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么短暂的相见，这时却成了彭德怀的一条罪状，王大宾一伙这次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指使，要他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
彭德怀说：“我没有儿女，梅魁是我的亲侄女，她来看我，都是经过你们看守的人同意的，这有什么罪？”
接着他又说：“请你们不要再去连累别人了，我自己的事情，由我一个人承担，要杀头也不过碗口大的一个疤，日本鬼子、国民党蒋介石早就要过我的头了，有什么可怕的！连累了别人，我到死也心里不安的。”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失去了自由，自身安危都不能得到保障的人，却随时随地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王大宾等人说：“我看你的反革命骨头还挺硬的呢，怎么没有罪，你认为你是谁呀，你是人民的罪人，看一个罪人的人有没有罪？”
彭德怀说：“我是不是罪人，不是你们一伙人说了算数的，我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我的事情由我一个人承担，不能因此牵连别人，否则那就是在搞封建时代的连坐法，就是在搞封建主义，那是秦始皇、汉武帝做的事情，那不是我们共产党所应该做的事情。”
问：“1962年6月你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那封长信，彭梅魁有没有看过？提过意见没有？”
答：“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问：“你写的这些信的底稿在什么地方？”
答：“没有底稿，写后就全撕了。”
问：“你有没有交给你侄女？”
答：“她在我眼里只是一个小孩子，怎么能交给她？”
彭德怀毕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他在此之前，就早已将这封信的底稿交给了彭梅魁，让她妥为保管，并一再嘱咐，这关系到伯伯一身的清白，千万不要落入别人手中。彭梅魁不愧是元帅的好侄女，她用自己的生命将伯伯这封信的底稿保存了下来，直到最后彭德怀冤案平反，才让这件充满着革命情怀与忠诚的底稿重见天日。
第二十二章
当医护人员将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着：“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
彭德怀犟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
自从景希珍收到彭德怀的信之后，就再也不知道彭德怀的一点消息，他与三线建委的联系完全中断了。
从肉体到精神都备受摧残的彭德怀躺在牢房的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他回想着自己的一生，回想与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弟弟，冒着风雪讨饭度日的苦难童年，回想自己自平江暴动以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涯，回想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披肝沥胆为民直言的行动，回想忍辱负重再次复出参加三线建设以及现在所受到的非人折磨，而那些逢迎拍马、浮夸骗人、贪污受贿、坑害百姓的不法官吏，却平步青云，加官进爵，如此下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中国，岂不要断送在这些人的手里吗？迫害忠良，重用小人，吏制的腐败这是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开始。想到这些，这位浴血沙场的元帅不觉流下了泪水。
据北京卫戍区监护日志记载：
1971年8月8日
（彭德怀）在桌子上哭了起来，睡了没有两分钟，睁大眼睛思考着，一会儿眼泪又涌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哭起来。
1971年8月18日
上午听说提审（彭德怀）就流泪。
1972年11月22日
（彭德怀）躺床上哭了一小时。
旧社会地主的皮鞭抽打时他没有流过眼泪，战场上面对刀光剑影他没有后退，眼看着战友倒在敌人的子弹下他抹一把泪水又指挥千军万马冲锋，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的元帅已到了最伤心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难中，彭德怀也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轻意地加害于人。当林彪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之后，专案组于1972年1月8日向他宣布林彪反党事件，让其揭发交代林彪的问题时，彭德怀并没有因为林彪曾经对自己进行过迫害，就随便地进行“揭发”，而是冷静地说：“不要着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慢慢地回忆回忆。”
当专案组说他不老实，在包庇林彪时，他坦率地说：“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专案组再次逼彭德怀写林彪与高岗在东北时的材料，彭德怀说：“我当年没有在东北与他们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我们排开林彪本身的行为不讲，单就彭德怀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这时仍坚持实事求是，不愿意将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头上，通过揭发林彪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林彪受到全党共讨之，全国人民共诛之的这个时候，要做到这一点那也是不容易的。
1972年6月11日，彭德怀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就说：“给我钢笔，我想起一点就写一点。高岗、林彪都是反革命。还有彭德怀。”
1972年8月23日专案组正式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发［1971］57号有关“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听后彭德怀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有意见……叫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这件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当然，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这许多年，彭德怀大都被囚禁，与外界基本上隔断了联系，因此对于当时国内外复杂的斗争了解得也不够全面，对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定全对，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他身陷逆境，已是百罪莫赎死有余辜，但对于曾经迫害过自己的人，却在此时敢于秉公直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也显示了他不计个人恩仇，直言极谏的性格。
这期间，彭德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里，每天接受批判和批斗。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彭德怀患了直肠癌。
铁汉一般的彭德怀终于被林彪、“四人帮”整垮了。他每天很少进食，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地扩散，他的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的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
监护点联系送阜外医院，医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又同样遭到了拒绝。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
到了这里，彭德怀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变，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玻璃上还糊了一层纸，照不进一缕阳光。他被限制了活动，不准写字，不准听广播。除了书籍外，空旷和死一般的寂静终日伴随着他。
彭德怀让医生将窗子上的纸撕下来，以便病室里亮一点，可是却遭到了拒绝。
彭德怀大怒，拍着桌子吼道：“我不是什么145，我是庐山上的那个彭德怀！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动了，你们还不放心？”
原来，为了对外保密，对于彭德怀所住的十四病室第五床，改称145，不准医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时，还将他屋子的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里面，也防止彭德怀看到外面。
他感到心在疼，痛苦地说：“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还不如将我押回去住监狱。”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
彭梅魁、彭正祥、彭康白和彭钢在《泪水沾湿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当我们去看望您时，您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坐起来，您躺在床上悲怆地喊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彭德怀嘱咐侄儿女们：“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地下，上面种上果树，骨灰可以作肥料。”彭德怀永远忘不了养育他的人民。
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的疼痛。
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
可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
1973年12月30日，专案组对彭德怀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你生病了，我们想给你看病，但你必须交待清楚你的问题。”
答：“还有什么问题，都问了十多年了，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事情，文化大革命又加了几条，一条也不是事实。”
专案组人员生气地说：“彭德怀，我们看你是不想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了。”
答：“怎么说清楚，我说是事实，你们偏说不是，偏要给我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这公平不公平，讲不讲道理？”
专案组人员无话可答，就问：“彭德怀，我们问你，毛主席说人人都要加强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怀理直气壮地说：“我改造什么？想让我屈服？我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么人，多大权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专案组在彭德怀重病中对其进行审问。
问：“你和林彪有什么关系？”
答：“什么关系？他惨无人道地迫害过我，整过我！”
问：“你们都是反党集团。”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怀没有反党集团，杀头也没有。”
问：“我们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现在还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将来还要翻。”
一个以生命捍卫真理的人，在那个人妖颠倒万马齐喑的日子里，他不屈的抗争和勇敢的呐喊，不仅如同凤毛麟角般的珍贵，同时也为一个民族举起了一支不灭的火炬。
身患癌症的彭德怀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和治疗，受尽病痛的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于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的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元帅痛苦的呼喊，在令人心颤的天空中回旋……
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
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
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
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
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他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她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
专案组的人冷笑着说：“你已经这个样子了，能活一条命就不错了，还想出去工作？”
彭德怀说：“我只要活一天，就要为人民工作一天，这是我的权利，你们不能剥夺。不答应我就不动手术，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在手术台上。”
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