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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啼笑皆是”的是，抗战以来一直远居海外的林语堂（1895—1976），一九四三年回国之际居然一面骂鲁迅、骂“左派”，一面也在鼓动青年读《易经》，说这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青年所必读的典籍。沫若抓住他演讲稿中自相矛盾的言论，揭露他“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雅，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①。
①《沸羹集·啼笑皆是》
在沫若看来，无论是历史研究抑或文艺创作，都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为了“要尽力发展武器的文艺，而摧毁文艺的武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间他写了《文艺的本质》和《新文艺的使命》这两篇有影响的文艺论文，将沈从文列为高唱“与抗战无关”论的“清客”，将施蛰存归为指责“文学的贫困”的自命不凡者，认为他们都是当时新文艺运动中的“逆流”，自己理所应当撰文与之作斗争。正是由于在此前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已经逐步传达：一九四二年底，周恩来就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讲解了《讲话》产生的背景及其伟大意义，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三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把用嘉乐纸印成的《讲话》发给一些有关同志；三月二十四日的《新华日报》，还专门报道了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会上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贯彻《讲话》精神。①因而使沫若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运用文艺批评这一文艺界的重要斗争方法，来对待他所认为的文坛上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以致沈从文、施蛰存等人一时成了他的靶子。
①参见阳翰笙：《〈讲话〉在重庆传播前后》，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为了坚持有效的斗争方式，开辟出版阵地也是十分必要的。自“皖南事变”以后，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越来越困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一再受到沉重打击。党组织为了解决沫若和其他进步文化工作者出书难的问题，以便于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决定帮助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和侄儿郭宗益（培谦）创办一个出版社，资金由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凑集，社名则从于立群和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定为群益出版社，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重庆正式开张。临江路嘉陵江边的一间简陋的木板屋，就是出版社的办公地点，编辑部和经理部都设在那里。沫若的题词宣告了群益出版社的办社方针：“文化之田，深耕易耨。文化之粮，必熟必精。为益人群，不负此生。”①该社除出版沫若的著作之外，还出版其他进步作家的作品，同时还编辑出版大型学术性刊物《中原》杂志。
①见吉少甫：《回忆郭老和群益出版社》，《文艺论丛》1980年第10辑。
一看见“中原”两字，人们马上会想到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沫若以《中原》作为刊名，当然孕含着搞学术不忘抗日，一定要收复中原的意思。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他开宗明义地宣示：本刊对那种“在思想上袒护法西斯主义”，或“带有些那样的气息”的文稿，一概“敬谢不敏，不能让那样的豪杰来扰乱《中原》”。为了争取早日公开出版，该刊办了几次登记手续都未获准，找熟人疏通也没拿到登记证，原因在于主编是郭沫若。一九四三年的一天夜晚，沫若应中华剧艺社之邀，观看他们演出的陈白尘的剧本《大渡河》，恰好碰到潘公展。闲谈时，潘公展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中原》出了没有？”沫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不卑不亢地说：“登记证还没拿到，希望帮帮忙。”潘公展只得敷衍道：“当然，当然。”他哪里会想到沫若紧紧叮住不放：“明天我就找个人来拿。”第二天一早，沫若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去找上门，潘公展终于无可奈何地发放了登记证。①有了登记证，每期的稿子还得送审，这又惹来许多麻烦，卡、压原是家常便饭，以致《中原》月刊时常变成半年刊。
①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关关卡卡一重又一重，长期战斗在反动堡垒里，当以合法的形式从事“非法”的斗争为最艰难。好在沫若善于排除险阻，“抟捏万端皆在我凭将妙手著成春”，归国六年来，他一刻未敢放松。
归来雌伏古渝州，不羡乘桴学仲由。
笔墨敢矜追屈杜？襟怀久欲傲王侯。
巴人扰攘徒趋俗，鬓发零星渐入秋。
国耻靖康臣子恨，等闲白了少年头。①
这首诗正是他此时心情最真实的表露。
①《汐集·和冰谷见赠却寄二首（一）》
郭沫若传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第十四章 白果树下伏尔加河畔
四十
在赖家桥全家院子里，在沫若寓所的门口，有一株高大的白果树，论年龄总在百岁以上了，沫若称之为“院落的老阍人”。它那独立不倚、孤直挺拔的姿态，它那鸭掌形的碧叶，它那夏云静涌似的树冠，引起沫若深深的爱慕。每年夏天乡居期间，他总喜欢在树下纳凉、会客、散步或思考。他忘不了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偕同邓颖超专诚从城里赶来，在白果树下与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为他举行回国四周年纪念晚会并聚餐；他也忘不了曾多次与傅抱石、李可染等人在树下读画、赏画，纵论古今画派，每每乘兴挥毫题诗；他更忘不了和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一同围在树下唱歌、拣拾白果，象讲故事一样的跟他们讲述银杏的风格和价值，……白果树呵，你是沫若的一位无言的伴侣，你又是他的文章事业的见证人。
