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博得十分普遍的同意。我们的计划者给我们的抚慰是，这种独裁主义的管理“仅仅”
适用于经济事务。例如美国最著名的经济计划者之一蔡斯向我们保证说，在一个有计划
的社会里，“政治民主是能够保持的，如果它把自已几乎仅限于经济事务的话”。这种
保证往往伴随着这种暗示：只要放弃我们生活中属于（或应当是）比较不重要的方面的自
由，我们就会在追求更高的价值方面获得更多的自由。因此，那些憎恶政治独裁这一观
念的人往往叫嚷着要求有一个经济方面的独裁者。
这些论证常常能够打动我们最好的本能并往往能够吸引那些最有才智的人士。如果
计划真正能够使我们摆脱那些不太重要的忧虑，因而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不求奢华而思想
高超的那种生活，那么，谁还会愿意贬低这样一种理想呢？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真的仅
仅涉及生活中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比较低级的方面的话，我们当然就应当竭尽心力去找出
一个途径，便我们不必过分关心物质的目标，而是让某种功利的机构去考虑这些物质的
目标，使我们的心灵得以自由地追求生活中更高尚的事物。
不幸的是，人们从这样一种信念所得到的保证是完全不可靠的。这种信念认为，施
加于经济生活的权力，只是一种施加于次要问题的权力，它会使人忽视我们从事经济活
动的自由所面临的威胁；这主要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造成，即认为有一些纯粹的经济目
的，与生活的其它目的是毫无关系的。然而，除开守财奴的病态案例以外，就不存在纯
粹的经济目的。有理性的大都不会以经济目的作为他们的活动的最终目标。严格说来，
并没有什么“经济动机”，而只有作为我们追求其它目标的条件的经济因素。在日常用
语中被误导性称为“经济动机”的东西，只不过意味着对一般性机会的希求，就是希冀
取得可以达到不能一一列举的各种目的的能力。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
能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是通
过货币收入的限制，才感到那种由于相对的贫困而仍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许多人
因此憎恨作为这种束缚的象征的货币。但这是错把人们感到一种力量存在的媒介当作原
因了。更正确地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
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大
量运用“非经济刺激”以代替“金钱动机”，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这种主张，这是他们
的一个共同特点，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建议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能够对货币所
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了。如果所有报酬，不是采取提供货币的形式，而
是采取提供公开荣誉或特权、凌驾别人之上的有权力的位置、或较好的住宅或较好的食
物、旅行或受教育的机会等形式，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接受报酬者不再可以自行选择，
而任何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报酬的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
※ ※ ※
一旦我们了解到并没有孤立的经济动机，了解到一种经济上的得和失只不过是这样
一种性质的得失，它还允许我们有权决定让我们的哪些需要或欲望受这种得失的影响，
这也就便我们更容易理解那种普遍见解的真实的重要核心，这种见解认为，经济问题只
影响生活中比较次要的目的，并且还使我们更容易了解人们对于那种“单纯的”经济考
虑所常持的蔑视。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倒是十分有根据的——但也
仅仅在这样一种自由经济中才是如此。只要我们能够自由地处置我们的收入和我们所有
的财产，经济上的损失永远只能使我们失去我们所能满足的那些欲望中我们认为最不重
要的欲望。因此，一个“单纯的”经济损失就是一种我们仍能使其影响落到我们比较次
要的需要上的损失，而当我们说，我们所损失的某一事物的价值远近超过它的经济价值，
或者说，它甚至不能在经济的意义上加以估量的时候，它的意思是说，如果发现这种损
失的话，我们必须承受它。对于经济上的得，也是如此。换言之，经济变化往往只能影
响我们的需求的边缘或“边际”。有许多事情远比经济上的得失可能影响到的事情来得
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受经济波动影响的生活上的舒适品，甚至
超过许多生活必需品。和它们相比，“肮脏的金钱”，也就是我们在经济上是否拮据一
些或是否宽裕一些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这就使许多人相信，像经济计划这类
只影响我们经济利益的任何东西，并不能严重地干涉到更为基本的生活价值。
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经济价值对于我们之所以没有许多东西那么重要，正
是由于在经济事务上，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什么对我们比较次要的
缘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是由于在现在的社会中，必须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经
济问题的，乃是我们自已。在我们的经济追求中受控制意味着，除非我们宣布我们具体
的目的，否则我们将总是受控制。或者，因为当我们宣布我们具体的目的时，也必须使
它获得批准，因而实际上我们将在每一件事上都受到控制。
因此，经济计划所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是否会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法满足
我们认为是重要或不太重要的需要的问题，而是是否会由我们自已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是
重要的和什么是次要的、或是否这必须由计划者来加以决定的问题。当我们轻蔑地谈论
纯粹的经济需要时，经济计划所影响到的，将不仅是我们心目中的那种边际的需要。它
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将不再被允许去决定我们认为是边际需要的那种东西。
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不仅控制那种只牵扯到次要事情的我们的那一部分生活，
