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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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 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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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的反映》,进一步探寻了殷周之际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东周之后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的变革的痕迹。

  “自操典籍忘名利,欹枕时惊落蠹虫”,他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一部又一部古籍的研究和探讨上,对此他充满了自信,不过并不心满意足。因为这毕竟是娱情聊胜无的事,他的心底里企求的原是更多的实际革命工作。一九二九年新春伊始,他在给友人张资平的信中说:

  我可以说一句开诚布公的话:我们都是因为有了老婆和很多的孩子。假使我们是单身,无论怎样冲,我们都冲得来的,而且不仅是在口头,不过我们尽管不能作怎样轰轰烈烈的活动,我们的志趣操守总是正确的。①当此革命低潮时期,沫若根据形势发展和具体环境作出了新的努力,既注意保存实力,又积极充实自己,确实表现了志趣操守的坚贞不移。他要在这块新开拓的领域内,用智慧和汗水竖起一座辉煌的纪念碑。

  

  ①张资平:《读“创造社”》,见黄人影编、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12月版《创造社论》。

二十

  在江户川的铁桥上,常常会看到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从东往西走着:前者方额广颐,一身和服,大大咧咧;后者身穿黑色制服,手上拎着一只提包,小心翼翼。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大亨带着跟班出门办事,其实这是刑士在跟踪郭沫若,他之所以为被监视者义务拎包,目的在于为了防止对方溜掉。一九二八年九月初,这一“主”一“仆”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东京城里。沫若走进文求堂书店,打听有没有研究“殷虚书契”的入门书,店主田中庆大郎随手递给他两本《殷虚书契考释》。他喜出望外,可是一看书价要十二元,而自己的腰包里总共不过六元多钱。怎么办呢?承蒙田中庆大郎指点,可以去藏书丰富的东洋文库免费借阅。这当然必须有人介绍,沫若有幸找到过去在广州相识的日本新闻记者山上政义,在他的帮助下请作家藤村成吉出面,让沫若借用山上政义在中国使用过的假名“林守仁”,与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联系,终于取得同意,能够在一两个月内读完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而且把关于中国境内考古学上的发现记载全都翻阅了一遍。

  沫若潜心于《诗》、《书》、《易》的研究,怎么会转到甲骨文、金文上来的呢?因为他对那些研究对象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觉得《诗》、《书》、《易》尽管是为一般人所相信的可靠的古籍,但那是在世上流传了几千年的,有无数的先入之见掺杂在里面,简编既难免偶有夺乱,文字也经过多次的翻写,尤其有问题的是,三部书的年代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在这样的古书上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实在难免有海市蜃楼的危险。他要寻找第一手资料,即未被后人加工过的、确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这自然要找最可靠的考古发掘所得的地下材料。想起一九一九年在九州帝国大学求学期间,曾为日本和国内报刊上介绍的殷墟出土文物所陶醉,一度兴致勃勃地研读过所见到的甲骨文照片和摹本,可惜未曾识得几个字。如今翻开罗振玉(1866—1940)编著的《殷虚书契前编》,面对一页又一页甲骨文拓片,沫若看到的除了可以断定是文字的白色线纹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这些文字原是商周时代王室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可识的汉字中它是最古老的文字体系,读不懂就休想揭开其中的秘密。结果靠了王国维(1877—1927)《殷虚书契考释》、《观堂集林》等书的指导,沫若终于破门而入,只化了一两天工夫,就完全排除了文字障碍。他细细揣摩着一个又一个甲骨象形文字,几千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图画一幅幅展现在眼前,仿佛看到殷代的人们饮酒射猎,在山野丛林中与野兽搏斗的情景。他深深沉浸在探索的亢奋之中,随着门扉一扇扇打开,他惊喜地发现在古老深奥的历史庙宇殿堂中,珍藏着多少璀灿的瑰宝。甲骨文就如同一盏神灯,帮你打开了门,引你走上那探宝的神秘的曲径。每当他经过琢磨,从并不清晰的线纹中辨识出那古奥的文字,他的欢悦不亚于经过与海浪长时间搏斗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的欣慰也不亚于经十月怀胎的辛苦而终于抱着了大胖儿子的母亲。

  搜集和辨认甲骨文字,也给家庭增添了乐趣。有一段时期,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沫若总喜欢把骨片一块一块地摆在食案上,让全家人一起来辨认,说:“来,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字?”次子博生往往猜中的最多,沫若常常竖起大拇指夸奖他。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爷儿俩还是一对暗中的酒友呢。事情是这样的:郭家的饭桌上一般不备酒,因为安娜怕丈夫嗜酒饮过量对身体不好。但他们家却从未断过酒,厨房的一个角落里总是放着一瓶。一天一天地酒在减少,谁也不追究是谁喝掉的,一旦酒瓶空了,安娜又会重新摆上一瓶。原来沫若总是趁没人看见的时候,跑到厨房去干上一杯过过瘾。博生便钻空子,也时常偷偷去呷上两口。①

  

  ①菊地三郎:《郭沫若先生流亡十年拾零》,1986年《郭沫若研究》第2辑。

  诚然,甲骨文字之学大抵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两大宗师,沫若对他们极为推崇,但又认为他们未能摆脱陈腐的封建观念,诸如“山川效灵”、“天启其衷”之类的神话时不免流露于笔端,这当然会影响他们治学的科学性。至于一般古文字学者,平素更缺乏科学的教养,对绝好的史料往往只是零碎地发挥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作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他们的所谓研究成果,不过是一些材料的杂揉,沫若戏呼之为“纸上的杂货店”,对此他当然很难满足。他的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即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罗、王等人的业绩为出发点,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他觉得:

