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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生的是什么病？”
“老年病。”
“要想延年益寿的话，这种病我们人人都会得的，”彼得说道，并祝愿这位美妇人早日康复。
主人特为沙皇及其随行人员对皇家近卫军和野战部队进行检阅。法兰西军队并不出色，沙皇评论说，他看到的是一群衣着华丽的木偶，而非战士，他们的枪支象玩具，而走路象跳舞。
巴黎给沙皇留下了双重印象，法国首都的科学、工业和手工艺的发达兴隆使他叹为观止；而另方面皇宫的穷奢极侈、达官显贵不劳而获的生活，以及不堪入目的肮脏街道使他感到惊讶。他说，巴黎作为一个科学和艺术昌盛之邦使他不忍离去；但这个城池由于奢华浪费和污秽已濒于毁灭。
彼得离开巴黎前往斯帕进行水疗；而在法国首都开始的谈判在阿姆斯特丹顺利结束。8月 4日在那儿举行了签约仪式：法国充当俄国和瑞典谈判的调停人，负责劝说瑞典王放弃法国给他的津贴，寻找另外的资助途径。此外，法国准备承认俄国在波罗的海所取得的一切权利。至此，沙皇出访的目的已达到：瑞典国王在失去法国的资助之后，不得不派出代表前来和俄国谈判。
彼得在国外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于1717年10月返回彼得堡。冬季到来之后，他动身去莫斯科，因为他离开那儿已有八年之久。此行的目的是要决定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命运。
彼得大帝传略第十章 父与子
第十章 父与子
彼得同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关系，恐怕是沙皇私人生活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片断。父子间的冲突由来已久，这期间高潮迭起，发展到最后事态急转直下，以太子之死结束了最后一幕。
太子阿列克谢生于1690年 2月18日。从保存下来数量极少有关太子童年的史料中可以看出，父王对太子的教育甚少眷注。这固然是由于沙皇多年来南征北战，辗转沙场，但太子为前皇后所出，也是他失欢的原因之一。
太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有一半时间是同母后一起度过的，因而完全处于这位眼光短浅的女人及其左右——修道士、神甫、男女侏儒和搬弄是非的政客们的影响之下。左右对中伤皇后的流言蜚语听之任之，对彼得也颇有微词，指责他在宫廷内外的举止有悖于传统观念。
太子六岁时开始识字。他的老师尼基福尔·维亚泽姆斯基是个没有主见、堪称误人子弟的庸材。他既不配为太子尊敬的师表，也未能培养太子好学的习惯。
按照当时的传统教育方法，太子的启蒙教育是从读日课经开始。在前皇后叶芙多基娅被囚于修道院之后，彼得有意把九周岁的阿列克谢送往德累斯顿继续求学。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之举。不过这个计划只有在多年之后才实现。这时，查理十二世在打败丹麦并在纳尔瓦取胜之后，进军波兰，随时都可能占领萨克森的首都。因此太子只好留在俄国，但破例为他指派一位外国人亨里希·居森男爵充当首席导师。他的俄国名字叫基津，来俄国之前曾在法国国王、丹麦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那里供职。这位具有大学毕业文凭的受聘者于1702年来到俄国，翌年即被沙皇聘请担任首席导师。然而基津却谢绝了这一荣誉，宁愿在缅希科夫公爵手下做一名导师助理。公爵当时住在刚刚奠基的彼得堡，而太子却住在莫斯科，因此，所谓尽职尽责只是徒有虚名罢了。
由基津起草并经彼得批准的一道训令，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和教学大纲。但这一个大纲并未付诸实施。从1705年起，基津奉命完成外交任务，长期滞留国外。这些岁月，太子都是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皇村中虚度，整日无所事事。
