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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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 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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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天后,他们搬到了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狄思威路七一九号(今溧阳路一二六九号)居住。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旧式花园洋房,底层用作会客室,卧室和工作室则在楼上。正如天官府是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聚会的中心一样,狄思威路也很快成为上海的天官府。新成立的群益出版社上海分社,就在附近施高塔路恒丰里七七号,由冯乃超在负责经营。沫若也常到这里与来访者晤谈,有时还一同在门口的招牌下摄影留念。

  

  ①《郭沫若夫人的烦恼》,1946年5月12日《文汇报》。

  奇怪的是,刚到上海不久,外间就在传说郭沫若即将东渡日本。不知是什么人在放风,沫若觉得十分诧异,他对《文汇报》记者说,这种消息纯属无稽之谈。此番来上海,要做的事很多,跑到日本去干什么。实际上自从踏上春申江畔,一个多月来沫若连歇脚的工夫都没有,别的且不说,单是社会活动就够他应付:参加著名记者杨潮(羊枣)追悼会并担任主祭,参加改良平剧座谈会,往上海百货业工会演讲,参加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大会,去圣约翰大学文艺欣赏会演讲,出席诗人节文艺欣赏会,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为柳亚子补庆六十寿辰,应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之邀往育才公学讲《科学与文艺》,出席“尊师劝募”联欢大会,参加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如此等等,忙得他就象走马灯似的。尽管他对过去的上海、目前的上海均无好感,尤其从六月一日开始,国民党宣布对这座城市实行“警管制”,即市民随时随地要受警员、警官老爷们的管制,这显然是法西斯症的一种表征,特别令人厌恶。然而这里是党组织需要自己参与开辟的战斗阵地,怎么可以擅离职守呢?

  眼看蒋介石点燃的内战烽火越烧越旺,沫若时刻关注着国共双方的动向。当他获悉来犯的国民党十万官兵反被我们部队包围起来的消息时,高兴得逢人便讲。一天,他和冯乃超去访于伶,大谈时事,越谈越兴奋,当场吟得七律一首题赠于伶,对粉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充满信心:“一边大打一边谈,内战烽烟北到南”,“莫谓人民终可侮,盘肠一战我犹堪!”①

  

  ①见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反对内战的呼声响彻全中国,蒋介石不得不于六月六日假惺惺地发布十五天停战令,沫若一眼看出这又是在耍花招。他一面就此事答《民主》周刊记者问,一面为《周报》撰写时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提醒人们认清蒋介石这一着是为了在军事上“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在南京频频接触,包括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人士在内的第三方面代表亦陆续赴京,沫若作为第三方面代表之一,也赶去参加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

  六月二十日清晨沫若到达南京,第一个感觉便是:石头城犹如“一篇粗杂的草稿”,根本显示不出国都应有的风貌。大概国民党达官贵人把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到内战的赌台上去了,谁也没有心思来为这座著名的古城整容。停战期限只有三天了,沫若急匆匆与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等人晤了面,了解到近日来他们的活动情况和谈判的经过,知道国共双方至今没有可以达成协议的征象,真是“事急时危”。国民党依然死命坚持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最后决定权”,并在整军方案中无理要求共产党军队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以及一切铁路交通线,对此,中共当然没有考虑的余地。沫若拜会政府代表邵力子,先就所谓“仲裁权”问题试探道:“据报上所载,听说马歇尔对于这项大权的接受都有点踟蹰啦。”邵力子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在他当然会客气,不过要给他,他还是会接受的。”沫若心中在暗暗思忖,马歇尔并不姓“马”,他的一言一行还不都是为杜鲁门政府着想。又谈到整军方案问题,沫若直率地说:“我觉得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问题的困难,并不足以帮助问题的解决。那好象是要中共全面投降了。”邵力子未曾表态,只是淡然一笑。①

  

  ①《南京印象·三拜码头》

  当天下午,沫若即与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在国民大会堂会议室设茶会,邀请政府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和陈立夫,就国共和战问题进行调解。这时离开二十二日正午休战满期只有四十八小时了,《中央日报》今天的社论标题就是《四十八小时》,吴铁城的发言同他们的社论操着一个调子,完全是在恫吓、威胁中共,似乎再不接受他们的条件,马上就又要发动进攻,甚至还要请美国来帮他们打。沫若感到对方没有一点诚意,不过这原是预料中的事,本来他就没抱多大希望。可是想到此时此刻,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在等待着和谈成功的好消息,他不免又有些惘然、怆然。散会后,一群记者围上来,向邵力子探听“好消息”,没想到他却指着郭沫若说:“他有,他有……”沫若能有什么“好消息”呢?原来上午往蓝家庄晤民盟诸领袖,途中乘便赴鸡鸣寺小游,在观音阁戏为和平前途求签,得签文曰:“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除却眼前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签文竟如此切合时事,真有趣极了,沫若归示诸友好,均奇签语之妙。记者们听了哈哈大笑,他们正愁无法直接报道和谈进展的情况,幸好有了这么一个材料,于是第二天沪宁一带的许多报纸上出现了《为和平着急郭沫若求签》①之类的报道。

  

  ①见1946年6月21日《文汇报》。

  令沫若高兴的是,这次有机会得以与周恩来重聚。他三番两次去梅园新村周公馆,发觉仅仅两个月不见的恩来,竟比在重庆瘦多了,脸色也显得苍白,一头长发,满面胡茬,却仍神采奕奕。恩来实在太忙了,党的嘱托,人民的期望,责任如此重大,境遇却极艰难。与国民党谈判往往白耗精力,然而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得努力争取。他把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整军方案原件,以及自己代表中共草拟的对案都给沫若看了,两案相隔太远,沫若明显地感到双方不会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事关千百万生灵的死活,恩来忙得十万火急。这时蒋介石又故作姿态,宣布应马歇尔“请求”休战延期八天。

