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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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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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们不应当由于眼光短浅而不通过增加收入的途径、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去
救治贫困,这会使得众多阶层的人们感到沮丧,以致使他们变成现行政治制度的死敌。
我们绝不能忘记,欧洲大陆上极权主义之所以兴起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个因素在
这一国家尚不存在——就是一个大的、最近被剥夺了财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
    要避免这一带有威胁性的命运,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必须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能
够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景上,不管我们的起点多么低,这一增长将不断地把我们向前
推进。而取得这种经济进步的主要条件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准备很快去适应一个已起了
极大变化的环境,绝对不能容许出于对某些个别群体业已习惯水准的考虑而阻挠我们去
作出这种适应,并且我们应当再一次学会把我们所有的资源用到最有助于使我们大家都
变得更加富裕的地方去。如果我们要想恢复并超过我们以往的水准,我们就必须作出调
整,这些调整动作将比我们过去必须作出的任何类似的调整都要人些;而且只有当我们
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服从这种再调整需要,我们才能作为能够选择自已生活方式的自
由人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让我们尽一切努力来确保每个人享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水准,
但同时也让我们承认,有了这种基本的最低保障以后,个别阶层必须放弃对确保享受特
权的一切要求,必须取消允许某些群体为维持他们自己的特殊标准而排斥新来者分享他
们相对繁荣的一切借口。
    有人会说,“管他什么经济学,让我们来建设一个像样世界吧”,这番话听起来很
冠冕堂皇。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番不负责任的话。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个世界,
大家又都深信这里或那里的物质条件都必须加以改善,我们要建设一个像样世界的唯一
机会就是我们能够不断改善普遍富裕的水平。现代民主不能默默容忍的一件事,就是在
和平时期必须大大降低生活水准甚或经济状况裹足不前,迁延日久。

                      ※               ※                 ※

    有些人承认现在的政治倾向对我们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且还通过它们的
经济影响而危及更为高得多的价值标准,这些人还易于自欺欺人:我们正在为实现理想
目标而做出物质牺牲。然而,50年来向集体主义的趋近是不是提高了我们的道德水平呢?
或者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这些方面都不仅仅值得怀疑。虽然
我们习惯于以有着更为敏感的社会良心而感到自豪,但这一点绝不表明这已由我们个人
行为的实践证明。反过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在对现行社会秩序的不平等感到愤懑这一点
上,大概超过大多数祖辈。但是这一态度对我们专属的道德领域内积极标准和个人行为
的影响,同它对我们面对社会机器的自利和迫切需要而维护道德原则的认真程度的影响
则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一领域里的一切争执之外已变得如此混乱不清,以致于我们有回到根本问题上
去的必要。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忘记的是,道德不仅必定是个人行为的现象,而且只能
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在该范围内,个人有为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而且被要求自愿牺
牲个人利益来遵守一个道德规则。在个人负责的范围以外,就既没有善,也没有恶,既
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也没有机会通过为自已认为是正确的事物牺牲个人欲望来表明
个人的道德信念。只有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负责并且有牺牲它们自由时,我们
的决定才有道德价值。我们没有权利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自已无私的美名,而我
们要是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之下做到了无私,在道德上也不足以称道。如果社会成员
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使他去做的话,他们是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正如弥尔顿所说的
那样:“如果一个成年人所做的每一件好事或环事,都是在薄施小惠、授意和强迫之下
做下的,那么美德岂不徒有虚名?善行还值得什么赞美呢?持重、公正或自治还值得什
么钦佩呢?”
    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要做出某种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依照自己良
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观念能够赖以培育、道德价值在个人的
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不是用强力
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这种决定在个人所重视的事物中应该为他人牺牲哪些事物的必要
性,以及对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负责——这些才是任何名副其实的道德的实质。
    在这样一个个人行为范围之内,集体主义的作用几乎完全是破坏性的,这一点是必
然的,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以减轻责任为其主要诺言的运动,它的结果只能是反道德
的,不管它所从由出的那些理想是多么崇高。在我们个人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个人救治
不平等现象的责任感已被削弱,而不是被加强;担当责任的意愿和了解应怎样去选择乃
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义务这种觉悟都显然已受到损害——难道这一切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吗?要求由当局来创造一个可取的局面,甚或只要他人都必得这样做自己就甘愿从命,
和不顾含有敌意的公众舆论、甘愿牺牲个人的欲望来做个人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两者之
间是有天壤之别的。有许多方面事情可以说明我们事实上对个别弊端已变得更为纵容,
对个别情况下的不平等现象也已变得更为熟视无睹,因为我们只把目光盯在一个完全不
同的、会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的制度上。甚至会像已经提及的那样,热衷于集体行动
正是我们现在若无其事的、集体沉溺于自私行为的途径,而我们作为个人倒还曾经学习
过如何稍加约束自私行为。
    诚然,那些现在较少得到尊重和守持的美德——独立,自力更生,甘愿担当风险,
愿意顶住多数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信仰,愿意和邻人自愿地合作——这些实质上部是个
人主义社会据以运作的基础。集体主义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这些美德,而且,
在它把这些美德消灭之后,它所留下来的那个空白,除了要求个人服从并强迫个人去做
集体认为是好的那些事情以外,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以填补。个人对定期举行代表选举
的道德选择日趋减退,这种选举并不是一个考验个人道德价值的机会,不是一个他经常
得重申和证明他的价值等级的场合,也不是他通过以牺牲那些他所评价较低的价值为代
价而维护他所评价较高的价值来申明他的表白的真诚程度的地方。
    即然由个人发展起来的行为准则是集体政治行动所具有的道德标准得以派生的来源,
如果放松个人行为标准可以提高社会行动标准的话,那的确是令人惊奇的事。己经发生
了很大的一些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与其前人相比,每一代人都会把一些价值
看得更高,把另一些看得更低。然而哪些目标现在处在较低的地位呢?哪些价值已受到
警告,如果它们和其它价值发生冲突的话也许就得放弃呢?哪一类价值在受人欢迎的作
家和演说家为我们呈现的未来画面中不像在我们祖先的梦想和希望中那样显得突出呢?
被排位较低的,当然不是物质的舒适,当然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当然不是某种社会
地位的保证。有没有一个受人欢迎的作家或演说家敢于向大众建议,他们也许应当为一
理想目标而牺牲他们在物质方面的前景呢?难道事实不是完全相反吗?
    难道他们越来越频繁地教导我们要视之为“19世纪的幻想”的那些东西——即自由
与独立,真理与诚笃,和平与民主,以及把个人作为人、而不仅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团
中的一员来尊重——不都是道德价值标准吗?现在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固定了
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革新者敢去触动它们,因为人们把它们当成是永远不可改
变的界标,并且必须在将来的任何计划里都遵循它们。它们不再是个人的自由,即个人
的行动自由,也很难是个人的言论自由。它们乃是这个或那个集团的、受其保护的标准,
乃是他们不计他人向他们的同伴提供其所需东西的“权利”。那些不计大众参加的封闭
型集团对非成员的歧视,更不用说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的歧视,越来越被认为是自然的现
象;人们对出于某个集团利益的政府措施强加于个人的不公正的行动熟视无睹,几乎形
同铁石心肠;对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粗暴之至的蹂躏,像在强迫移民中所发生的事件那
样,就连据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们也越来越无动于衷了。所有这一切确实表明,我们
的道义感已变得迟钝,而不是变得敏锐了。当我们受到要炒蛋就得打碎鸡蛋这种日益频
繁的提醒的时候,那些正在被打碎的鸡蛋几乎都是前一两代人认为是文明生活之根基的
那一类东西。我们许多所谓“自由主义者”对于权势者所宣称的原则表示同情,他们对
权势者所犯的任何暴行还有什么不能欣然宽恕的呢?