  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外国学者已经替我们把路径开辟了,我们接过手来,正好是事半功倍。①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毋庸置疑,这个设想十分令人鼓舞,然而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沫若也碰到了不少困难:一是资料匮缺,连必要的工具书都无法自备;二是孤军作战,苦无相与研讨之人。东洋文库藏书虽丰,但身居乡间的沫若,远道前往查阅深感不便。《殷虚书契前编》和《殷虚书契后编》当是常用书籍,可惜前编无力购置,后编仅能买个残本,以致每查一字必须奔走东京。他不得不冒昧投书国内学者,祈求给他这个“未知友”以帮助。从一九二九年八月开始,他与王国维曾称许的当时燕京大学容庚教授订下了亲密的文字之交,以后频频通函,乐与相商,彼此同气相求。沫若尤其感激容庚慷慨惠借珍贵图书资料,主动为他推荐文稿。此外,李一氓也经常在上海为他搜集、购寄所需要的书。患难之中得到朋友们的勖勉和支持,更鼓起了他攻克科学堡垒的勇气。

  考释甲骨、研究历史是极为严肃的工作,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建筑在对材料的审慎研究上。沫若觉得书斋生活的乐趣就在于不断获得材料,不断消化材料,不断有所发现,不断有所突破。每当他打听到哪里有新发掘的地下材料,必定千方百计觅来过目。获悉董作宾曾于一九二八年冬从事过殷墟之发掘,著有《新获卜辞写本》,他便通过友人的帮助得以一睹。一九二九年十月底,传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赴安阳小屯发掘甲骨,他恨不能飞返国门。不久又听说发掘工作遭到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阻止,他为之惋惜、感喟不已。类似小屯的被封锁在地下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潜藏在祖国的腹腔中不知有多少,有哪个执政者懂得要利用它们来为人民造福?他愤慨,他烦恼!放眼欧美各国,无论是地上的考察抑或地底的发掘,短时期内几乎把所有的领域都踏遍了。旧大陆的西半部就好象动过腹腔手术一样,已经把五脏六腑的秘密全都探明,学者们自然要背负行囊希冀开垦东半部的处女地赤县神州,毋怪乎西欧各国纷纷派遣学术探检队来踏访中国,连日本人的足迹也已经到达了满蒙、山东,中国的学者怎能按兵不动?沫若热切期待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快点到来,能集合多方面的学者、多方面的资金,作大规模的科学的发掘,自己亦能跻身这一行列,因而他在给容庚的信中说:“归国恐尚非其时,弟之梦想将来如有机会,与兄携手同把锄头于秦陇之间,必一快事也。”①无奈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中国的学者们尽管动了起来,中国的当权者却又把他们压了下去。

  

  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3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卜辞艰涩,考释颇费功夫,抄写尤耗精力。沫若日以继夜地钻研,废寝忘餐地撰述,不幸偶感风寒发了高烧,可他仍然不肯放下手中的毛笔。作为书稿《甲骨文字研究》重点篇目的《释支干》,他已经连续抄写了好几天,文字愈写愈大,手愈来愈不听指挥,病躯终究支持不住而躺倒。安娜摸摸他的额头,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扶上床去,他在呻吟中还念叨着书斋里的那些宝贝。虽然他头疼脑热,但他的意识十分清醒:“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①沫若天天独坐小书斋,心里却时常想着外面的大世界,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每每有助于他认识现实斗争的纷繁复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他为了把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一部书稿《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便在继续赶写最后一篇文章《周金中的社会史观》,以周代的彝器和铭文进一步证明西周社会是奴隶制度。青铜器铭文多属于西周,自北宋以来方零星出土,而且出土情况多已泯灭,伪器甚多,千余年来虽有不少著录,而体系尚未能建立,作为史料是十分珍贵的,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沫若选择的这个课题,在他的脑海中盘桓已久。历来的见解一向以为周代的社会是封建制度,实际上这个观点经不起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检验,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程序,氏族制崩溃以后,必定经过奴隶制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沫若的这篇文章,是对一九二八年冬发表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的补证,用事实回答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者李季、陶希圣之流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非难。沫若写完最后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他放下笔,抬起头来,双目紧紧盯着墙上的挂历,心中默默纪念着“十一月七日”这个闪光的日子,唤起了他对三年前的这一天的回忆:北伐中才攻克不久的武昌城民情沸腾,为了筹备庆祝北伐以来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沫若忙得穿梭于长江南北之间,没等庆祝会开完,就奉总政治部主任命令,火速带领人马去九江、南昌开展工作。当时似这般奋斗下去,中国也会迎来与苏联一样的革命节。是的,只不过时间有早有迟,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他越想越兴奋,如果不是安娜来催促,他丝毫就没有一点睡意。

  

  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一九三○年三月,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接连再版、三版,简直供不应求。当时国内正在开展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社会脱离了原始公社制的“野蛮时期”之后,进入了阶级社会的“文明时期”,起初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阶段。论战的主要战场在上海,而蜗居东海彼岸的郭沫若却成了论战一方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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