  谈判既无诚意,休战延期又有何用?二十三日晚,恩来突然派人来中央饭店接沫若去梅园新村,说是赴京请愿要求长期停战的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沫若惊诧不已:“唉!实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当夜,他和恩来即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帮助其他代表安排好住处,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钟才回到旅馆。他躺在床上,由六月二十三日追溯到二月十日,又由二月十日回复到六月二十三日,短短四个多月,“较场口血案”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轮番重演过,今后会不会再有“较场口”?他不愿再想下去,他感到胸口堵得难受,他要骂天、骂地、骂那“较场口”的总导演……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等地步,听说国民党特务还扬言要捣毁梅园新村和蓝家庄。和谈完全成了烟幕,再调解下去也是徒然,沫若便于六月二十六日返沪。他哪里知道,就在他乘坐的沪宁列车向南方奔驰时,国民党军队正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原解放区,蒋介石终于发出了全面内战的信号。

  内战与独裁原是蒋介石的一对孪生子,谁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谁就要受到他的打击和迫害。一九四六年七月,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沫若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将进一步戕害民主战士的一个新开端。他早已象李、闻那样,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为战友们的惨遭杀戮而悲愤不已。回想赴苏访问前在昆明逗留之际与闻一多短暂的会面,为他们这对一直相互敬重、相互支持而长期未谋一面的文友创造了一次仅有的相晤机会,这可算是最大的安慰了;至于李公朴,前不久还在重庆较场口并肩战斗、共同受难,如今已为民主事业彻底献身,先自己而去成了古人,这怎能不令人黯然。沫若愤怒谴责反动派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并与聚集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多次商讨筹备追悼会。然而在专制暴政下,连开这样的追悼会都没有自由,几经磋商,有关当局方才同意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及无党无派三方面人士组成大会主席团,演讲亦是三方各推一人。追悼大会迟至十月四日上午在天蟾舞台举行,大清早即有许多手持“入门证”的“短衣客”入场抢座,他们吃瓜子、说笑话、与女人打情骂俏,弄得会场污烟瘴气。正式开会后,这些人却在打盹,当吴国桢市长致词时,他们时而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左右“可以鼓掌否”。沫若见状哭笑不得,他与邓颖超、李济深、沈钧儒、史良、罗隆基等人不断摇头。轮到沫若演讲了,由于会前三方订有互不攻击的“君子协定”,所以这次事先拟好讲稿,并约束悲痛的感情,说:“李闻两先生的肉体虽已毁灭了,但他们都替中国历史添上了光辉。两先生的死是时代悲剧诞生的信号。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是公正与自私的斗争,这是人民要做主人与做奴隶的斗争!……”他想到吴国桢刚才曾说什么“上海已经奠定了民主与自由的基础”,“必须要用守法的精神去争取”,最后还是按捺不住地增添了两句即兴发言:“杀人者终是杀人者,假的也终是假的!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平和民主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①两天后,他又与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千余人,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和闻一多。

  

  ①见1946年10月5日《文汇报》。

  沫若与反动派进行不懈斗争的时候,常常想到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的鲁迅先生。这次追悼李公朴和闻一多,他又想起闻一多说过的一句话:“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正因为闻一多后来追随了鲁迅,所以他进步了。几天后,恰逢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二个文化团体联合在辣斐大戏院举行纪念大会,沫若在讲话中以亲身感受说明鲁迅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精神上的灯塔”,“我们追随着他的时候便可以保证我们的进步,我们违背了他的时候便一定证明我们的堕落”,“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认识鲁迅,加倍的体验鲁迅精神”。①第二天早晨,他特地与沈钧儒、茅盾、田汉、洪深、许广平等人前往虹桥公墓参加扫墓礼,面对墓中人深情地说:“鲁迅先生,整整十年没来看您,这十年是您领导着我们在争取民主。今天在您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讲,只有一句:我愿秉着您的一切指示,当一条牛!”②

  

  ①《天地玄黄·鲁迅和我们同在》

  ②见1946年10月21日《文汇报》。

  十月下旬,沫若为协商国共和谈事又曾去南京,不到一周即赶回上海参加陶行知追悼大会。陶行知在三个月之前因脑溢血突然逝世,在沫若看来,他恰巧是李公朴、闻一多遇刺以来为民主而牺牲的第三名。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晚上,他还在沫若家里谈天说地,沫若记得当时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他也半开玩笑地回答道:“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定榜上有名的。”①现在想起来,这“黑榜探花”倒真的成了事实,他虽然不是被直接暗杀的,然而毕竟是被间接害死的。

  

  ①《天地玄黄·痛失人师》

  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破坏和平愈益厉害,竟然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十一月间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在公布的代表名单中,沫若看到也列有自己的名字,即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指定社会贤达参加“国大”是完全违背了政协程序的,因而绝不承认自己是“国大代表”,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党非法召开的伪国大。他还劝阻张君劢赴会,而对社会党领袖张东荪等人决定不参加“国大”表示钦佩,同时指责民社党某些人不听劝阻而甘心“落水”的无耻行径。当时民盟领袖罗隆基、章伯钧等人都聚集在南京,代表第三方面力量参与国共和谈,上海的民主人士们对他们会不会参加伪国大正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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