它将控制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有限手段的分配。而任何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控
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
不予满足。这实际上是问题的关键。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
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对手段
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定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
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集中计
划意味着经济问题由社会解决而不由个人解决，而这就必然也要由社会，或者更确切地
说，由社会的代表们，来决定各种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
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
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劳了。由于在现代条件下，
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
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和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
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
※ ※ ※
即使计划者不拟用权力来直接控制我们的消费，他们控制我们私人生活的权力也同
样是完整无缺的。虽然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定量分配以及类似的
措施，但计划者控制我们私人生活的权力并不依存于这一点，并且即使消费者名义上能
自由地随意花费其收入，这也并不减少这种权力的效力。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
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的选择自由是基于这一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
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
是听。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当局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虽
然也许我们用不着害怕这样一个当局会跟一个私人垄断者一样使用它的权力，因为我们
假定：它的目的大概不会是勒索最大的财政收入，但它会有完全的权力来决定给我们什
么和按照什么条件给我们。它将不仅决定可供利用的商品和劳务是什么以及数量多少，
而且，也将能够决定这些商品和劳务在各个地区和集团之间的分配，并且，只要它愿意，
它也能在人们之间实行它所喜欢的任何程度的差别待遇。如果我们还记得何以计划被最
大多数人所倡导的话，那么，我们还会怀疑，这种权力将会被用于当局认可的目的，并
防止追求其不能同意的目的吗？由于控制生产和价格而授予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在一
个竞争性社会里，我们对一个物品需付的价格，和物与物的交换比率，决定于我们取得
一物而使社会其他成员失去的另外一些物品的数量如何。这个代价并不决定于任何人的
自觉的意志。如果达到我们目的的某种方法证明对我们来说耗费过人的话，我们可以自
由地去试用另一种。我们道路上的障碍并不是由于某人不赞同我们的目的，而是由于其
它地方也需要这种手段。在一个受指导的经济中，当局监视着人们所追求的各种目的，
它肯定会运用它的权力协助某些目的的实现，和阻止其它目的的实现。决定我们应该取
得什么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对何者应喜爱何者不应喜爱的看法，而是他人对这一问题的
看法。并且由于当局将有权力阻挠逃避其指挥的任何努力，它将像直接告诉我们应当如
何花费我们的收入那样有效地控制我们的消费。
※ ※ ※
当局的意志，并不是仅仅在我们作为消费者这方面，而且甚至主要不是在这方面来
计划和“指挥”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甚至更多地是在我们作为生产者这方面来进行这种
计划和“指挥”的。我们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而且由于对我们当中的大
多数人来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大部分，由于我们的职业通常也决定
了我们生活的地点和将和哪些人在一起生活，因而选择职业的某种自由，对我们的幸福
来说，甚至也许比在闲暇时花用我们收入的自由更为重要一些。
诚然，甚至在最好的社会里，这种自由也是很有限的。很少有人拥有许多可供选择
的职业机会。但重要之点是：我们确有某种选择；我们并不是绝对地被束缚在为我们过
去选择好了的或可能会选择的某一工作上；如果某一位置变得令人十分难以容忍，或者
如果我们钟情于另一工作时，能干的人几乎总有路子可走，也就是以某种牺牲为代价，
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
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即使我们从来没有精神上的力量去做出必要的牺牲，但
只要知道这一点，即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就会使许多令人难以忍受
的处境成为可以容忍的了。
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社会一切都已尽善尽美，或者，在过去的最
自由的时代里曾经达到这种地步；也不是说，在改善向人们开放的可供选择的机会方面，
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和别处一样，政府在这里可以做很多的事，帮助传播知识、信息
和促进人的流动。但问题在于：这种真正会增加机会的政府行为，却几乎正好是和目前
被广泛倡导及实行的“计划”相反的东西。诚然，大多数计划者都承诺说，在新的有计
划的社会中，选择职业的自由将会谨慎地予以保留，甚至还会增加。但是，在这方面，
他们所承诺的东西中许多无法履行。如果他们要进行计划，他们就必须控制各种行业和
职业的大门，或控制报酬条件，或者两者都控制。几乎在所有已知的计划工作的例子中，
建立这种控制或限制常常是所采取的措施中首要的措施。如果这种控制普遍实行，并且
由一个单一的计划当局来推行的话，我们用不着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知道他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