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皮，就晓得大事不好！可我还是来迟了。老陈兄弟，我晓得你是为啥走的，你是带着悔恨走的呀！你为啥不闭眼？其实我们心里亮着呢！我们哪会生你的气呀？老陈兄弟，你闭上眼吧，啊……”说着，伸出手去，轻轻把陈民政眼皮一合，陈民政的眼果真闭上了。
余忠老汉见了，更觉伤心，不觉由抽泣变成了小哭。小吴等干部见了，忙过来把他拉了出去。在巷道里，余忠老汉慢慢安静了下来，问小吴陈民政为啥这样快就去了。小吴说：“陈叔是急火攻心，导致溃疡大面积出血，出血过多，乡医院没条件及时抢救，刚才一阵大出血，就去了！”
余忠老汉听了，才十分后悔地说：“早知这样，我刚才就不走了！老陈兄弟，我对不起你了！”
隔了一天，余忠老汉打听到了陈民政出殡的日子，就回来对文忠、文富、文义说：“明天你们陈叔出殡，都去他坟上磕一个头！”
文忠听了，有些不愿意，说：“爸，你去就行了。家里还有活儿……”
余忠老汉立即瞪着文忠，说：“再紧的活儿都得去！你们陈叔这辈子，虽然没有办成啥大事，可算是把心交给了我们老百姓，我们不能做无情无义的人！”
文忠听了，闭了嘴。
第二天一大早，余忠老汉就带了三个儿子，提着祭奠的礼品，来到陈民政家。可又来晚了一步，陈民政已经抬上山安葬了。他们又立即赶到墓地。墓地四周还围着一群群送葬来的村民，一大片花圈把陈民政的新坟装扮得十分美丽。父子四人来到坟前，余忠老汉喝了一声：“跪下！”
文富、文义十分听话地跪下了，文忠迟疑了一会，也跪下了。接着，他们从篮子里拿出祭品，摆在坟前，又燃起了香烛。余忠老汉打开酒瓶，一边用酒徐徐奠地，一边说：“老陈兄弟，我们父子四人都来看你了！你是为我们老百姓死的，我们老百姓会永远记着你！今天你慢慢喝一杯，再也莫担心你那胃病折磨你了！以后年年的今天，还有三月清明七月半，腊月三十吃年饭，我们再念叨着你！我们给你磕头了！”
说完，父子四人一齐弯下腰，为陈民政磕起头来。
正磕着，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啜泣。他们回头一看，原来是送葬的村民，不知啥时候，在他们身后跪成了一片，一边跟着他们磕头，一边抽泣。父子四人一见，鼻头一酸，也情不自禁地洒起了泪水。慢慢地，这抽泣蔓延开去，不一时，竟变成了“嘤嘤”的悲痛的恸哭声。这让人心碎的哭声久久地飘扬在了坟头上空，安慰着陈民政的灵魂。
33
这是陈民政死后十多天的一个黄昏，余忠老汉忧心仲仲地走进毛开国的院子里。毛开国的院子当西晒，一抹红红的晚霞的余辉，像舞台上的追光一样，集中射在毛开国的院子里，把余忠老汉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毛开国看样子刚收工回来，正坐在屋里摇蒲扇，一种深沉的寂静笼罩着这个院子。余忠老汉还在院子里就喊了一句：“老毛兄弟！”
毛开国一见，立即站起来，走到阶沿上来迎接余忠老汉，嘴里亲热地说：“老余大哥，啥风把你吹来了？快进屋坐！”说着，把手里的蒲扇递给了余忠老汉。
余忠老汉随毛开国进屋，坐下了。然后心事重重地望着毛开国，叹了一口气，才说：“唉！老毛兄弟，你是干过公事的人，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你帮我掂拿掂拿，这事能不能干？”
毛开国听了这没头没脑的话，心里大惑不解，纳闷地问：“老余大哥，啥事？你就沙锅炒豆子，干脆一点！”
余忠老汉这才说出了隐情：“我们家老三，要和乡政府打官司，告他们违反包销青麻的合同……”
“打官司？！”毛开国还没听完，两眼直直地看着余忠老汉，为这消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是呀！”余忠老汉低沉地说：“我叫他莫打，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可他不听，今天还进城啥……咨询去了！”
毛开国听了，半天没吭声，皱着眉头像大政治家一样，在屋里踱起步来。过了一会，才抬头说：“按说呢，这民告官的事，报纸上也在说，可到底我们没见过。再说，能不能，还很难说呢！”
余忠老汉听了，忙十分赞同地点头说：“对，我也这样琢磨！俗话说，官官相护，你能告倒官吗？鸡蛋能碰得过石头吗？”
