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周之后，才登上了藏书楼。细心翻阅正德《琼台志》、《云南志》，嘉靖《贵州通志》等明代地方志，以及清帝乾隆所赠的《平定回部得胜图》等史籍，他十分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料，语重心长地对工作人员说：“天一阁是非常著名的藏书楼，历史很久了，对人民很有用，一定要好好保护。”他特意为该阁撰写了一幅对联：“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①第二天傍晚顺道赶到绍兴。对这个文化古城，沫若仰慕已久，因此兴致也特别高。当晚立群倡议全体随行人员举行文娱晚会，由她主持，每人轮流表演一个节目。一位同志朗诵了沫若这次途经上海时写的一首诗。挨到沫若表演时，他不动声色地讲了一个故事，说：古代有一位多产的诗人，有一次将自己新写的诗拿去求教于另一位蜚声诗坛的诗人，当他把诗朗诵完毕之后，半天只听得对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你的朗诵比这首诗还要好！”故事讲完之后，先是寂静了片刻，接着便爆发出一阵朗朗的笑声，大家都被沫若的幽默感所征服了。②
①邱嗣斌等：《忆郭老访天一阁》，见《书来墨迹助堂堂》。
②姜旭：《永久的记忆》。
次日清晨，沫若忙不迭地踏着石板小路去参观鲁迅纪念馆。他对馆中陈列的绍兴古城全景图以及鲁迅少年时代足迹所涉的绍兴农村照片很感兴趣，向同行者一一介绍这里所出的古今名人：晋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南宋的爱国诗人陆游，明代的大书画家徐渭，辛亥革命前的女革命家秋瑾，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鲁迅，以及大家所熟悉的周恩来，谈着谈着，眉宇间充满了对他们的崇敬之情。他背诵着鲁迅《自题小像》诗，步入百草园，园中还保存着西边原有的一道矮泥墙，沫若在这普通的菜园中，却能想象出孩童时代的鲁迅在这里所得到的欢悦。然后又参观了三味书屋，对鲁迅坐过的那张刻着一个“早”字的书桌，沫若看得十分仔细，他还特地跑到屋后的小园子里欣赏了鲁迅曾描写过的那株腊梅，深感遗憾地对陪同参观的同志说：“可惜我没与鲁迅见过面。”因而他在题诗中有句云：“古人深憾不同时，今我同时未相晤”；“我亦甘为孺子牛，横眉敢对千夫怒”。①
①《东风集·江海行（七）》
走出鲁迅故居，沫若又访问了书画家徐渭故居——青藤书屋。这古色古香的小屋前相传为徐渭手植的青藤，以及藤边的天池，无不引起诗人的遐想幽思。此间库藏的徐渭书画珍品，更使沫若叹为观止，不忍离去。当然，沫若也没忘了前往陆游因婚姻失意而题写《钗头凤》的沈园一游。
转眼已过半月，沫若于十一月初泛舟武夷九曲溪进入福建境内。武夷山一带的“崖崖壑壑竞仙姿”使他迷醉。这一段路皆舍车乘舟，为的是想体验郑成功当年由水路行军的滋味，当然郑成功是在海上行舟，颠簸一定更加剧烈。至福州小憩后，沫若即乘汽车途经莆田、泉州赴厦门。在泉州时参观了开元寺，寺内大殿中有铁香炉一座，重千斤，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所献。遗憾的是，五里桥头附近郑芝龙旧邸已无踪迹可寻。
到达厦门之后，下榻鼓浪屿。沫若对这个美丽的岛屿充满了兴味。第二天就急不可耐地参观了郑成功纪念馆，他聚精会神地观看了每一件陈列品，由于有的画挂在墙上，看不清上面题的字迹，他便讨来了靠背椅，借助人们的扶持，站在椅子上仔细地辨认、琢磨。一位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古银币，据漳州民间传说称它为“郑成功大元”，可是因为缺乏考证，所以不敢贸然将银币公开展出。沫若拿在手中反复鉴赏，只见正面铸有“漳州军饷”四字，下方有一花押，后背有“十足鈫银”的字样。但这花押系由何字组成，当时他辨认的结果，认为是“成功”二字。这天晚上，他为银币上的花押颇费思忖，久久不能入眠。
日光岩就在鼓浪屿上，上面筑有郑成功练兵的水操台，为要攀上顶点，沫若汗流浃背，脱剩一件衬衣，仍不畏艰险地拼命往上爬。登上日光岩，他在郑成功留下的屯兵遗址等古迹畔仔细考察了一番，好象亲眼看到了“国姓爷”率领数万将士，山呼海啸般操练的壮景。
访问厦门大学时，沫若与文史方面的教师一起座谈了有关郑成功研究的问题。他肯定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一个壮举，说：“如果把它写进剧本，照我想，其情节之生动，气魄之宏大，当不亚于《甲午海战》。”会上讨论到“郑成功大元”，陈文松副教授端详了摹本，比划了一下，说道：“郭老，那花押应该是‘朱成功’三字的合书。……”沫若听了，欣喜若狂，一迭声说：“对！对！有道理，有道理！”他马上起身走过去与陈文松紧紧握手，对他的大胆创见表示感谢和赞美，并把他的姓名记在本子上。①
①据杨云：《日光岩下的怀念》，见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郭沫若闽游诗集》；朱海谛：《郭老访问厦门大学》，《福建文艺》1979年第4、5期合刊。
以后的几天中，沫若上过炮舰，访问了守卫海疆的战士；到过云顶岩哨所，大小金门岛在望远镜下就如同在眼前，怎不叫沫若格外为一海之隔的同胞们揪心？半个月的厦门之行，给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丰硕的收获。“郑成功大元”引起了他强烈的探索兴趣，后来路过上海和回到北京后，他还千方百计去找有关资料进一步钻研，并与有关人员共同探讨，终于写成长篇论文《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据此将中国自铸银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近两百年。这是创作电影剧本的副产品，为一大意外收获。
厦门之行更激发起沫若出外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的兴致，一九六三年他又偕同立群去广西桂林、柳州、阳朔等一带，写成诗词《广西纪游二十六首》；再一九六四年，他又去访浙江天台、雁荡山、温州、金华、南湖等地，赋得诗词若干首；接着又与立群一起游黄山，作《黄山之歌》等，夏天又游览了广州白云山，诗亦没有少作。总之，每次出门，沫若都有诗词满载而归。
