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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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 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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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下设四厅,目前正在物色人选。为了争取一些有利的条件,恩来也赞成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可是沫若并不愿意,他认为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如果能让自己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那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更有效力。当时,沫若是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公开参加抗日民主活动的,其实他一回国就已经恢复了党籍,现在作为中共特别党员,他受党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少数负责人直线领导,不过党的小组生活,不与任何地方党委发生关系。他本来就有点不满党外民主人士这一身份的寂寞,如今再到反动阵营里去工作,恐怕连青年们都不会谅解,因而他向恩来请命:“让我住到长江局(对外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来,以公开党员的身份进行痛痛快快的工作嘛!”①恩来以老战友的情谊,对他慰勉交加,请他暂时得忍受一下“寂寞”,奉劝他还是接受三厅的职务为好,希望他在这方面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最后推心置腹地把话都说到了底:“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①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沫若不愿出任第三厅厅长,还因为国民党安排的第一厅厅长贺衷寒、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副厅长刘健群都是复新社的头目,他觉得与这帮人是无法合作共事的。尽管陈诚拉了恩来三番两次上门敦促,朋友们也都力促其成,然而沫若还是不愿就职。一时当面批评他的,背后议论他的,都大有人在。一天,他接到了恩来手书的一张便条:

  沫若同志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沫若捧着这字条读了又读,眼眶中噙满了泪水,多少年来不能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内心的痛苦,能理解的莫如恩来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能洞若观火地看清这“感情”的问题;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毫不含糊地批评他感情用事。沫若感到欣慰,也感到惭愧,到底怎么办呢?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尤其是二月六日,陈诚背着周恩来以请吃饭为名,召开了第一次部务会议,沫若因事先不知底细,便拉了阳翰笙一同去参加了,待到饭后揭开了序幕,他们方才觉得进退维谷。会上颁布的《政治部组织大纲》,竟标榜“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这更使沫若恼火。陈诚请他发言,他声明自己事前并不知道要开部务会议,否则就不入席了,因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所以只能以一个朋友的资格说话,希望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不要拿“一个主义”来延揽人才。对于这帮人如此玩弄手腕,沫若极为反感,他再也无心作冯妇,于是托翰笙代向恩来汇报会议的情况,自己便决定当晚动身去长沙,以躲避陈诚等人的纠缠。临上火车前,赶到车站送行的翰笙又带来了恩来的便条,说是“到长沙去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沫若发出会心的微笑。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①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受到在这里办《抗战日报》的田寿昌的热忱接待。第一天,寿昌就邀了廖沫沙、张曙(1909—1938)、胡萍等人同往百年老菜馆“李合盛”为沫若洗尘。席间,这一对昔日在日本曾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的老朋友,酒兴、诗兴都不减当年,他们向茶房要来文房四宝,“席勒”首先挥毫,作七绝一首以赠,云:

  十年城郭曾相识,千古湖南未可臣。

  此处尚多雄杰气,登高振臂待诗人。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二)》

  “歌德”略加思索后,即执笔步原韵奉和,云: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①

  

  ①《汐集·长沙有感二首(一)》

  众人围观、赞叹,站在一旁的茶房竖起大拇指,连声说:“真是了不起,拿起笔来就象我们拿扫帚扫地一样!”“歌德”哈哈大笑,随手端起桌上斟满酒的杯子一饮而尽,连手指尖都感到了酒意,便立地又草一绝,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句,当即被茶房讨去作为墨宝。

  田寿昌的热情、豪爽,郭沫若已经不止一次地领略过,此次叨扰,又蒙多多关照,他几乎天天陪伴沫若寻幽揽胜。登上岳麓山顶,俯看湘江中的水陆洲,如同一艘长艇,特别引人瞩目。那淡淡点缀着的清寒的水气、潇舒的落木,颇有娱目清心之妙,沫若真想将来国难解除后能卜居此间,恐怕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吧。忽听得游客中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壮烈的救亡歌声令人亢奋,沫若不由得对寿昌说:“在武汉一个月以来的闷气,总算稍稍地一吐了!”

  长沙的名胜古迹实在多。沫若游罢岳麓山,又游玉泉山。他与友人特往民众俱乐部,参观南明爱国将领何腾蛟为抵御清军所筑的箭场,颇为壮观。在这里,沫若忆及自己的战斗经历,与同游者畅谈北伐战争时路过长沙的情景,说:“十年日月若不浪费,何至让日寇猖狂至此!”友人索句,遂赠“何来后羿箭,射日破愁天”一诗。①

  

  ①见田汉:《沫若在长沙》,战时出版社版《抗战中的郭沫若》。

  古人说长沙乃卑湿之地,但给予沫若的印象并不怎么忧郁:天气既不怎么忧郁,人情也不怎么忧郁。这里同样集中了不少文化人,除田寿昌、廖沫沙、张曙之外,还有徐特立、薛暮桥、翦伯赞、孙伏园等。他们为郭沫若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并公推他为文化界的领袖,沫若表示自己只能充当“大将出马以前”,先出场“打旗子替大家引路”的那种角色。他几次发表演说,指出“文化人的地位和责任,在这时和前敌将士是没有两样的”,殷切“希望目前集中于后方大都市的文化人,更能够向乡村间散播”,要自觉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抢工作做”。①

  

  ①见《羽书集·对于文化人的希望》。

  为了答谢朋友们,沫若托人备了两桌饭菜回请大家。他恭恭敬敬地挨着席面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干了一杯,大概由于“立定大戒”以来久未这样开怀痛饮的缘故,他居然醉了。于醺醺然、昏昏然之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他还重重的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地骂自己也是“混帐的政客”!

