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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妻子帮邢玉取得了证明转氨酶超标确有肝炎的化验证明以后，他和妻子就密切了同香姑姑一家的联系。那时他原来所有的在京亲属和亲戚几乎都迁往了外地，因而同香姑姑一家的来往多少使他那灰色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趣味。
香姑姑一家的那种无论在什么社会环境中都保持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即使被无可回避的社会潮流的运作击落在水乃至于被迫下沉，但只要那潮流略有转换压力略有减轻，他们便率先奋力浮冒，乃至于俨然上岸攒行，自谋其利、自得其乐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令他和他妻子惊叹不已。
按说香姑姑那么个历史不仅复杂而且旧社会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的退休妇人，在那一声比一声更严厉地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氛围中，心理上应有一种自我抑制的蜷缩趋向，可是她不，她不仅毫无自惭形秽的感觉，还保持着一种非常欣悦的心态。比如说她就能按花期按部就班地去中南海南墙外观赏那绿化带中相继开放的花卉。“文革”后期因为开始同一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建交，外交上空前活跃，所以长安街的行道树和绿地都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与丰富，中南海红墙外的绿化带精心地栽植了一系列春夏秋三季轮番显现异彩的花卉和观叶植物，比如说光春天一季，就有早春的粉碧桃，初春的黄迎春，仲春的白玉兰和紫玉兰，还有白丁香和紫丁香，又有从白至粉至浅红至深红至绛红等不同色泽的榆叶梅、樱花、海棠……那些春花，按说一是让首长看的，二是让外宾看的，三是让工农兵革命群众看的。但这三种人中似乎都没有哪一个很认真地循花踪地去细赏过，偏香姑姑却是一个得大自在的赏花人。有一回他去访香姑姑，香姑姑不在家，只有小弟邢康一个人在家里睡懒觉，一问，说是“我妈赏中南海红墙外头的腊梅花去了”。及至香姑姑冉冉而归，一问，果然，她说那腊梅真不错，黄中透白，白中透黄，比当年南京中山陵边美龄宫里的江南腊梅开得还好……当时看着香姑姑那美滋滋的表情，他心中不由暗想：恐怕那住在中南海红墙里头的江青，也没那么个心情去观赏腊梅吧，那腊梅本该是开给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看的啊。又有谁想得到，到头来倒成为了香姑姑这等人物的享用品！
四牌楼 第十四章（9）
又比如香姑姑的大儿子邢强，邢强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能考上大学也没能分配到一个好的工作，只好去了非常艰苦的雾灵山林场，但他就有本事把那分场的头头们笼络得个个都喜欢他，他还把他们邀到城里家中作客，香姑姑就炒榨菜肉丝给他们吃。那僻远林场的土干部头一次吃到榨菜，也搁上香姑姑特别会炒，吃得他们摇头摆耳，赞不绝口。香姑姑就又立即让小弟邢康去附近副食品店给那来作客的头头一人买了一大包榨菜，请他们带回去试着炒肉丝吃，那并没有花上多少钱，便使得那几个头头眉开眼笑……后来邢强便设法把自己往县城里调，县城那边关节打通了，林场分场的头头们自然给他开绿灯。邢强到了县里一个工厂，很快便又取得厂领导信任，当上了司机。记得1976年“天安门事件”过程中，有一天他去天安门纪念碑周围抄了些悼念周恩来、影射“四人帮”的诗，顺便拐到香姑姑家，发现邢强刚好在家，他便问邢强：“去天安门了吗？”邢强得意地说：“怎么没去？