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错，但并不突出，甚至还不如《汉书》。东汉王充说：“班叔皮续谈《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论衡·超奇》）如果从“义”的方面看，《史记》问题就更多了，“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在汉儒看来实属“不义”。
那么，今人为什么会特别看重《史记》呢？我想，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首先，我们非常重视史学史上新体裁的开创，而《史记》正是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体裁。这是一个里程碑，由此一路下来纪传体史书绵延不绝。但是，让当时人具有我们这样的认识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无法预料以后的史学发展状况。此外，我们重视《史记》，还在于司马迁的著史目的，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几乎所有研究《史记》的学者都会提到这句话。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史学是以解释为主，我们最看重的是对历史的解释，而司马迁的这句话正表现出强烈的解释历史的愿望。这个特点在《史记》中时常可以看到。《史记·六国年表序》：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史记·魏世家》：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记·伯夷列传》：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我们看到，在“事”、“文”、“义”这些常规的套路之外，司马迁脑子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他试图对历史问题提出解释。在解释不了的时候，他也要把自己的疑惑写出来。在解释重于叙述的今天，这些特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们的赞叹。但是，在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时代，他的这些思考、议论却不可能受到太多的关注。刘知几说：“史之有论，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史通·论赞》）他虽然在讨论史论的问题，但着眼点还是在“事”，并没有理解到“史之有论”的真正价值。
总之，因为我们与古人对史学的理解不同，所以对《史记》的评价也不同。但是，若追根寻源，大约从宋代开始，人们对《史记》的评价就逐渐有了变化。吕祖谦称赞司马迁“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后之为史者，殊未易窥其涯也”（《大事记解题》卷一二）。郑樵评价《史记》说：“会通之义大矣哉！……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自《春秋》之后，唯《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迁之门户自此衰矣。”（《通志》总序）马端临说：“《诗》、《书》、《春秋》之后，唯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文献通考》自序）章学诚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唯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文史通义·申郑》）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一）宋代史家有追求会通的风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称《通鉴》）是通贯性的著作，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亦然。他们从会通的角度看《史记》，自然会给司马迁以很高的评价。与之不同，清人评价从体例上着眼，也容易理解。到清代，纪传体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饮水思源，认识到《史记》的开创之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就《史记》的命运而言，这篇短文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史记》地位在宋以后的变化却也在提醒着我们，宋以后的史学是否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呢？这个问题比《史记》的命运更有趣味。
分析史学变化，不能不特别注意体裁问题，因为古代史学的变化往往表现为叙述体裁的变化。王树民先生说：“在唐代以前，史书体裁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二种，杜佑撰成《通典》后，增加了典制体，并衍生了会要体，北宋司马光撰成《通鉴》后，编年体盛行起来，从而产生了纲目体与纪事本末体，在史书编纂学中几种重要体裁，至此已告齐全。”（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我觉得“重要体裁”的齐全是很值得分析的，它意味着以“叙述”为主的史学著作在体裁上已经很难再变出什么新的花样了，同时也预示着我们如果继续用“体裁变化”——“史学发展”这个模式来观察以后的史学变化，必定会感到十分茫然。
