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天后，他们搬到了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狄思威路七一九号（今溧阳路一二六九号）居住。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旧式花园洋房，底层用作会客室，卧室和工作室则在楼上。正如天官府是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聚会的中心一样，狄思威路也很快成为上海的天官府。新成立的群益出版社上海分社，就在附近施高塔路恒丰里七七号，由冯乃超在负责经营。沫若也常到这里与来访者晤谈，有时还一同在门口的招牌下摄影留念。
①《郭沫若夫人的烦恼》，1946年5月12日《文汇报》。
奇怪的是，刚到上海不久，外间就在传说郭沫若即将东渡日本。不知是什么人在放风，沫若觉得十分诧异，他对《文汇报》记者说，这种消息纯属无稽之谈。此番来上海，要做的事很多，跑到日本去干什么。实际上自从踏上春申江畔，一个多月来沫若连歇脚的工夫都没有，别的且不说，单是社会活动就够他应付：参加著名记者杨潮（羊枣）追悼会并担任主祭，参加改良平剧座谈会，往上海百货业工会演讲，参加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大会，去圣约翰大学文艺欣赏会演讲，出席诗人节文艺欣赏会，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为柳亚子补庆六十寿辰，应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之邀往育才公学讲《科学与文艺》，出席“尊师劝募”联欢大会，参加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如此等等，忙得他就象走马灯似的。尽管他对过去的上海、目前的上海均无好感，尤其从六月一日开始，国民党宣布对这座城市实行“警管制”，即市民随时随地要受警员、警官老爷们的管制，这显然是法西斯症的一种表征，特别令人厌恶。然而这里是党组织需要自己参与开辟的战斗阵地，怎么可以擅离职守呢？
眼看蒋介石点燃的内战烽火越烧越旺，沫若时刻关注着国共双方的动向。当他获悉来犯的国民党十万官兵反被我们部队包围起来的消息时，高兴得逢人便讲。一天，他和冯乃超去访于伶，大谈时事，越谈越兴奋，当场吟得七律一首题赠于伶，对粉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充满信心：“一边大打一边谈，内战烽烟北到南”，“莫谓人民终可侮，盘肠一战我犹堪！”①
①见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反对内战的呼声响彻全中国，蒋介石不得不于六月六日假惺惺地发布十五天停战令，沫若一眼看出这又是在耍花招。他一面就此事答《民主》周刊记者问，一面为《周报》撰写时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提醒人们认清蒋介石这一着是为了在军事上“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在南京频频接触，包括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人士在内的第三方面代表亦陆续赴京，沫若作为第三方面代表之一，也赶去参加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
六月二十日清晨沫若到达南京，第一个感觉便是：石头城犹如“一篇粗杂的草稿”，根本显示不出国都应有的风貌。大概国民党达官贵人把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到内战的赌台上去了，谁也没有心思来为这座著名的古城整容。停战期限只有三天了，沫若急匆匆与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等人晤了面，了解到近日来他们的活动情况和谈判的经过，知道国共双方至今没有可以达成协议的征象，真是“事急时危”。国民党依然死命坚持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最后决定权”，并在整军方案中无理要求共产党军队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以及一切铁路交通线，对此，中共当然没有考虑的余地。沫若拜会政府代表邵力子，先就所谓“仲裁权”问题试探道：“据报上所载，听说马歇尔对于这项大权的接受都有点踟蹰啦。”邵力子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在他当然会客气，不过要给他，他还是会接受的。”沫若心中在暗暗思忖，马歇尔并不姓“马”，他的一言一行还不都是为杜鲁门政府着想。又谈到整军方案问题，沫若直率地说：“我觉得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问题的困难，并不足以帮助问题的解决。那好象是要中共全面投降了。”邵力子未曾表态，只是淡然一笑。①
①《南京印象·三拜码头》
当天下午，沫若即与黄炎培、张君劢等人在国民大会堂会议室设茶会，邀请政府代表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和陈立夫，就国共和战问题进行调解。这时离开二十二日正午休战满期只有四十八小时了，《中央日报》今天的社论标题就是《四十八小时》，吴铁城的发言同他们的社论操着一个调子，完全是在恫吓、威胁中共，似乎再不接受他们的条件，马上就又要发动进攻，甚至还要请美国来帮他们打。沫若感到对方没有一点诚意，不过这原是预料中的事，本来他就没抱多大希望。可是想到此时此刻，全国不知有多少人在等待着和谈成功的好消息，他不免又有些惘然、怆然。散会后，一群记者围上来，向邵力子探听“好消息”，没想到他却指着郭沫若说：“他有，他有……”沫若能有什么“好消息”呢？原来上午往蓝家庄晤民盟诸领袖，途中乘便赴鸡鸣寺小游，在观音阁戏为和平前途求签，得签文曰：“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除却眼前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签文竟如此切合时事，真有趣极了，沫若归示诸友好，均奇签语之妙。记者们听了哈哈大笑，他们正愁无法直接报道和谈进展的情况，幸好有了这么一个材料，于是第二天沪宁一带的许多报纸上出现了《为和平着急郭沫若求签》①之类的报道。
①见1946年6月21日《文汇报》。
令沫若高兴的是，这次有机会得以与周恩来重聚。他三番两次去梅园新村周公馆，发觉仅仅两个月不见的恩来，竟比在重庆瘦多了，脸色也显得苍白，一头长发，满面胡茬，却仍神采奕奕。恩来实在太忙了，党的嘱托，人民的期望，责任如此重大，境遇却极艰难。与国民党谈判往往白耗精力，然而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得努力争取。他把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整军方案原件，以及自己代表中共草拟的对案都给沫若看了，两案相隔太远，沫若明显地感到双方不会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事关千百万生灵的死活，恩来忙得十万火急。这时蒋介石又故作姿态，宣布应马歇尔“请求”休战延期八天。