是我把我们厂小面包开进城来的，一直开到天安门正当中那个门洞前头的金水桥边上，我就把车停在那儿，我们那是辆新买的小面包，血红色的，厂里领导全在车上，我把车门一开，他们全下去转悠去了……我在家歇两天再回去，最后是小王先开车把我送回家，再把他们一车人运回县里去……”令他惊异的是邢强说这番话时，落点全然不在什么悼念周恩来啦，有人影射“四人帮”啦，天安门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啦等等上面，而是超越于政治情绪的一种个体生命的自足感：别看我在一个远郊的县级工厂，我却能在那一天那一个时候把一辆广场上可能是颜色最鲜艳的面包车径直开到广场的正中央最显著的一个位置上！嘿嘿！
香姑姑家离西单商场很近，邢强回到北京城里就经常去那商场里细逛，很贵重的东西他当然买不起，但他就总能仿佛掐鲜花儿似的买到在当时很难遇上的新型产品。记得他有一回去香姑姑家，一进门邢强就说要请他这个小表哥喝啤酒，他感到很惊异。因为一般来说邢强总是找到他家去要他请喝啤酒，在香姑姑那里你往往并不能真正地得到留饭的招待，更何况请你喝啤酒或饮料，结果他就看见邢强拿出一个在当时来说设计得非常新型也就是说相当洋气的一个塑料啤酒桶来，给他倒下半杯啤酒请他喝，他喝着那啤酒，眼睛只望着邢强不撒手的那个塑料容器，心里头当然明白邢强彼时相当自豪和快乐。
邢玉“病退”回城以后，在家待了一段业，其实也并非白白地待着，他就知道，是在积极地找对象——因为年龄实在不小了。香姑姑也曾坦率地请他留意，看有合适的给介绍一个。他和他妻子曾先为邢强介绍过曹叔和八娘的大女儿涧表妹，结果没成，使他和他妻子深知香姑姑的这些子女眼光都非常之高，所以在给邢玉介绍对象的事上便不那么积极。可也是，邢玉自己有一回忆及插队时候的情况就说：“怎么搞的！不管是公社召开‘积代会’（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是县里召开‘积代会’，还是地区里召开‘积代会’，还是市里召开‘积代会’，我们几个人总又遇上，他们就指着我说，邢玉，又是你！……”说到最后，脸上漾出万分得意的表情，又“自我揭穿”说：“咳，其实那些个‘学习笔记’，全是瞎凑的！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就那么笨，拼命想当‘积代’，就是不会写‘笔记’，就是当不成！”
邢玉也跟她哥哥邢强一样，特别善于抓尖儿，凡当时社会上最招人注意的人和事或与之有关的物事，她总要千方百计去挨上边。他就在香姑姑家看见邢玉坐在沙发上看一份当时正在筹拍的彩色故事片《海霞》的电影分镜头剧本打印稿，见他去了便塞到他手中，让他“先睹为快”，但又并不答应借给他带回家去看，因为她答应人家晚上就得给送回去……看得出她的乐趣并不在阅读那分镜头本本身，而是在于别管那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恢复拍故事片是一桩多么神圣多么神奇多么神秘的事情，她邢玉偏能捷眼先睹、捷指先染……当然，那天他还没离开香姑姑家，就有个小伙子气咻咻地骑自行车赶到了那里，闯进屋可以说是相当粗暴地取走了那套分镜头剧本，因为邢玉是从她的一个中学同学家里闯进了那同学哥哥的房间，未经人家同意便硬行拿回了剧本，而那同学的哥哥又是借的同学的哥哥的……总之隔了好几层关系，不过即便有人当着他的面那么样地收回了那剧本，邢玉却仍然很得意，因为当时满北京城里，究竟有几个人摸着过《海霞》的剧本呀？何况不是文学本而是导演的案头分镜头本！小表哥你可亲眼看见了，不是我邢玉吹的吧？
邢玉没有了剧本，又拿出一本画报来翻着，相当洋气，当时自然不可能有美国画报法国画报香港画报……也再难搞到苏联画报，那么，他就问：“是外文版的《中国画报》么？”邢玉马上鄙夷地摇头，要是《中国画报》或者《中国建设》或者日文的《人民中国》那就不稀奇了。邢玉便丢给他，啊，是《阿尔巴尼亚画报》。那时候阿尔巴尼亚的文化简直要算是允许接触范围内最洋气最现代派的文化了，不是有个顺口溜吗？