  长沙有那么多逗人喜爱的山山水水,长沙有那么多情深谊笃的新朋旧友,可沫若的视线并没因此放松对时局的注意和警惕。二月十八日,汉水上空展现了我雄鹰与敌机搏斗的奇观;同月二十三日,我空中健儿炸毁台北日军机场的壮景,沫若耳闻如目睹,激情满怀,久不作新诗的他,禁不住再显身手,欣然草成《在天空写的壮快的诗篇》,表示甘愿“把心脏剔出”、“割下头颅作为祭品”。

  时局在动荡,沫若的内心也在动荡。看来长沙不是久留之地,对待频频发电或来函催促的武汉方面的朋友,怎能置之不理呢?何况离开了立群,沫若的精神上也有说不出的苦闷。二月二十六日,立群突然悄悄地出现在面前,她带来了恩来等人的亲笔信,明白告诉沫若: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恩来还邀请寿昌一同去三厅工作。沫若仍在迟疑,他感慨万分地说:“周公之请,理当奉行。但陈诚当家的政治部是去得的么?那是地狱,寿昌!”作为头二十年的老朋友,寿昌自然理解沫若的心曲,他诙谐地回答道:“国事如此,我不入地狱,又有谁入地狱呢?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寿昌毕竟是寿昌,快人快语,说得痛快淋漓!沫若终于明确表态:“好吧,我们就去受罪吧。”寿昌哈哈大笑,掉头对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呵!”立群涨红了脸,羞涩地埋下头。

  这位突如其来的使者,在沫若的人生旅途中与他携手共艰危,甘苦两心知。立群是有抱负的,虽然她在武汉时已经接受朋友们的挽留,不再去陕北读书,但决不因此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她用自己的名字拟了一副对联,特请沫若书写后,作为她的座右铭:

  立德立言乃是立功之本

  群有群享须从群治得来①

  

  ①郭庶英、郭平英等编:《郭沫若遗墨》第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30年5月版。

  在长沙滞留了二十二天,春天渐渐苏醒了,沫若陪立群再次过湘江去游览岳麓山时,见百草已返青,四野充溢着清新的气息。然而人世间与自然界太不协调了,扼杀春天的日寇的铁蹄到处践踏,长沙也不时遭到空袭。二月二十八日,沫若在警报声中写好了《长沙哟,再见!》一文,警报一解除,便立即与立群和寿昌、张曙等人乘上了去武汉的列车。

三十

  国民党之所以要郭沫若主持第三厅,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声望去羁縻人才,装璜门面,表明他们煞有介事地在“改组政府机构”了,以掩盖其一党专政的真面目。郭沫若的出走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第三厅一直虚悬至今。眼下好不容易把他请了回来,陈诚即于三月一日晚上丢开重要会议,特地赶到太和街来与他晤谈。为了稳住郭沫若,他们只得让步,不但撤走了刘健群,而且完全依从沫若所提的三项条件,即:工作计划自己订,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不受其他限制;人事问题有相对的自由;确定事业费,预算自己提。

  沫若着手筹组第三厅,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是的,尽管仅仅掌握了这一点点政权机构,也必须充分利用它来体现党关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路线和政策。多少个深夜,太和街二十六号灯火通明,沫若与董必武、周恩来、博古、阳翰笙等人聚在一起,仔细研究三厅的一系列问题,从任务、组织机构到具体的人员安排,都几经商讨,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要把第三厅建设成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其中心任务是宣传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至于人员,则推荐范寿康为副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傅抱石为秘书。下设第五、六、七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处长为胡愈之;策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处长为田寿昌;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处长本拟请郁达夫担任,因赶不及而改由范寿康兼,郁来后则任设计委员。各处均设三个科,科长分别由徐寿轩、张志让、尹伯休,洪深、郑用之、徐悲鸿,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等人担任。由于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又有郭沫若这样的旗帜,很快就把文化界的这些有生力量动员、组织在一起,除个别人之外,都陆续赶来报到就职了。这样的阵容,这样的速度,怎不叫陈诚惊诧!名单报上去,蒋介石看了也很高兴;传到社会上,人们都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

  在筹备过程中,有一件事沫若最满意,那就是他亲自与陈诚交涉,在部务会议上排除了张厉生、康泽等人的刁难,由政治部收编了孩子剧团,把它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于三厅一科。三月底,孩子们喜逐颜开地搬进第三厅所在地武昌昙华林,沫若随即陪同恩来前往看望。跑遍每个宿舍,拍拍这个孩子的肩,摸摸那个孩子的头,问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蚊帐,还缺什么?……沫若俯下身去仔细端详着孩子们因劳累过度而显得消瘦的脸蛋,嘱咐他们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反映上来。他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孩子们编的壁报,细心地为他们一笔一划地改正错字,并督促他们说:“以后生活条件好一点了,你们可要好好学习哟!”不久,即安排了一些教员给他们讲时事、戏剧和音乐知识,还派了老党员担任他们的指导员。①

  

  ①据陈模:《郭老和孩子剧团》,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三厅的成员在不断充实,这时候沫若又想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要搞好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他把这个意思对陈诚说了,并且推荐了鹿地亘夫妇。通过种种关系,终于从广州请来了这一对日本友人,由沫若提议聘为设计委员,实际上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昙华林内喜气洋洋,郭沫若在掌声和鞭炮声中宣布第三厅正式成立。当天,他与阳翰笙、田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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