谈判既无诚意，休战延期又有何用？二十三日晚，恩来突然派人来中央饭店接沫若去梅园新村，说是赴京请愿要求长期停战的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伤。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沫若惊诧不已：“唉！实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又是一场较场口事件！”当夜，他和恩来即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帮助其他代表安排好住处，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钟才回到旅馆。他躺在床上，由六月二十三日追溯到二月十日，又由二月十日回复到六月二十三日，短短四个多月，“较场口血案”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轮番重演过，今后会不会再有“较场口”？他不愿再想下去，他感到胸口堵得难受，他要骂天、骂地、骂那“较场口”的总导演……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等地步，听说国民党特务还扬言要捣毁梅园新村和蓝家庄。和谈完全成了烟幕，再调解下去也是徒然，沫若便于六月二十六日返沪。他哪里知道，就在他乘坐的沪宁列车向南方奔驰时，国民党军队正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原解放区，蒋介石终于发出了全面内战的信号。
内战与独裁原是蒋介石的一对孪生子，谁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谁就要受到他的打击和迫害。一九四六年七月，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沫若清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将进一步戕害民主战士的一个新开端。他早已象李、闻那样，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只是为战友们的惨遭杀戮而悲愤不已。回想赴苏访问前在昆明逗留之际与闻一多短暂的会面，为他们这对一直相互敬重、相互支持而长期未谋一面的文友创造了一次仅有的相晤机会，这可算是最大的安慰了；至于李公朴，前不久还在重庆较场口并肩战斗、共同受难，如今已为民主事业彻底献身，先自己而去成了古人，这怎能不令人黯然。沫若愤怒谴责反动派不惜采用最卑劣无耻的手段来诛锄异己，并与聚集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多次商讨筹备追悼会。然而在专制暴政下，连开这样的追悼会都没有自由，几经磋商，有关当局方才同意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及无党无派三方面人士组成大会主席团，演讲亦是三方各推一人。追悼大会迟至十月四日上午在天蟾舞台举行，大清早即有许多手持“入门证”的“短衣客”入场抢座，他们吃瓜子、说笑话、与女人打情骂俏，弄得会场污烟瘴气。正式开会后，这些人却在打盹，当吴国桢市长致词时，他们时而睁开惺忪的眼睛问左右“可以鼓掌否”。沫若见状哭笑不得，他与邓颖超、李济深、沈钧儒、史良、罗隆基等人不断摇头。轮到沫若演讲了，由于会前三方订有互不攻击的“君子协定”，所以这次事先拟好讲稿，并约束悲痛的感情，说：“李闻两先生的肉体虽已毁灭了，但他们都替中国历史添上了光辉。两先生的死是时代悲剧诞生的信号。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是公正与自私的斗争，这是人民要做主人与做奴隶的斗争！……”他想到吴国桢刚才曾说什么“上海已经奠定了民主与自由的基础”，“必须要用守法的精神去争取”，最后还是按捺不住地增添了两句即兴发言：“杀人者终是杀人者，假的也终是假的！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平和民主再没有比今天这样迫切了。”①两天后，他又与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千余人，在静安寺公祭李公朴和闻一多。
①见1946年10月5日《文汇报》。
沫若与反动派进行不懈斗争的时候，常常想到对于恶势力死不妥协的鲁迅先生。这次追悼李公朴和闻一多，他又想起闻一多说过的一句话：“鲁迅是对的，我们从前是错了。”正因为闻一多后来追随了鲁迅，所以他进步了。几天后，恰逢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十二个文化团体联合在辣斐大戏院举行纪念大会，沫若在讲话中以亲身感受说明鲁迅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精神上的灯塔”，“我们追随着他的时候便可以保证我们的进步，我们违背了他的时候便一定证明我们的堕落”，“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倍的认识鲁迅，加倍的体验鲁迅精神”。①第二天早晨，他特地与沈钧儒、茅盾、田汉、洪深、许广平等人前往虹桥公墓参加扫墓礼，面对墓中人深情地说：“鲁迅先生，整整十年没来看您，这十年是您领导着我们在争取民主。今天在您面前，我没有什么话讲，只有一句：我愿秉着您的一切指示，当一条牛！”②
①《天地玄黄·鲁迅和我们同在》
②见1946年10月21日《文汇报》。
十月下旬，沫若为协商国共和谈事又曾去南京，不到一周即赶回上海参加陶行知追悼大会。陶行知在三个月之前因脑溢血突然逝世，在沫若看来，他恰巧是李公朴、闻一多遇刺以来为民主而牺牲的第三名。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天晚上，他还在沫若家里谈天说地，沫若记得当时曾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是黑榜状元，应该留意呢。”他也半开玩笑地回答道：“不是状元是探花，是黑榜探花。你也准定榜上有名的。”①现在想起来，这“黑榜探花”倒真的成了事实，他虽然不是被直接暗杀的，然而毕竟是被间接害死的。
①《天地玄黄·痛失人师》
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破坏和平愈益厉害，竟然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十一月间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在公布的代表名单中，沫若看到也列有自己的名字，即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指定社会贤达参加“国大”是完全违背了政协程序的，因而绝不承认自己是“国大代表”，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党非法召开的伪国大。他还劝阻张君劢赴会，而对社会党领袖张东荪等人决定不参加“国大”表示钦佩，同时指责民社党某些人不听劝阻而甘心“落水”的无耻行径。当时民盟领袖罗隆基、章伯钧等人都聚集在南京，代表第三方面力量参与国共和谈，上海的民主人士们对他们会不会参加伪国大正议论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