银杏树的北面有一小丘，形如水牛，沫若即以“水牛”名之，筑一亭于其脊上，题曰“银杏亭”。丘上荒芜，沫若便与立群荷锄种植，瓜菜常常丰收。这里也是文工会中人息游之处，更是七七幼稚园小朋友们最爱光顾的园地。七七幼稚园位于院落的西北角，园额是沫若题写的，立群在这里担任园长。无论早晨或傍晚，孩子们那清脆、稚嫩的歌声使全家院子更加充满生气。这歌声在沫若听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歌词出自他手，他自己也常喜欢跟着孩子们的歌声在嘴里哼：
白果树下有花园，
一群小主人。
我们大家真高兴，
有志气，有精神，
都象白果树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们要撑到天边摩到云。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鸟在歌唱。
我们大家真快活。
学读书，学写字，
都象水牛推磨儿。
不做声，不泄气，
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①
①见《芍药及其他·下乡去》。
其实沫若自己就是一株银杏，也是一头水牛。在云遮雾障的山城，“银杏”始终躯干笔立，生生不息，“水牛”永远任劳任怨，耕耘不止。一九四三年七月，“热气团”袭击重庆，沫若中暑发烧，于病中还在惦念答应于怀（即乔冠华）为《群众》周刊撰文论述墨子的事。近年来文化工作委员会内外研究历史蔚然成风，以新史学的观点纂述的古代史或古代学术思想史，不断地有鸿篇巨著问世。朋友们的这些努力和劳绩，对沫若说来不啻是一种刺激和鼓励，也使他越发想恢复周秦诸子的研究。“人生如登山”这句老话，对现时的他却产生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有时候是往下窜。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他在史学领域内就是这样永不歇脚，永不满足，以顽强的毅力从一个高峰攀登上另一个高峰，他认为这是“活在这人世上的一部分责任”。
这一年的七月底，沫若的烧刚退，就匆匆挈眷下乡，重与水牛山和白果树为伴了。下乡的第二天，他从研读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开始，接着温习了几天《墨子》，即执笔为文，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草成《墨子的思想》，打响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炮。落霞把全家院子染得一片金红，他捧着手稿徘徊在白果树下，低声细心校读：“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地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象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这样写是否太“偏恶”了墨子？朋友们不免又要说我“袒护儒家”了。他们可知道，在我是有我的客观依据的，我是平心静气地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一番，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才决定了对他们的评价，并没有把他们各自孤立起来，凭主观臆断去任意加以解释。他不知在树下已经兜了几圈，经过了又一番过细的思虑，终于心安理得了。
由于研究《墨子》，引起了沫若对吴起的同情。读《吕氏春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知道他原是儒家，由魏入楚，辅助悼王变法，而在悼王驾崩时，他亦被一些反动贵族所射杀，这些贵族中就有墨家门徒在。从这里，沫若看出了儒、墨斗争的政治化，即决定作《述吴起》。八月二十日开始动笔，夜间略睡片刻，又起身于菜油灯下继续奋战。吃下立群为他准备好的一碗冰藕，精神显然更加振作。写得疲倦时，便开门去庭院里漫步一会儿，当头的明月将清辉洒满银杏和他的身上，光影迷离，颇觉舒适凉爽。第二天午后，这篇一万二千字的论文即宣告完成，以翔实的资料论定“吴起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当与孙武、商鞅并称，而他的品格尤在二人之上。
考虑到时下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因陈、吴失败，故墨家灭亡。这是一大疑问。考之史籍，探求秦以后儒者的动向，却适得其反，证明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参加农民革命的人物，其中以儒者为最多，因而沫若认为不是“儒存而墨亡”，倒是“墨存而儒亡”。此为意外收获，于是又写《秦汉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的思想》一文的补充。这篇文章刚搁笔，他的兴趣又被吸引到儒、墨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音乐上面去了，遂有《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的诞生。这之后，他读《吕氏春秋》，发觉吕不韦实为一非凡人物，忽尔意动，想写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斗争。接连几天反复钻研《吕氏春秋》，并用抄本将有关资料分类摘录下来，细加考述，力图确凿可靠。在写作过程中，得读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揭载的《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作者程憬歌颂嬴政，有意阿世，更促使沫若尽快完成了《吕不韦与秦代政治》，洋洋洒洒，四万余言。怪不得他的部属要说：“他不是作官的，他本质上是诗人，连写文章、考古，也多用诗的方式。长江大河，飞沙走石。”①
①臧云远：《从天官府到赖家桥》，《群众论丛》1980年第2期。
十月中旬以后，沫若的注意力专门集中到了韩非子身上。《韩非子》篇目窜杂，翻来复去不知读了多少遍，可确定为韩非本人的作品，又都是法西斯式的理论，愈读愈不愉快。沫若在十三日日记中写着：
心境颇寂寞，不愉快，勉强读《韩非子》，除《解老》、《喻老》之外，大率全部温习了一遍，其中确有不能一致之处，不知系韩非前后不同之主张，抑系他人文字有所窜入。确为窜入者如首篇《初见秦》即毫无疑问。①
①见《〈十批判书〉后记》。
如果一一考证各篇的真伪，必然成为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流水账，诗人的气质和兴趣根本不容许他写那样的文章。再这样僵持下去，日子太不好过了，他想摆脱寂寞、不愉快的心情，索性走出书斋去访友。
十七日上午，沫若约杜国庠同往金刚坡下访傅抱石。于四围稠密的竹丛中觅得了画家的住处，乃一古朴农舍，饶有幽趣。抱石展示所作画多幅，并将往年在东京由沫若主催举办个展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