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星象对于古人的意义，主要在于其时间性，《易传》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尧典》所谓 “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皆谓此意。此理古今中外皆然。希伯来人的圣经《旧约？创世记》说，上帝开天辟地、创造万物之后，就在天上布置群星作为划分岁月时日的依据，“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可见希伯来人也是从时间性角度认识和理解星空的。名本乎义，星象因时取义，故由时得名。明乎此理，则应该从星象和农时的关系入手，探究牵牛和织女的来历。
如上所述，在《夏小正》中，“织女正东向”，和牵牛隔河相望，是七月到来的标志。七月处夏秋之交，一入此月，则暑气渐消，凉风乍起，天气开始变凉，这个时候，女人就要开始忙碌了，纺线织布，准备寒衣，迎接即将到来的肃秋和严冬。《诗经？豳风？七月》开篇就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就道出了此意：“七月流火”，黄昏时候，大火星开始向西方地平线坠去，表明秋天开始了，“九月授衣”，九月已是万物萧杀的晚秋，该是穿寒衣的时候了。九月授衣，则必须八月裁制，那么，七月，就该是纺织娘们飞梭织布的时候了。——《七月》通篇皆言时令，它其实就是周代豳地流传的农时歌谣，而此诗起首就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引出，并谆谆告诫，“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表明这首诗就是一首流传于纺织娘之口的歌谣，诗中又说“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女子的唇吻声腔犹然在耳，可见此诗出自女性之口，讴歌的主要是女子一年到头的劳作和悲欢。诗的前三章，都是以“七月流火” 起兴，表明这首歌很有可能就是古时候的织妇们在七月萤火明灭的夜晚，在灿烂的星光下，一边摇动纺车织布，一边反复吟唱的。天上，织女星光璀璨，地上，纺织娘浅唱低吟，人间天上，相映成辉，那颗照耀着人间纺织娘劳作的明星，因此就被赋予了织女的名称，成了人间织女的守护神。
伴随着七月的纺织娘唱歌，还有那些天生会弹琴的秋虫，《七月》中的纺织娘唱道：“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斯螽”是一种蚱蜢，“莎鸡”，不是鸡，是纺织娘，“蟋蟀”就是促织，纺织娘和促织一般人往往不加分别，这里我们也不需要严加辨别。这些卑微的生命，潜隐于草柯土块间，尤其是蟋蟀，整个夏天都无声无息，人们几乎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但是，一入秋天，它们就开始了天籁的鸣唱，而且随着天气渐冷，它们为了取暖，逐渐偎近人的居屋：“七月在野”，七月开始在野外远远地自在放歌；“八月在宇”，八月已经来到了屋檐下唱起夜曲；“九月在户”，九月就进了人家的门户殷勤弦歌了；“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严冬来临，蟋蟀已经登堂入室蛰伏过冬了。这些秋虫的歌声陪伴着纺织娘的劳作一起兴歇，一往情深地为纺织娘的夜歌伴奏，因此，它们也就获得了促织和纺织娘的雅号。纬书《春秋考异邮》称：“立秋趣织鸣，女功急趣之。”《易纬通卦验》也说：“蟋蟀之虫，随阴迎阳，居壁向外，趣妇女织绩，女工之象。”就一言道破促织得名的缘由。“促织鸣，懒妇惊。”诸如此类的谚语一直流传在民间。秋夜的虫唱，正如闺中的夜作、天上的织女一样，也曾引起古代诗人无边的惆怅，“秋风嫋嫋入曲房，罗帐含月思心伤，蟋蟀夜鸣断人肠，长夜思君心飞扬。”（汤惠休《白纻舞歌诗》）
七夕节乞巧风俗，显然就是源于其与入秋夜绩、女红劳作之间的关联。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说：“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七夕之后，妇女开始纺绩裁衣，因此在这一天陈设针线，祈求心灵手巧，既是一种郑重其事的仪式，也是一种劳作季节开始前的心理准备。正是凭借着这种年复一年的乞巧仪式，牛郎织女的故事才代代相传，流传人间。
