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特别是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们更忧心于法西斯势力的嚣张。那时，力主反法西斯的主要是英国共产党、独立工党和势力微弱的社会党。在传播和倡导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还有一些政治俱乐部之类的非政党组织，它们对战后新左派的影响更大。为了鼓吹自家思想，它们创办了一些思想与学术兼顾的报纸杂志，比较有名的是《现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所载之文多出自文理学科的专家之手；文学批评方面则有《左派评论》（Left Review），由一群左翼作家掌控，与英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但又不属于其麾下。这些社团当中，势力最大的当属左派读书俱乐部，其核心成员是一些向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效仿启蒙时代的哲人，以口诛笔伐的方式，启发民智，推动政治改革。其总部设在伦敦，在全盛时期，它拥有地方支部七百三十个，会员五万八千名。它通过月报《左派书讯》向会员发布新书信息和活动通知，后来这份月报更名为《左派信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就是由它在英国传播开来的。左派读书俱乐部的议题十分广泛，从迫在眉睫的战争到未来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苏联的发展到个人的失业，应有尽有，参与讨论的左派成员当中，有科学家、作家，还有诗人。除了论述社会背景的塑造作用之外，作者还着意指出，这些知识分子倾心于共产主义还与家庭宗教背景有关。英国共产党强调信仰虔诚、生活朴素、奉献精神，这与英国国民精神中的清教思想有暗合之处。左派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宗教色彩浓厚的家庭，有的是虔诚的国教派，有的信奉犹太教，有的属于胡格诺派，他们成年之后，以党来取代教会，作为思想的寄托，似乎在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在战后的英国大学里，保守思想占据了上风，战前生气勃勃的激进思想氛围已无迹可寻。雷蒙·威廉斯回到剑桥后，发现人们的言谈方式与以往大不相同。被战争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英国人似乎无暇提出新的政治诉求。一九四五年，美国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来到伦敦，为《纽约客》杂志组稿，在他眼里，伦敦的文化界呈现一片肃杀之气，近乎幽闭恐怖。重见那种热火朝天的文化论争气氛，还要等到十一年之后，新左派势力的突然崛起。这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未来新左派的核心人物，在寂寥和平庸的环境下完成了学业。战后英国的成人教育，也是这一代新左派施展文化政治抱负的重要舞台。英国的成人教育由来已久，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它兼有社会慈善和政治宣传的双重功能。即便在炮火连天、空袭不断的二战当中，英国的成人教育也未曾中断。在工人阶级教育协会内部，有两股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一种是比较保守的费边社改良主义，它以消除愚昧无知和文化匮乏为建立合理社会的有力措施，另一种是比较激进的人文主义倾向，把成人教育当成交流思想的论坛，想通过启蒙式学习和不带功利色彩的教学，让未来的人们变得更加完善。工人阶级教育协会的初衷即是，为那些无缘大学教育的工人阶级子弟提供人文训练，帮助他们理解社会，判断社会变革的需要。这一特点对于改良派和激进派，都极具吸引力。这一批新左派人士，思想越激进，就越是认同成人教育，他们从事成教工作，自有其文化左派的政治用意：借此来塑造激进的社会意识，促动社会变革。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放弃了在大学内任教的机会。当然，成人教育的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不菲的学术回报。鉴于成人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报纸、收音机和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形式，这些新左派教师可以因势利导，采取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文学批评的方法，教他们分析这些文化现象，进而从总体上透视社会，感受战后英国的历史变迁。威廉斯文化理论和批评的代表作《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汤普森史学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都是成教工作的产物。八十年代以来盛行的文化研究，也可以在威廉斯等人的成人教育活动中找到渊源。作者的基本结论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受到十九世纪伦理社会主义的影响，受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激进氛围的塑造，他们的潜意识中有世俗化的清教思想、宗教式的拯救众生的志愿主义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感，这在他们躬与其事的共产党活动、人民阵线运动、成人教育工作以及核裁军运动中均有所表现。战后英国的新变化，例如，福利国家的建立、消费主义的出现、大众文化的盛行，逐渐消除了道德社会主义的根基，使他们在政治上难有新的作为。这部著作从主人公的自传、回忆录和访谈入手，参以相关的社会史和文化史论作，去探寻他们早期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变迁，这当中既有全局性的关照，又有细部的考察。这种写法非常贴近威廉斯和汤普森书写文化体验的路数。作者对于传主宗教心理的探讨，贯穿全书，确有烛照之见，发前人所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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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擎《读书》2006年第9期
一九八五年哈贝马斯发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德文版。整整二十年之后曹卫东等翻译的中文版终于面世。此书曾在一九八七年被译成英文出版，收入麦卡锡（Thomas McCarthy）主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德国社会思想研究”丛书，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所征引的也大多出自这个英译本。
哈贝马斯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矢志不移地、广泛而系统地对现代性展开建设性的批判，力图在揭示启蒙传统内在困境的基础上开辟新路，以继续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这一抱负明确彰显在他一九八○年荣获“阿多诺奖”时所发表的答谢辞《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之中。次年，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在德国出版，以当代罕见的“思想体系”方式全面阐述了“交往理性”的必要性、正当性与可能性。值此，哈贝马斯被人称作“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但他自己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凯旋的庆典而是一次艰难的出征。当时来自“莱茵河对岸”的新思潮正强劲崛起，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人的论述对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激进的挑战。一九八一年，法国《世界报》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句式告白：“一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暗示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已经超出象牙塔内的纸上谈兵，成为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时代风尚。哈贝马斯虽然重视法国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敏锐诊断，但认定他们的批判陷入了歧途，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十个演讲与两篇论文汇集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十二讲》出版。而在二○○一年的访华之旅中，哈贝马斯亲自嘱托曹卫东尽快翻译这部著作，因为他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很显然，此书的缘起具有明确的论辩性背景。