依我们的“后见之明”，在传统的“叙述”之外，宋代史学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可走之路。这些路可能起初并不很显眼，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会越走越宽广。我们知道，司马光写《通鉴》时，还写了三十卷的《通鉴考异》（以下称《考异》）。在《考异》中，司马光对他所依据的各种史料仔细对比，详加考证，最终确定史料的取舍，并把取舍的理由写下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宋代有考据的风气，除司马光《考异》外，如刘的《东汉刊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通鉴地理考证》、《汉制考》等等，也都是这方面的著作。此外，如洪迈、叶适也都有考据之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经说：“《困学纪闻》为清代考证学先导。”其实，这“先导”当中也应包括宋代其他的考据著作。从史学演变的角度看，《考异》的重要性可能并不在《通鉴》之下。如果说《通鉴》是旧有编年体史书的最高峰，是对过去的总结，那么《考异》则更多地是指向了未来。
宋代读史风气浓厚，有关读史方法的议论也很多。程颐说：“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程氏遗书》十八）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朱子语类》卷十一）吕祖谦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东莱文集别集》卷十四，《读书杂记三读史纲目》）他们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分析史书中所记载的历史，而不再是仅仅从文本的角度去评价史书的“其事”、“其文”。宋代学者的这些读史心得很多都被记录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单独的一类史学著作。在《四库提要》史评类著作中，唐代只有《史通》一部，而宋代则明显增多。史论，古已有之，《左传》“君子曰”、《史记》“太史公曰”，一直到《通鉴》的“臣光曰”都是史论。但这些史论都是附着在史书上面的，而宋代的变化则是出现了大量脱离了史书的独立的史论之作（前代也有独立的史论，如诸葛亮《论前汉事》，但数量很少）。这实际上与前述《考异》的情形一样。考据也是古已有之，以往史家写史的时候，也必定会在史料的鉴别取舍上面下一番功夫，在注释家的注释中也或多或少总有一些考据的成分，但将这些考据成果独立成书，是宋代才有的现象。考据、史论渐渐从史书内部分离出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它说明史学在“叙述”之外，又有新的领域出现了。这些领域到明清就逐渐成了史学当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除考据、史论之外，宋代还有一部书很值得分析，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宋史》“袁枢本传”称：“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他是怎样“区别其事”的呢？我们举一个例子。《通鉴》卷九至卷六十八记载两汉历史，袁枢则将其分为《高祖灭楚》、《诸将之叛》、《匈奴和亲》、《诸吕之变》等四十三事。这些从历史过程中提炼出来的“事”，意义非同寻常，因为它在诱导着“问题”的出现。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对《纪事本末》体大加赞赏。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史通义·书教下》）余英时先生对章氏这段话有过分析。他在讨论章学诚与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时说：“柯灵乌颇赞同艾克顿的名言，以为科学的历史家当‘研究问题而不是时代’。这一点也恰恰与章氏的观点若合符节。我们知道，章氏曾对袁枢的《纪事本末》体裁特致赞扬。……袁氏之体裁正合乎西方近代史学的著作形式，也是近人之治西史者所特别欣赏之一点。‘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正是‘研究问题’这一观念的实际表现。”（《论戴震与章学诚》）从客观上看，纪事本末体确实具有这样的特点。历史上哪些事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又是什么？当史家试图把“历史”组织为“事件”时，这些问题便不能不考虑。可见，在史家选择“事件”的时候，“问题”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其实，不论程颐、朱熹，还是吕祖谦，他们谈论的都是“读史”应该如何如何。“读史”，已经不属于“撰写”；“读史”强调的是读史者应该如何理解历史。质言之，“读史”者已经展现出了一个“研究”者的姿态。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我们看苏轼的一段议论。他在讨论“历代世变”时说：“秦以暴虐，焚诗书而亡。汉兴，鉴其弊必尚宽德，崇经术之士，故儒者多。虽未知圣人，然学宗经师、有识义理者众，故王莽之乱，多守节之士。世族继起，不得不废经术，褒尚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能不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既极，故晋、魏之士，变而为旷荡，尚浮虚而亡礼法，礼法既亡，与夷狄同，故五胡乱华。”（《苏轼集》）这段议论有的地方有道理，有的地方则有些荒唐。但不论怎样，苏轼的意图还是能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希望能够寻找到秦汉魏晋历史变化的逻辑。我们再看马端临的一段话。他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他把政治史与制度史做了明确区分，认为“理乱兴衰”的政治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则是“相因”的。能够考虑到政治与制度的不同，并进而指出其各自特征是“不相因”与“相因”，这样的思想实在是有相当深度了。它使以往仅仅关注“事”、“文”、“义”的旧史学黯然失色。
我们接着讨论体裁的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讲完《文献通考》后，接着讲《明儒学案》。他开头的说明很有意思。他说：“此下我们讲明代，我想特别只举出一部书，即是黄梨洲（宗羲）的《明儒学案》。实际，《明儒学案》已不是明代的书，这书在清代才完成。这样讲来，我就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