毛开国也说：“对！”说着，又在地上踱了几步，然后深思熟虑地说：“老余大哥，我看这事儿不成！栽桑种麻是县上叫干的，乡里给我们订合同，也是好心，是为了完成任务。现在文义虽说告的是乡政府，却是冲着县领导去的呢！这告七品官的事，能成吗？”
余忠老汉听了，心里更亮堂起来，说：“那当然更不行！”
毛开国露出了一丝自豪的神情，这神情过去做支书时曾经常挂在脸上。他手一挥，像是先前做支部书记布置工作那样，斩钉截铁地对余忠老汉说：“再说，这青麻不收，责任在外国人制裁我们。国家也难呀，是不是？叫文义趁早收了这份心！我们庄稼人，还是莫去凑热闹好！”
余忠老汉听了毛开国这话，也像领了指示一样，说：“对呢！老毛兄弟这一说，我心里就踏实了！那我走了！”
说着，余忠老汉站了起来。他脸上再也没有了来时那种仿惶和忧虑的神情。毛开国把他送到院子里，他急忙感激地劝阻着毛开国，说：“你留步，留步，老毛兄弟！”说完，迈着有力的步子走了。
走到家里，文义已经回来了。不等文义说话，余忠老汉先板了脸冷冷地问：“你啥……咨询得咋样了？”
文义显得十分高兴，喜气洋洋地说：“爸，人家律师事务所的同志，支持我们打这场官司呢！人家还愿意做我们的义务代理人……”
余忠老汉不等文义说完，黑着脸，没好气地打断了文义的话，说：“不管人家咋说，老子月亮坝坝耍刀，给你明砍，这事你给我拉倒！”
文义听了，大吃一惊，不解地望着父亲，问：“爸，你这是咋了？”
余忠老汉仍是余怒未息地说：“咋了？老子刚才也是啥……咨询了你毛大爷，人家也是干过多年公事的人，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知道得还比你少？可人家就明说，这官司还是不打为好！”
文义听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急忙诚恳地说：“爸，你相信我好了！”
余忠老汉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相信你？嘿嘿！你小子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戳了拐人家骂谁？骂老子呀！”
文义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悲哀的感觉，他望着父亲，知道这次遇着一个巨大的障碍了，可还是耐心解释说：“爸，这是法律赋予我们公民的神圣权利，官为啥就不能告？”
余忠老汉说：“你以为那样容易吗？你也不掂量掂量，你有几斤几两，你告得倒人家吗？老子告诉你，你的胳膊再硬，也休想硬过大腿！”
父子两人在院子里顶起牛来，屋子里的田淑珍、文富、文忠听见了，也走了出来。田淑珍听了余忠老汉的话，十分爱护地对文义说：“文义，你爸说得对！吃亏就吃了，莫去打啥官司！”
文忠也说：“就怕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骚，让人笑话。”
连文富也劝说起文义来，说：“老三，我看就算了，也不是我们一家，犯不着！”
文义有些生气了，大声说：“你们怕啥？是我上公堂，又不是你们上公堂！”
余忠老汉也勃然大怒，指了文义的鼻子骂道：“我知道你杂种不安生！你要真不安生，你还是出去好了！这两年，你不在家，我们缺了胡萝卜，一样地办出了席！”说完，他怒气冲冲地朝屋里走去。走到大门口，又回头对文义大声说：“你晓得你是冲哪个告的，哼？！这青麻不收怪谁？怪外国人！你跟老子莫冬瓜奈不何，扯藤藤，”
文义说：“藤藤该扯还得扯！”
余忠老汉听了，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许久，才狠狠地吐出一个“敢”字，接着满脸怒气地进屋去了，把门摔得“砰”地一声响。
文忠见了，又忙对文义说：“老三，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免得惹爸生气！你以为打官司像平时说怪话那么容易？还有这费那费听说也不少……”
文义听了，忍不住大声对文忠吼了起来。“走开！你晓得个啥？！”
文忠碰了一鼻子灰，自讨没趣地回答：“好，我好心没好报，不说了！”说完，也进屋去了。
这时，余忠老汉在屋里大声叫了起来：“进来吃饭，还等啥？”
田淑珍和文富听了，急忙往屋里走。田淑珍一边走，一边对文义说：“莫闷坐着了，先吃饭了！”
可文义坐着没动，对母亲说：“妈，你们去吃吧，我不想吃！”
田淑珍说：“咋不想吃？人是铁，饭是钢，快进来吃！”