但是，过于注重《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的论争性质却有可能忽视其（或许是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哈贝马斯的论辩不只是在具体观点上与对手“短兵相接”，而是通过重构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承传脉络，获得一个战略性的俯瞰位置，将论题带入更为开阔的思想史视域。在这个思想史的图景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福柯等人都曾在关键的转折点上做出各自的选择，开启了不同的批判路径，但最终都陷入了困境。哈贝马斯怀着一种力挽狂澜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重新回到黑格尔最初面对的那个历史十字路口，选择一条被前辈与同代思想大师们错过的出口，一条可能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新路。
黑格尔的十字路口
在哈贝马斯的思想史谱系中，黑格尔被标定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源头。为什么不是笛卡儿、不是康德，而是黑格尔？因为黑格尔虽然“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是黑格尔发现了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洞察到“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所导致的传统伦理生活总体性的分裂，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就是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现代”是在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中诞生的一种崭新的时代意识：“现代”是前行的、向未来开启的时间概念，是对过去的断裂与克服。黑格尔发现，现代性所依据的是“主体性原则”，这包括以“自由”和“反思”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批判的权利、行动自由以及用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是贯彻主体性原则的主要历史事件。在哲学上，主体性原则突出地表现为康德通过“先验反思”而高扬理性的批判哲学。这种批判将文化价值领域分裂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不同的领域，并以先验反思担当这些领域的“最高审判官”。
现代性试图依据主体性原则来为自己确定规范、获得自我确证。但问题是，“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否产生出这样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中抽取出来的，同时又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24页）。通过对启蒙时代的诊断，黑格尔发现了（康德没有意识到的）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它虽然生成了自由的主体和反思文化，“但它并不能利用理性来复兴宗教的统一力量”。一方面，主体自由的形成以及自主的反思瓦解了宗教的统一权力；另一方面，现代性，将理性与宗教并驾齐驱，导致了知识与信仰的分裂，使整个生活系统陷于分裂状态，“而这一点又是启蒙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因此，现代性的根本困境就是源自“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片面性。这是黑格尔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至今仍然面对的问题。
黑格尔曾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他本来有可能重建伦理生活分裂的总体性。青年黑格尔曾试图用“爱和生命”观念中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的一体化力量，来反抗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权威，以主体间的交往中介来取代主客体之间的反思关系。哈贝马斯在《耶拿现实哲学》中发现了黑格尔青年时期提出的主体间性理论的印迹。但黑格尔最终错过了这个更有潜力的路径，而是转向创立启蒙辩证法的原则，以“绝对精神”的概念使哲学重新获得一体化的力量。但是，在主体哲学的框架内来克服主体性只是一种虚假的解决。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作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开创者，虽然解释和把握了最为关键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但他的解决方案却步入了歧途。
在黑格尔之后，现代性批判的三条主要脉络是：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和尼采。而尼采的传人们又分成两支：一是经由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另一是经由巴塔耶到福柯。
黑格尔左派的策略是走向实践与革命。实践哲学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路线，以“劳动”取代“自我意识”，将反思概念转变为生产概念。但哈贝马斯认为，唯物主义的路线并没有摆脱相应的问题。马克思虽然避免了将理性置于认知主体的反思之中，但因为没有能将劳动作为主体间性来把握，实际上是将理性安置在行动主体的“目的合理性”之中。因此“实践哲学依然是主体哲学的一个变种”，无法实现理性一体化的解放实践。黑格尔右派反对左派的实践与革命策略，在他们看来，将平等的公民原则带入社会并使之服从于民主意识结构的努力必定失败，将市民社会融入政治社会的现实结果只是官僚化。因此，黑格尔右派想用一个绝对的国家概念来扬弃市民社会，他们深信强大国家的再生能力，能够掌握公共意见中最紧迫的东西。这种理念后来形成了思想史上的一个流派，经由卡尔·施密特贯穿到主张极权国家的宪法学家，这种传统打破了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的等级秩序，最终“将实质国家的概念转换为赤裸裸的极权国家”。
在此，哈贝马斯论述的主要脉络是，黑格尔的启蒙辩证法试图以“理性作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来弥合现代生活伦理总体性的分裂，但这只是唯心主义息事宁人的自我认识。而黑格尔左右两翼的继承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新保守主义者，都无法在启蒙辩证法的框架内造就一种恢复社会一体化的力量。由此，哈贝马斯转向审查黑格尔之后的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