《荆楚岁时记》说七夕乞巧时要“陈果瓜于庭中以乞巧”，此外，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晋代周处《周处风土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等皆记载有七夕乞巧陈设果瓜祭献牵牛织女的习俗。七夕何以必须陈设瓜果？有学者从瓜果联想到“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的诗句，说这种活动象征女性崇拜或生殖崇拜，这未免太“即空见色”、想入非非。其实，这种习俗并无什么神秘意味或象征意味。七夕之所以刻意陈设瓜果，不过是因为七月之时，正是瓜果成熟的时候，《七月》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通“瓠”，即葫芦，又云：“八月剥枣，”《七月》之诗旨在叙农时，诗中特意提到食瓜、剥枣，可见我们的祖先自古就重视瓜、枣成熟的时令意义。七月之后，瓜果飘香，因此，妇女们于七夕聚会之际，陈设瓜果，作为祭祀牛、女的应时之物。其实，这些瓜果名义上是供神，最后终究还是被聚会的人间儿女们自己享用了。正因为七夕与瓜果之间的时令关联，因此，汉代纬书《春秋合诚图》说：“织女，天女也，主瓜果。” （《开元占经》引）则在古人心目中，织女俨然成了瓜果的象征。中国传统星象图中，在织女的东边，牵牛星附近，有一组星的名字叫瓠瓜（即西方星图中的海豚座），瓠瓜边上还有一组更暗的星叫败瓜，显然也是古人用为瓜果成熟时节的时间标志的，古人当黄昏之际看到这个星象出现在头顶时，就知道该是断瓠剥枣的时候了，而败瓜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不及时采摘，瓜果就会颓败腐烂。
牵牛之名；未见于《夏小正》，却出现于华夏先民时间知识的另一个重要文献《月令》之中。《月令》载于《吕氏春秋》、《礼记》、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之中，其内容和形式都与《夏小正》大同小异，也是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叙述每个月的天象、物候、农功、仪式等等。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把周天沿赤道附近的星带分为二十八宿，即二十八个星象。一年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二十八宿周回于天际，因此根据每天黄昏或黎明出现于正南方的星象，就可以了解时序之推移，《月令》于每个月皆记载其昏、旦中星（即见于南方的星），即此意。其中仲秋八月的黄昏中星就叫牵牛，“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樱小薄Ｈ欢饲ＥＨ捶潜饲Ｅ＃皇悄歉鲈谝佣陡艉酉嗤那Ｅ＃侵付怂薜呐Ｋ蕖�
原来，在古书中，在银河边那个牵牛，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河鼓，《史记。天官书》说：“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其所谓牵牛，指二十八宿中的牵牛，而其所谓河鼓，才是银河边的牵牛，故《史记索隐》引《尔雅》说：“河鼓谓之牵牛。”银河边的牵牛何以一星而二名，既名牵牛，有名河鼓，而牵牛之名又何以一名而二星，既指银河边的河鼓，又指二十八宿中的牛宿，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曾成为中国天文史学上一段不大不小的公案。尽管各家对此现象的解释各有千秋，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即银河边的牵牛（河鼓）才是真正的牵牛，最早的牵牛，先民们最早所关注的正是这个牵牛。二十八宿中的牛宿亮度很低，放眼望去，在满天繁星中毫不起眼，根本不会引起农耕先民的关注，因此最初也不会被农耕先民用为纪时的依据。只是后来随着二十八宿系统的建立，由于原先的牵牛星位置比较靠北，远离赤道，而为便于观察，二十八宿必须位于赤道附近，因此，后来的天官就在牵牛的南边临近赤道的星空中，找到另一组星，取代了原先的牵牛，而为了区别，原先的牵牛就被赋予了新的名字。