太子的肚子里墨水不多。他的德语相当流利，粗通法语。至于其它学科的成绩，十八岁时才学会算术四则，十八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军事工程学基础。
太子在读书方面天分还是够的，他自己就说：“我生来并不笨，只是不肯用功。”他的父王在一封信里也说过：“上帝并未剥夺汝之智慧。”可是他疏懒成性，毫无进取精神。“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同母亲和宫女生活在一起，除了室内游戏，我一无所知。”太子写道，对学习“我极为厌恶，有时学是学了，可那是为了消磨时间，兴致全无。”
1712年，太子在国外待了大约三年，回国以后，父王问他学的东西忘了没有，随即命令拿图纸来。阿列克谢由于怕父亲要让他当场绘图，决定以最怯懦的方式逃避考试。他向手掌开了一枪，“蓄意使右手受伤”，但他并没有当真要这样做的决心，结果只擦伤了层皮。不过伪装还是使太子幸免一试。
太子的左右都是与对他进行教育有关的人。太子仿效父王，也把他的一些心腹叫作“帮伙”。
最受太子信任的是雅科夫·伊格纳季耶维奇，他事实上是这群“死党”的头目。此人贪权好势，善于曲意逢迎。太子曾向他发誓，保证一切“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他们之间的通信证明，这位神甫在太子心目中享有极大的威望，他把太子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太子不止一次地向他吐露真情：“上天明鉴，诤友如阁下者吾今生今世难望再得。”在从华沙寄给神甫的另一封信里，太子告诉他，如果他一旦归西，“我决不愿再返回俄国。”这封信所以令人感兴趣，也由于早在1711年 1月，即太子出逃之前很久，就泄漏了他可能不再返俄国的天机。
太子的“死党”完全不同于父王的“彼得帮”。“彼得帮”积极参预所发生的事件，各显其能，十分卖力；而阿列克谢的“死党”充其量不过从旁看看热闹，有时甚至心怀叵测。
1711年梁赞省大主教斯特凡·亚沃尔斯基在莫斯科布道，这事激怒了彼得。这位大主教布道时指责设立行政监察官一事，希望皇位继承人登基之后，能象他所认为的那样恢复旧制。有关这次布道的消息，几个月之后传到了滞留德累斯顿的太子耳朵里，于是他头脑里产生了指望宗教界发动暴乱的念头。尽管太子是一位十分谨慎并善于掩饰自己真实感情的人，但这次他却不能自持，冒险写信给神甫询问布道内容，这样就留下了不利于自己的罪证。“请将梁赞省大主教新年训诫（如已印好）交达乌多夫专程送来。”在另一封信里他要求告诉他大主教后来的遭遇。也是在1711年，德累斯顿曾谣传缅希科夫去世的消息，但这个传闻是假的。这一消息也使太子欣喜若狂，因为父王驾崩后他接位这件事中又少了一名从中作梗者。阿列克谢发专函核对这消息是否可靠，并要求由最可靠的信使把密信带回：“此间盛传缅希科夫公爵已故，刻正式讣告尚未收到。如知情，望用密码函告。”
在同忏悔神甫通信时，太子时而采用密码，时而使用只有通信人才能明白的隐语，因为他们只能靠信件暗通消息。在一封信中，太子请忏悔神甫和所有的“死党”成员不必回信，因为“此事不足与外人道及，祈祷上苍，保佑吾大业早日告成，不再宕延。”另外有一次太子写道，在斯摩梭斯克，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祈祷上帝：“祈求上天，尽速降全福于我侪”。“全福”是何所指呢：是希望父王健康恶化，还是等待圣上在沙场上饮弹而死，还是摆脱父王委派的公务，返回莫斯科投入“死党”的怀抱呢？
阿列克谢某些信件的含义，时至今日人们也不甚了了。但信尾经常附笔“此事勿令人知”，或“勿令外人知晓”，证明他力求自己和“死党”的举动避开外人耳目，特别是有意避开父王的视线。他极力掩饰自己同亲母及外家的联系。
越到后来，他和父王的关系越加疏远。太子把父王委办的公务视为难以胜任的负担，因为他一向厌恶工作。王储长成之后，耽于宴乐，嗜酒无度。醉后放浪形骸，信口开河，不能自已。
