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以下简称王）：斯洛维克先生，你在与布兰奇（Michael
Branch）教授合编的《ISLE读本：一九九三——二○○三年的生态批评》一书的导言里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生态的研究之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也是我十分关注的问题。在我看来，生态批评是一种思想批评和文化批评，它的主要目的是挖掘和批判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要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沃斯特（Donald Worster）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里说得好：“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只有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解决问题，进而普及生态意识，创造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文化和生存发展模式，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正是在这一方面，生态批评大有可为；只有在这一领域做出贡献，生态批评才具有重大意义。
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生态批评研究的著名学者、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始人之一和前任会长、美国内华达大学英文系教授，以下简称斯）：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也认为，揭示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生态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个人比较认同文化根源的寻找，我赞同沃斯特的观点。不过，生态批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心理和精神层面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迪拉德（Annie Dillard），她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大脑如何对自然做出反应，她想讨论的是人类对地球的理解，她最终的目的在于探索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即自然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从何而来。迪拉德的那本《当下》选择了若干话题来探讨，如云、沙、出生、现在、数字、以色列、古代中国等，探讨如何观察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不同部分，并试图将它们联系起来。应该说，这也可以被看做生态研究的另一种方法、另一种途径，而且我个人认为它对于文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王：我同意这个方面也应当是生态批评关注的对象。每一个作家或批评家都有理由也有权利侧重探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不过，就生态批评的整体和产生的语境而言，我还是坚持那个看法，生态批评的主体倾向是要在思想和文化根源上探索缓解生态危机的途径。我很赞同哈佛大学布伊尔（Lawrence Buell）教授的看法，他曾经给生态批评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在一种献身环境运动实践精神指引下的对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生态批评家不是仅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而是“为处于危机中的世界写作”的人，这也是他第二本有关生态批评的专著的书名。在他新近出版的《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里，布伊尔进一步具体阐述了生态批评的自然关怀和社会关怀。他指出，生态批评已经从主要关注自然美和自然保护深入到主要探究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社会根源，它更加关注的是环境正义，关注全球化与生态保护地域的关系和冲突，关注美学、伦理学和政治关怀与生态关怀的联系和抵触。他进一步指出，正因为深入到了社会思想文化层面，当今的生态批评（他所谓的第二波生态批评）才会有如此迅猛的发展。
我第一次接触生态批评是二○○○年在哈佛访学的时候。在听了几次报告、看了一些书之后，我非常震惊地意识到，我在国内的时候极其严重地低估了生态危机的可怕性。在哈佛教授和包括你在内的美国生态批评家的影响下，我改变了研究方向，转而研究生态批评，并十分迫切地想对中国的同行和读者发表看法，因为我觉得现实情况非常严峻，生态批评迫在眉睫，而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危机是什么？危机是个很重的词，它意味着你的一只脚已经迈向万丈悬崖外面了。生态危机使我们的许多思想和学术探讨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显得滑稽可笑了。在生态危机的时代，生态批评乃至整个生态思潮都应当以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为中心任务。那么，斯各特，你本人更倾向于哪个方面呢？是与现实直接相关的思想文化根源挖掘，还是关系不太直接、更为深奥的哲理思考呢？
斯：我对每一方面都很感兴趣。我喜欢倾向于心理学目的的自然书写。我很想知道，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对自然做出反应的，人类的大脑起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是怎么去阅读和接受自然书写的，自然以及自然书写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感觉和生活的。我同时也非常关注现实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生态危机的确非常紧迫，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会一直被生态问题所困扰，我们甚至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尝试，也应该倾全力尝试。对于生态危机的问题，我想，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它和人类的许多其他至关重大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决的。我觉得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子来关注研究生态批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每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英文系都会有一些生态研究专家；因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要在生态危机中生存下来，从现在到将来，我们必须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
