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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机制是教育体制。移民（包括不合法的，没有暂住证的）的子女都能上学。当然，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能说法国社会确实保障了公民子女日后成功的公平可能性。教育挑选就是社会隔离的结果。虽然如此，但是，移民子女从三岁开始就接受法国学校的教育这一实际情况，不能不引起移民子女在语言、行为、观点上的深入改变。尽管移民子女上大学，尤其是考上优秀大学的可能性相当低，但是与法国工人子女相比，这一项上的差异并不太大。
第三个机制是“区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止，移民都居住在城市内的街区当中。法国大城市中都有传统的移民聚居区，不过，那时这些区域没有“封闭、独立”的特点，本地人（尤其是工人与小资产阶层的成员）也在这种地方居住。在这个情况下，就发生了——虽然是有限的——社会混合的现象。邻居之间形成互助、互动的关系，友谊、恋爱、婚姻等等的现象则会引起成人及其子女的融合。
最后一个机制是国民兵役。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止，法国一直实行全民兵役制，尽管一些青年（基本上是大学生）会找办法来逃避服兵役，但是，大多数的年轻人都不得不完成这一义务，这也包括那些因在法国出生而获得法国国籍的移民子女。这样，至少在一年之间，移民子女有机会与其他阶级出身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
总之，上述这些制度与政策，其设立的初旨并非专为融合移民，但却真正形成了法国的移民经验，因此倒足可视为某种模式。
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乃是因为这些机制都面临重重障碍。第一，全民兵役制被取消了。第二，法国失业率有所上升，尤其是低技术岗位，供远远大于求。过去，移民的融入化与工业化是同步的现象，因为工业持续发展，需要体力充沛的劳动力，所以能够吸收新来的移民。而在目前，这一可能性有所下降。第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法国政府对大城市进行的重要调整，引发了地区隔离的现象。近年以来，城市中心变成了只有富裕阶层与高级中产阶层居住的地方，郊区则分为高层、中层和底层分别占据的不同居住区。条件恶劣的郊区被视为可耻之物，那里的居民都经历着同样的生活——失业率高，教育水平低，家庭状况差等等。你住在这些郊区城镇，就意味着你属于“异类”群体，甚至属于犯罪团伙，于是，愿意给你提供工作或出租住房给你的人就很少。你一直背负着侮辱性的社会身份。而且，孩子们也没有机会体会社会交融的经验了。脱离自己出生和生活的地区，与背景不同的人交流，这样的机会基本上不再有。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其所生活的地区，是他们的领土，但是也是他们的监狱。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特点非常近似，就是说，居民都是遇到困难的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属于单亲家庭，文化水平低等等。同时，这些地区的环境也很差，休闲娱乐很少，交通不便，尤其是难以前往城市中心。由于年轻人感觉没法享受消费社会的成果，于是，很多人转向“社群”的认同。有极少数人成为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分子，但是，绝大多数人采取“混合认同”的办法。他们感到自己被法国社会所淘汰，所以，其所认同的文化因素有一个唯一共同点，就是一切与法国文化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念。比如他们会遵守最激进的原教旨教规，同时却崇拜美国的饮食与音乐文化。
总之，不能说法国社会中最根本的矛盾与冲突有文化的内容。法国大骚乱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种融合机制都成功地掩饰了移民的底层地位，尤其是有能力避免移民子女继承父母的所有社会劣势。当今，这些融合机制的效果打了折扣，所以社会劣势进入了制度化的过程。由于在底层阶层当中北非移民子女的比例很高，并且这些年轻人的认同对象与一般法国人不一致，因此法国舆论便认为移民子女成为了“风险阶级”。法国社会的看法，是把社会矛盾与文化冲突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因为在犯罪、“找麻烦”的人口当中北非移民子女的比例很大，所以“普通的法国人”就觉得融合问题与“北非”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当今北非移民子女被等同于“风险阶级”，基本上是历史的偶然，要知道，在过去，“风险阶级”也曾经是指有黄头发、蓝眼睛的那些人，或者是指用意大利口音来说法语的那些人。因此，如果采取推动“文化交流，文化对话”的政策，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融合现象的发生基本上都是无意性的，即使在社会基层，这样的融合也同样得以进行。只有推动阶层交融，限制不平等，才能减轻“郊区危机”的社会紧张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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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精华《读书》2006年第6期
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中称，俄国已经不属于当代发达国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50％，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中国的五分之一，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机后人均GDP只有三千五百美元——“七大国”的五分之一，而且俄国没有因为十年改革而优化了产业结构，即工业化时期所形成的基础工业（如燃料、电力、冶金等）至今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工业产值的50％、出口比重的70％，相应的，在现代科技民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等方面几乎被排除出世界竞争市场（所占份额不到1％，而美国占36％）。也就是说，由于主动的社会转型而让俄国付出巨额代价，几乎比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更甚，相当于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卫国战争损失的两倍。造成如此状况的直接原因似乎是：苏联在改革艰难之际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过多，在叶利钦时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不单单是参与，而是主导了改革进程——该组织以保证俄国经济改革在民主化进程的名义下顺畅进行，促成寡头政治集团在俄国的合法形成，而寡头集团不顾议会的意愿、经济学家的立场、工会的要求、公众舆论等，要政府全面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拟定的方案。