不料沫若游黄山的诗竟引起了老舍的极大兴趣，他也游过黄山，写了八首诗，特用大信封装起来，一天上午请人送给沫若去看。沫若读了赞不绝口，连立群喊他吃午饭都全然没听见。下午外出开会时，他怀里还揣着老舍的诗，时时回味诗中的佳句，因此会议一结束，便立即驱车前往老舍家。过去在重庆时两家人家一度往来甚密，现在彼此公务多，一年见不上几次面。今天令老舍、胡絜青夫妇想不到的是，沫若会冒着大雨来造访。主人赶忙迎客进屋，端上热茶。沫若说：“您的黄山诗写得太好了，拜读以后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尤其《黄山奇》一首。我更喜欢。”说着，便掏出诗稿，用他那略带川腔的普通话高声朗读了起来：
人间多少佳山水，独许黄山胜太华。
云海横空潮海浪，天峰绝顶落松花。
千重烟树蝉声翠，薄暮晴岚鸟语霞。
怪石飞泉诗境里，溪头吟罢饮丹砂。
老舍十分感动，谦逊地说：“郭老，您是革命老诗家，我这几句歪诗实在不值得您如此夸奖。您的《游黄山》、《黄山之歌》才是真正的诗哩，就拿《黄山即景》一首说吧——”他用道地的北京话朗诵道：
松从岩上出，峰向雾中消。
峭壁苔衣白，云奔山欲摇。
沫若笑道：“小玩意儿。”老舍诚恳地说：“就这四句，也比我的立意高，构思精巧。”沫若频频摇首，他重又展开老舍歌咏黄山的诗稿，微笑着说：“我要请您在这上面签名盖章，以志纪念。”老舍爽快地答应了，胡絜青连忙取来图章、印泥，老舍认认真真地盖了章，然后双手奉还沫若。待到沫若返回家中，正在饮酒剥食立群为他准备的清水螃蟹时，又收到了老舍遣人送来的一首诗，后面落款是“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①诗助酒兴，这天沫若虽独酌，却仿佛在与老舍对饮。
①陆文璧等：《诗情与友谊》，1982年3月3日《解放日报》。
这期间，沫若很少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话和文章，然而关于评介毛泽东诗词的文字，他却写了不少，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发表《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九六四年以后，差不多每有毛泽东诗词发表，他都要写诠释和赞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似乎在这方面他有说不完的话，甚至他还撰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鉴于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底和一九六四年六月关于文学艺术问题先后作了两次批示，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并批评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的话总该是对的吧，但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沫若，他对毛主席所说的并不怎么理解，觉得很难讲什么话。可是“党喇叭”突然闷声不响，恐怕也会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借助毛泽东诗词做做文章，既尽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责任，又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都稳当，何乐而不为呢？
郭沫若传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五十五
一九六五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久经历次政治运动淘荡而变得十分敏感的人们，立刻感到一股凛冽的寒风自上海刮来。二十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又引起纷纷议论。批判锋芒所问，由吴晗的《海瑞罢官》到田汉的《谢瑶环》，到剧本《赛金花》，到电影《兵临城下》，……数个月之内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示众，善良的人们都象惊弓之鸟，专家、学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沫若看到乌云正在头上聚拢，一场暴雨就要兜头倾下，那些才长出来的青枝绿叶，将被冲得叶败枝残。但自己无力抵御，只得挺直腰杆，迎上前去。他清楚，在一般知识分子的眼中，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必须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以冲刷自己身上残存的、从旧社会带来的泥污。他愿做一个自觉改造、严于责己的作家和学者的典型，在炼狱之火中，不断锻炼出一个纯净的新“我”来，因此他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应该把自己的著作都烧掉。他当然明白，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想躲也躲不过，痛苦与迷惘救不了自己，与其被动地做批判的靶子，还不如早些自我表态来得干脆。
然而在自己熟悉的朋友和学生面前，沫若觉得不用过分掩饰。一次他与叶以群、陈明远相晤，谈到明远已把沫若的许多旧体诗改写成新诗，编成了一本《新潮》，问该如何处理，沫若带着痛苦的声调说：“你还是专心去搞科研吧，何必白费精力去搞什么文艺？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精光大吉！我同时希望你能把我忘掉，至少感情淡薄些。”①他多么希望利用有限的时光，教年青人一些“防身之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一九六六年一月，当批判《海瑞罢官》进入高潮的时候，沫若经过再三考虑，给中国科学院党委负责人张劲夫递呈了一封信，说：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①
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信中充分表达了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确实，在老朋友吴晗、田汉、翦伯赞一个接一个成为批判的靶子时，他怎能不感到兔死狗烹的悲哀？
二月，林彪勾结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于四月中旬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