其实不只布伊尔教授，许多生态批评家都将探究生态危机的文化和社会原因进而解决这些文化与社会问题作为主要诉求。康韦（Jill Ker Conway）、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和马科斯（Leo Marx）在《大地、空气、水、火：关于环境的人道主义研究》一书里指出，如果要找出解决当今环境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将环境问题放到更广更深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思考。海斯（Ursula Heise）在《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二○○六年三月号上撰文指出，生态批评致力于三个方面的探索，一是科学的自然研究；二是对文化表现的学术分析，也就是你说的发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三是为了人类能够以更持久的方式生存于自然界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加勒德（Greg Garrard）在其《生态批评》一书里也指出，生态批评家必须坚持文化的分析，并将文化分析作为道德和政治的必需。德洛格利（Elizabeth DeLoughrey）、格萨恩（Ren巈 Gosson）和汉德利（George Handley）在合编的《加勒比文学与环境》一书的导言里指出，尽管北美的生态批评家经常描绘理想的自然景观，但对于加勒比地区的人来说，那些理想的景观太奢侈了，他们更需要了解的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比如历史的和种族的暴力，比如殖民主义。埃斯托克（Simon Estok）在二○○五年夏季号《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上指出，生态批评不应当仅仅满足于构建自足的理论体系，还应当致力于使其观念产生社会效果，使之变成政策与行动。
我个人认为，可以强调生态批评的现实作用、介入意义，但不要排斥其他作用，所有有助于推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探索和追求都应当被包含进生态批评。早在一九九四年盐湖城会议上我就坚持这个观点，所有与生态和人与自然之关系有关的文学艺术研究都属于生态批评。在此基础上，要使生态批评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必须重视它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们近年来做了一些努力。我们努力影响一些议员、一些政治家，我们还邀请著名的生态批评家、自然书写作家和政治家撰文，请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保护内华达荒野的重要性，并结集出版了他们的文章。我研究生态文学的时候很愿意与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律师们进行交流和对话，并希望由此而间接地影响到公共政策。在政治选举活动中，我也会倾向于选那些有明确的环境政策的政治人物。
王：无论生态批评的目的是什么，也无论它有多少目标，生态批评首先要面对文学或艺术文本，首先要研究它的批评对象。我非常欣赏你在一九九九年《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的“文学与环境论坛”上说的那一段话。我记得大意是这样的：生态批评的范围不仅包括研究那些明确表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而且还包括研究所有类型的任何作品——努力发掘其中的环境意义。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从绿色的视角来审视。到了二○○三年，你的这个观点继续深化和细化了，在你主编的那本《生态批评》里，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价值重估”，而且书的封底还赫然印着你的解释：“‘价值重估’部分提供的是对熟悉的环境作家的新的阅读，以及对通常不被人们从绿色视角审视的作家和文学传统的环境视角的重新审读。”在这个部分里，你收入的论文既有对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斯奈德（Gary Snyder）这样的一般认为是生态作家的研究，也有对伍尔夫（Virginia Woolf）这样的很少有人从生态角度认识的作家的生态解读。我在自己同年出版的《欧美生态文学》中也用了一个章节专门讨论生态视角的传统文学重读。在书中我写道，重审和重评传统文学，是生态批评的一个主要任务。它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掘传统作品过去被人们忽视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义，对其做出增值判断；另一方面是对反生态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做出减值判断。
斯：不过，重评也要防止突出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难以避免、但又必须努力避免的倾向。生态视角的重新解读和评价，目的是丰富传统文学的生态含义或揭示传统文学的生态局限，但绝对不是以一个新的亮点掩盖原来的亮点。比如说，《圣经》的思想就是很复杂的，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控制自然观，也有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神学界对此有深入全面的讨论。又如，培根的作品中的确有很多反生态的思想，但也有一些生态的意识。莎士比亚的情况也同样复杂。
王：你专门研究过艾比（Edward Abbey），艾比也是我和研究生们非常喜欢的作家。从中国学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特别重视艾比对“唯发展主义”的批判和他的生态发展观。发展经济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是人人享有的权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权利更为重要。但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生态危机告诉我们，人对物质的无限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如果再不限制发展，结果只能是加速奔向灭亡。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这是无可奈何但又必须的选择。当然，生态的制约可以是动态的、相对的，即随着人类在开发替代资源、治理污染、重建生态平衡等方面的不断进展，生态对发展的制约可能不断放宽；但制约却是必需的、绝对的。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发展无异于直奔死亡。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就是发展的制动器。
斯：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发展观和发展政策上，诚如你所说，必须考虑到“限制”。工业推动者们并不太理解“限制”，很多的政府领袖也坚定地认为发展可以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而不存在极限的问题。但是，就环境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真的存在着“极限”，要看到能源是有限的，地球是有限的。如果人类在行动的时候能意识到“极限”，意识到限度，懂得限制自己，就会在地球的有限性和发展的节奏之间谨慎行事。许多美国环境作家对“极限”这一概念很感兴趣。许多人认为不仅要限制工业、商业，还必须限制科技发展，比如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就强调了限制技术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必须尽量避免技术的滥用。
王：生态作家早就提出了对科技进行限制，十九世纪的玛丽·雪莱（Mary Shirley）就在其小说《弗兰肯斯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进入“巨科学”时代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加严峻了。人类绝对不能把科学技术置于被监督的范围之外，必须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重审、批判、监督、制约和改造。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科学技术，就会像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权力一样失控，最终走向专制（科技专制）和疯狂。法国生态思想家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说得好：“过去，人们为科学的自由而斗争，今天，他们应当奋起限制科学的权力。”即使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真正的热爱，也要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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