问题是：就常识和科学知识而言，做出关乎国家前途和两亿多人民命运的决定，本不应该寄希望于脱离俄国实际的经济模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构建的“华盛顿共识”。这类情况若发生在拉美和东南亚这些缺乏科学团队、文化基础薄弱、资源稀缺的欠发达国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苏俄拥有先进的科技潜力和大批技术人才、丰富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和雄厚的自然资源，国内市场容量大到足以保证居民就业需求，拥有相当规模的闲置生产能力、不少高附加值的产品及出口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独联体、东欧和亚洲）等，这些意味着苏俄改革并不急于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休克疗法”，但为何俄国却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来试验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基地？
这些，仅仅依靠经济学原理是难以理解的。
我们知道，因为俄国东正教中的人性观念和持续三百年的改革历程，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当代俄国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促成了西方政治制度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建立，但是在俄国，引进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却很难，因为它与以集体性、计划性、重生产而轻流通和消费等为主体的苏联经济传统相悖。
十八世纪之前俄国始终不存在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文献，经济活动通常被理解为“主持家政/家务”，这种独特的经济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成为俄国人的主流思想。这个“主持家政”是指保证全家人一年劳动收获和财富的经济活动，它首先是一个精神道德范畴，然后才是经济学行为，是俄罗斯经济模式中进行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伦理概念，其要义在于获取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财富，并且获取财富的欲望必须受到节制。
正因为强大的传统斯拉夫特性阻碍着俄国对现代文明特别是现代经济的认同，导致彼得大帝不得不大刀阔斧地改革（当然改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改变俄国自然经济结构。可是，以实现资本主义为目标、解放俄国农村生产力为目的的一八六一年改革和一九○五年前后的斯托雷平改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遭遇到很大阻力，其结果也很不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村社制度及其理念化所致，甚至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也广泛采用劳动组合形式、企业之间的联系也仿照村社之间的关系，长达七千五百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就是采用劳动组合形式修建的。这就意味着在十九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非私有化不仅可能会延续，而且这种非私有化观念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改革实践的推进而有所弱化。这样自然生成的经济理念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继续演化为更体系化的反私有制理论，比如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康斯坦丁·卡维林（К。Кавелин；1818—1885）作为一八六一年农村改革政策和法律的起草人之一，却在代表作《俄罗斯农村公社的观点》中声称，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村社经济体制的崩溃，将会导致俄罗斯国家经济本身的衰落，因为村社经济保存着俄罗斯经济结构的基础，因而他反对在俄罗斯大地上全面推行私有制。
除了村社的经济观念之外，崇奉东正教进一步促成俄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经济理念排斥西方的“应欲与从欲”，而且不因为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的世俗化浪潮冲击而减缓“节用和俭用”特点。俄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家布尔加科夫（Сергей Булгаков；1871—1944）声称，“东正教在东方民族几千年历史上，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工业和货币资本主义因素比较薄弱。和西方教会一样，东正教对资本持否定态度，就像对资本利息一样，认为它也是一种高利贷的剥削……”由东正教延伸出来的经济理念，加剧了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方现代经济模式的差别。也就是说，东正教在俄国并未发生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说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结盟的关系，反而促成俄国知识界和政界排斥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因为如此，来自东正教的这一信念，构成了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等本土文化根据。按《路标集》中别尔嘉耶夫之作《哲学的真理和知识分子的真理》（一九○九）所论，“在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和情感中，对分配和平等的需求，终究是凌驾于对生产和创造的需求之上的。这样的表述，无论是对物质层面而言，还是对精神层面来说，都是正确的”。这种判断是极其深刻的。
其实，斯拉夫民族的基因和东正教信仰对俄国人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尤其是在法律方面。在莫斯科公国时期，村社就已经根据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判定是否犯罪，如盗窃国家或地主财产的行为，可能没人去关心，但是偷盗农民或集体的一件小物品，可能要被重罚，制定法律保护个人权益是很不适宜的，大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权衡实践中的个人和集体利益，很显然，结果大多是集体超越了个人；在沙皇时期，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政府官员和贵族同样对法律不屑一顾。这种情形的出现是有历史根据的：俄罗斯法律源于拜占庭和东正教，而拜占庭皇帝拥有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威，可以废止法律或制定关于宗教和民事的法律，并因政教合一，皇帝还有监督民众道德的义务，因而法律对个人的生活具有严重的侵犯性，而重视集体和血缘伦理的东正教则从精神上促使民众服从这种法律，这就导致俄国法律依据的不是理性，而是共同的信念和崇拜，其表达方式也不是一贯的，而是自发、冲动的，而且在法律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泛的生活领域。
俄国知识分子这种在法律观念上的本质特点，导致普遍只注意到立宪国家的社会性特点而忽略了其法律特性，尽管这种国家的本质就在于它首先是一个法制国家，是对个人、个人的独立及自由的保护。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思想解放和西化潮流之加剧也只是强化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并未改造他们的传统法制观念，也未能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