                      ※               ※                 ※

    在集体主义进展所形成的道德价值变化中,其中有一个方面的变化是现在特别耐人
寻味的。那就是,那些受到越来越少的尊重、因而就变得更少见的美德,恰好是英国人
理应引以为自豪的、并且人们也公认是它们守持得更好的那些美德。英国人所持有的、
在很大程度上比其他大多数民族——除了诸如瑞士和荷兰等少数儿个较小的国家以外—
—守持得更好的这些美德,就是独立和自力更生,一个人的首创性和地方的自我负责,
成功地依靠自愿的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
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不到颠的强大,不到颠的民族性,还有不到颠的成就,在很大程
度上是自发努力的结果。英国的道德精华在其中已得到最本质的表现,转而形成了英国
的民族性和整个道德精神的几乎所有的传统和制度,就是目前正在被集体主义的发展和
它所固有的集权主义倾向不断地毁灭着的那些东西。
    有时我的外国背景能够有助于更清楚地看清,一个民族道德精神的特殊长处是由什
么环境造成的。如果像我这样一个人,不管法律怎样规定,必须永远只当个外国人,也
许会被允许说,我们这一时代最使人沮丧的景象之一就是看到,英国过去给予世界那些
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在英国本国竟被人们鄙夷到了何等地步。无论英国人属于哪个党派,
都多少持有那些照它们最确切的形式看来以自由主义著称的思想。英国人很少知道在这
方面他们和其他大多数民族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和其他大多数民族相比,20年前,差不
多所有的英国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无论他们和党派自由主义存在多大的区别。就是在
今天,英国的保守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也同自由主义者一样,如果他到外国去旅行,他
可能发现卡莱尔或者迪斯累里、韦伯夫妇或者H·;G·;威尔斯的思想和著作在与他很少有
共同之处的圈子内,在纳粹和其它极权主义者当中极为盛行,如果他发现一个思想的孤
岛,在那里麦考利和格莱德斯通,F·;S·;穆勒或约翰·;莫利的传统仍然活着,那么他将
会发现一些和他自己“说同一种语言”的亲切的幽灵,不管他自己和他们所特别拥护的
理想有多么不同。
    最使人对英国文明的特殊价值丧失信心,并且对我们追求当前伟大目标起最大的瘫
痪作用的,莫过于英国所作的大部分笨拙宣传。对外宣传成功的首要前提条件,是自豪
地肯定那些别的民族都知道的、做宣传的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出色特点。英国的宣
传之所以无效,主要是因为负责宣传者都本身似乎已对英国文明的特殊价值失掉信心,
或者说,完全不了解它借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那些要点。其实,左翼知识分子崇拜外国
上帝己经如此之久,以致于他们似乎己经变得几乎不能看清英国特有制度与传统的任何
优点。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引以自豪的那些道德价值,多半是他们出面加以毁灭那些制
度的产物,这些社会主义者对此当然不是会承认的。并且,不幸的是,持这种态度的不
仅限于那些公开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人们一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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