一次，太子在什么人家里做客，回来时酩酊大醉。他踉踉跄跄踅进夫人内室，竟被赶了出去。阿列克谢回到自己的卧室后，开始向唯一的交谈者——近侍伊凡·阿凡纳亚耶夫发泄不满。一开始他辱骂他的夫人，接着越说越激动，狂叫要砍下所有参预他们的婚事的人的头，要造他父亲的反。
一觉醒来，太子力图回忆自己夜里所说的话。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虽然伊凡·阿凡纳西耶夫为人忠实，可是万一他去告密怎么办？于是，他把近侍叫来。
“我昨晚没有惹谁吧？”太子问道。
“没有。”近侍回答。
“那我酒醉没有说过什么吗？”
听了近侍的叙述，太子说：
“谁没有喝醉过？醉汉总是废话连篇。我很懊悔酒后发火，并说了许多废活。”
为防万一，太子威胁说：
“不准你向任何人讲。即使你讲了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你：如果我拒不承认，人家就会对你严刑拷打。”
近侍请太子放心，说听到的那些话只有他自己知道。
阿列克谢的酒友们时常辱骂沙皇，背后对他所实行的改革横加指责，把守旧派散布的流言蜚语带进宫内。后来，太子供认，所有的朋友都“要我同父亲更加疏远，用声色犬马娱我耳目，以致使我不仅对军务、对父王交办的其它事务，乃至对父王本人都望而生厌，退避三舍。”但有时父子还是要会面的，这时儿子就要对父亲的责备洗耳恭听，有时还会挨打但只要彼得刚一跨出门槛儿，儿子就又重新和狐朋狗友沆瀣一气。
彼得很不满意太子的行为，理由是很多的。使彼得苦恼的不仅是阿列克谢听命于修士和政客，主要是他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太子第一次投身国事是在1704年，当时他在包围纳尔瓦城的俄国部队中服役，而后他参加了为庆祝占领这一要塞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典。
三年以后，十七岁的太子被派往斯摩棱斯克采办粮秣。1710年秋，王储的职责范围扩大了。先是派他去加强莫斯科的防御工事，以防查理十二的军队进攻首都：修补胸墙，构筑障壁，装备炮兵，给莫斯科卫戍部队补充兵员。在瑞典部队进军莫斯科的威胁消除之后，太子奉父命把五个新兵团补充齐全，装备并训练新兵，还参与了镇压布拉文起义的组织工作。
父子之间在参加共同事业的基础上（一方充当主角，而另一方则充当积极的助手），本来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和支持的局面，但事与愿违，不过这不能怪沙皇。
彼得1708年所写的书信中，已流露出对皇子办事拖沓的不满情绪，提醒他应在限期内完成任务。但很快看出来了，皇子对交办的事毫不上心，只一味和朋友饮酒作乐。他向由彼得任指挥官的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团送去的都是一些不大合格的新兵，这使沙皇火冒三丈。虽然彼得对别人的过失每每能宽大为怀，但他对怠情而玩忽职守者决不姑息。皇子从父王的来信中读到：“对汝选送至我团新兵极不满意；此类新兵即令派往他团亦属不合格者。由是观之，汝尸位素餐，其程度较之往日尤甚。”
父王的责备是有道理的。太子后来回忆说：“当父亲不在，我受命在莫斯科代理国家大事时，我以为得到了自由（虽然我也知道父亲把统治权交给我是为了使我在他身后获得继承权），于是便和神甫、修士和其它一些人一起寻欢作乐。”
以上供词是太子在十年以后作的。在得悉父王震怒之后，那一天他的表现却与此大不相同。他当时的行为动机只有两条：一是害怕受到惩罚，二是不择手段地来为自己开脱。千方百计逃脱罪责，四处找人为他说项。“皇上，有人在您面前诽谤我，说我派去的三百名新兵不合格，我没有能克尽职守，感到非常痛心。”接下去就是一些有意引起父亲怜悯的话：“真的，皇上，我是竭尽全力去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当时我实在搞不到更好的新兵，而您又催着叫我把新兵快点送去。”
太子得出一条结论，凡事应当十分小心谨慎，然而，不论是他，还是他的酒肉朋友都无从查明，应该提防什么人，是谁把太子的所作所为报告给了沙皇。他曾试请御前机要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