点也正是时代正在流行的顽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诗,正是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无与伦比的写照。
  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现
  上海文化是中国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俗称海派文化。新时期以来,不少上海作家、特别上海女作家以反映上海城市生活的小说成名,王小鹰便是其中之一。她的新作长篇小说《》更是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现。
  地域文化的典型标志之一是生存的文化方式。从文化生存方式上看,城市不同于乡村,平原不同于山区,发达地区不同于偏远地区。同为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又各有不同的个性。每个城市文化生存方式的形成,既有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等基础原因,还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自然原因,更有人文方面的多重因素,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历史过程。而这种文化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制约着生活在这一文化圈中的每一个人。小说中的李凝眉和吴秀英虽然身份是主仆,但若论生存智慧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同样精彩,从不同方面呈现了上海的文化生存方式。吴秀英在盈虚坊先做奶妈,后做钟点工,就工作性质而言都是帮佣。与其他体力劳动相比,帮佣的工作环境相当特殊,他们进入别人的家庭。面对别人的家庭人际关系,有时甚至要进入这种人际关系。他们的服务既要周到细致,又要内外有别。这是上海对这一行业带有明显地域特点的文化要求。作为一个外来人,吴秀英在工作实践中很快领悟并认同了这一要求,成为别人眼中勤劳、善良、本分的帮佣。所以她才能很快在上海站住脚,并逐渐扎下了根,也才有了她女儿许飞红日后在上海的一系列人生故事。李凝眉的生存智慧更富有上海本土的文化特征。她绝对是那种“拎得清”的人物。能把人生收支账目算得一清二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为了得到想要的自己必须付出什么。为了得到冯景初,她接纳了来历不明的冯畹丁;为了保住守宫,她抢先让吴阿姨一家住进客厅。她大事不糊涂,严格要求冯景初与常衡步划清界限;她小事也精明,就连辞退奶妈也做得仁至义尽,滴水不漏。不过,人生收支算得清,人生幸福算得清吗?
  地域文化的基础标志则在方言。文化是一种交际沟通的形式,语言是它最细微的表达方式,方言则是地域文化最细微的表达方式。中国地域辽阔,方言有无数种,文字却只有一种。而且许多方言没有相对应的文字。对于中国方言区的大部分作家来说,语言与文字的这种隔阂就成了写作过程中巨大的障碍。在写作过程中,他们首先要把方言转换成以普通话为基础的文字,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地域文化的滋味和色彩基本损失殆尽。如果使用方言写作,又会使方言区以外的读者难以理解——特别是北方语系以外的方言,比如上海话、广东话,外来人基本无法听懂——同样无法传递地域文化的韵味。这种两难选择长期困扰着方言区作家的写作,而《》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小说叙述语言基本采用普通话,而人物语言则尽可能多地运用方言,特别是已经比较广泛传播的方言,比如“小猢狲”、“蛮灵光”、“勿入调”、“啥辰光”、“不作兴”、“等一歇歇工夫”,“这点点事体都忍耐不了,你不要到上海滩做了”,“太太是最恨把房子里边的事拿到弄堂里去练舌头的”,“万一事体弄穿绷,真就没有落场势了”。还有一些是具有浓郁上海地域语言结构特点的语言,比如“外人不好劝的”,“我好回去了吧”。再有就是一些民间俗语,比如“你就连皮搭骨一道说出来”,“不要看他脑门宽大,却是只实心高庄馒头,任你再新鲜的馅子也塞不进去了”,“你心好,前世修来今世福。你这个千金多少出挑呀”。其中也包括吴阿姨常说的那些老古闲话,诸如“受人滴水,报之涌泉”,“欲求于人,必先下之”,“莫道闲话是闲话,往往事从闲话出”,“巧作不如诚拙”,“你这才是又吃纣王水土,又说纣王无道呢”。这些生动鲜活的语言在小说中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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