那么，银河边的这颗星何以被命名为牵牛呢？“牵牛为牺牲。”牺牲指牛、羊之类在祭典上宰杀献神的牲畜。《天官书》所谓“牵牛”，所指自是二十八宿之牛宿‘‘‘，但却也足以表明，牵牛一名的意义是源于牺牲，而这就意味着，银河边的牵牛亦取义于牺牲。《月令》就提示出牵牛之得名与牺牲之间的时间因缘。牺牲的饲养生长有一定的周期，每一个阶段，针对牺牲，都要举行一定的活动，对此，《月令》中有明确的记载：春天，万物孳乳，牲畜繁育，故到了暮春三月，需要统计幼畜的数量，“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六月，夏秋之交，草木丰茂，刍秣收割，故“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臣民贡献牧草以为养牲之饲料；八月，仲秋之月，正是动物膘肥毛丰的时候，于是天子“乃命宰祝，循行牺牲”，循行牺牲，察其体量毛色，合规中度的牲畜才能用为牺牲；九月，暮秋之月，牺牲已经长成，故“牺牲告备于天子”；到了腊月岁末，就该是宰牲祀神，举行一年一度的郊天大典的时候了，于是，天子“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只飨”。诸神降临，馨享牺牲，降福穰穰，给芸芸众生带来太平和吉祥。八月“循行牺牲”，而此时昏见南方的中星，作为视牲之月的时间标志，被命名为牵牛，可谓顺理成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上文的分析，织女为七月之星，被作为秋天到来和女功伊始的标志，而牵牛为八月之星，被作为视牲和祭献的标志，两者时间不同，事义亦别，似乎毫不相干，岂不是与七夕故事和民俗中两者息息相关的关系相矛盾吗？其实，当七月，织女星升上天顶并垂顾人间织妇之时，牵牛星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牵牛与织女之间，盈盈一水，原本相去不远。七月过后，当一度高悬天顶的织女离开天顶向西倾斜时，牵牛星就后来居上，升上最高点了，岁序也就随之进入八月。多情的牵牛就是这样在织女身后紧追不舍，然而天命男违，这对生死冤家之间永远间隔着那段咫尺天涯的时、空距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以上所述，可见七夕故事和民俗的各个主要环节，都可以由其岁时的关系得以解释：织女之名织女，因其为纺绩之月的标志；牵牛之名牵牛，则因其为视牲之月的标志；当此夏秋之交，织女星和牵牛星先后双双升上中天，隔河相望，牛女七夕会银河的故事即由此而来；七夕穿针乞巧，不过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纺织季；乞巧之时陈设瓜枣，则是因为此时正是瓜熟蒂落的季节。民间传说，牛郎织女良宵一度，依依惜别之际，织女都会伤心落泪，泪水化作雨水，因此，每到七月七，天上总会飘下一阵绵绵细雨。七夕的雨水自然不是来自织女的泪腺，七夕之所以多雨，不过是因为初秋七月，正是中国大地连绵细雨开始的时候，《夏小正》说：“七月，。。。。时有霖雨。”《月令》七月说：“完堤坊，谨壅塞，以备水潦。”可见古人早就对夏秋之交多雨的气候特点了然于心。总之，七夕故事的每一个关目都能在古人的时间感中找到源头，天上的星星、人间的织女、初秋的阴雨以及成熟的瓜果，都因其在时序中的同时呈现而被联系起来，被赋予相同的时序意义，被编织于同一悲欢离合的故事。时间性对于人类知识和叙事的奠基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时间，作为大自然恒久不变、周而复始的节律，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计作息，也引导着人们的认识和叙事，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时间与其说是人类认知和度量的对象，不如说是人类理解和度量万物的可能性条件。时间川流不息，万物生生不已，世间万物都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浮隐现，并因此进入或者退出人类的生活和视野，因其在时间这一宏大节律中所出现的不同关口，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被归于不同的认识范畴，被纳入不同的故事情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时间，或者说大自然的节律，就是造物造化众生的脚本；“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传》），浩瀚的星空，苍茫的大地，就是这个脚本搬演的舞台；“田地絪緼万物，化醇”（《易传》），物类熙熙，众生纷纶，则是这个舞台上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