文义又说：“我真不想吃！”
田淑珍大娘叹口气，没再说什么，先进屋去了。
文义等母亲走了，把凳子挪了挪，移到了冰凉的月光下。此刻，他心里突地涌上了许多迷们和惆怅。打这场官司，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内心矛盾和斗争了许久后作出的决定。他不是没想过其中的利害关系。是的，照有些人看，他要和乡政府打官司是没有道理的，甚至还有一点刁民的味道。因为乡政府发展青麻，出发点确实是为农民好，而青麻不收，又是西方经济大国经济制裁的结果，这责任不在乡上、县上。可是细下来想一想，农民遭受这样大的经济损失，难道就仅仅用一个“西方经济制裁”的理由就能了结？换句话说，外国人经济制裁的损失，就应该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承担？我们的政府干啥去了？农民的损失就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这青麻，政府哪怕是用最低保护价收购回去，农民也会想得通。可是二茬麻收获这样长时间了，各地卖麻的风波也相继平息了下去，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为农民的损失说几句话。政府真的穷得拿不出那么一点钱来补偿农民的损失吗？文义不以为然。如果国家真的穷到那个地步了，城里那些一幢幢豪华的楼堂馆所，能修起来吗？大街上那些一辆比一辆豪华的进口小轿车难道不是用钱买来的吗？一个小小的县城，建了那么多舞厅、夜总会，夜夜灯红酒绿，生意兴旺，财源猛进，好多人不是用公款去玩的吗……文义以一个现代知识青年的眼光，把这些问题提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来认识，觉得政府并不是拿不出这点钱来补偿农民的损失，而是从思想上没把农民放在眼里。他们宁愿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好几个夜晚，文义想起自己打工两年挣来的八千元钱，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又在这八千元钱上寄托了多少希望和憧憬，可如今全泡汤了。他家是这样，别的家庭难道不是这样？痛定思痛，他更坚定了打这场官司的信心。无论如何，他觉得政府应该给农民一个说法，不能这样烟消云散，“麻麻杂杂”了事。无独有偶，他的上述观点，竟然得到了县律师事务所的支持。今天在律师事务所，一位姓陈的律师听了他的陈述和想法后，就兴奋地告诉他这个官司确实很值得打，已远远超出了司法意义的范围。并且还对他讲了情与法的关系。从表面上，他打的这场官司有点不合情理，然而却合乎法律。而我们国家正在逐步走向法制化，法律是不讲情面的。陈律师说，这个案子的事实非常清楚，他完全有把握打赢。陈律师还毛遂自荐地做他的义务代理人，不要他们一分钱。他还要过了文义事先写好的申诉书，详细看了，指出了其中许多缺点，答应帮他修改。并且还约文义过两天再去，一起核计核计这事。当时，文义心里是多么高兴呀！他把律师事务所的同志引为知音，心里辉映着阳光，充满着希望，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的巨大支持。他已经对这场官司的最后结局，有了稳操胜券的感觉，他也并不是要和人过不去，只是想为农民讨回一个公道，让自己、让父母哥嫂、乡亲们今后不像今天这样萎缩地做人！可是，现在的阻力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自己一心为他们好的父兄们，这让他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既悲伤又气愤的感觉。他捧着头，在月光下默默地坐着，仿佛塑像一般。在他周围，充满着一种肃穆和神圣的寂静，与他此时苍凉的心境正好吻合。
坐了好一阵，文义忽然从兜里掏出一支烟，吸了起来。一种辛辣的气味灌进他的喉咙，他痛苦地皱了皱眉头，可他并没有丢掉手里的烟头。
田淑珍大娘不知啥时候来到了文义身后，见文义抽烟了，忙说：“文义，你咋抽烟了？”
文义回过头，看见了母亲一双慈祥、亲切、充满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