“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开枪打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顺口溜固然主要是抱怨中国自己没有新的故事片，但那“莫名其妙”，也十足地形容出了阿尔巴尼亚虽然政治上贵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艺术上却相当地“匪”。因而使一切想突破旧框框的艺术家和欣赏者找到了一个安全而有趣的突破口，邢玉的寻觅到《阿尔巴尼亚画报》，并在其小表哥的面前炫耀，正是那个历史阶段时髦青年的一种典型做派。但后来人们知道，所谓《阿尔巴尼亚画报》中文版，其实根本就是在中国编，在中国印的，与中国印的外文版《中国画报》，其实都出于同一渠道。不过当时邢玉和他都不知道。因此邢玉面有得色，而他非常惭愧——自己怎么总显得那么闭塞和土气呢？
四牌楼 第十四章（10）
相对来说，香姑姑一家中邢叔叔最不具备那种心理自我张力，每次他去香姑姑家如果发现邢叔叔也在，那邢叔叔总是同他招呼几句后便自觉地退缩一角，也并不一定做什么事，常常是靠在沙发上打瞌睡——但邢叔叔不是越睡越胖而是越睡越瘦，脸颊凹陷得越来越厉害。此外小弟邢康也不那样形于外地表现出他的心理气质。小妹邢清一直没能调回北京——当然经过活动，她已不再在村里插队，而到了当地一个水电站当工人，香姑姑提起她来时才显露出心理上毕竟也有忧郁和脆弱的一面，曾当着他的面难得地皱眉叹气说：“小清可太苦了！特别是她长得那么美，那种地方男人见了母猴都会觉得是天仙，怎能把她放过？我真怕哪天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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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姑姑一家中最令他和他妻子惊叹的还是邢静。
邢静初次见面就强行借走了他那册《辞海·艺术分册（征求意见稿）》，说是过两天还，但过了两周也没还，过了两个月还没还。有一回他在香姑姑家见到邢静，便忍不住催她还书，邢静听了一笑，非常爽朗非常自然地反问：“我是借了吗？”
他就说：“你怎么能赖账？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
邢静就双手一拍说：“我丢了！真丢了！我借了还不了，那就不再借好！”
他没见过这种人，竟反而一时语塞。
但没隔两天邢静竟摇摇摆摆地到他家来了，进门就说要借一本书。
他说：“你好意思！你上回那书还没还哩，先还了那本再开口借别的！”
邢静却径直走到他那书架前，瞄准了一把抽出那本书来，那是当年内部发行的一本名为供批判实际上为许多人所欣赏的苏联小说《白比姆黑耳朵》，写的是一条狗的故事。邢静“大方”如此，他有点急了，不由得脸红气粗地说：“你这人怎么回事，未经允许怎么私自拿人家东西，难道你是来抄家的吗？”
邢静便不请而自坐，坐到他书桌前的那把有个软垫的靠背椅上，笑嘻嘻地说：“这回保证用完了就还！这回不还你抄我们家去！”
他哭笑不得。邢静却挥手让他坐到对面床上，拍打着那本书的封面说：“你以为这是我自己看么？我是帮人家借的哩！……”邢静便说出了一个相当知名的作家的名字。不过那作家当时还处于等待落实政策的状态。邢静说那作家在她工作的那个远郊公园附近的村子里买了房子，是“文革”前买的，买得很便宜，如今城里待不住了，就成天待在那村子里头，也还在偷偷地写东西，现在当然还发表不了，可是谁知道今后会怎样？很可能没多久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时候就把抽屉里的玩意儿亮出来，说不定就是个传世之作。邢静说她是偶然听公园里的人说到那个作家在村里的住处，便自己找上门去认识的。那作家一点架子也没有，对她很热情，跟她聊了不少文学上的道理。那作家告诉她，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灵魂，文学不要跟着政治跑，政治白云苍狗，变来变去没有意思，文学要追求永恒的东西，人道主义便具有永恒性。那作家也弄到了一些内部发行的“白皮书”（当时那种供批判参考的外国文学译本，都印成白色的没有装帧的封皮），但只听说过而没有得到《白比姆黑耳朵》，邢静记得他书架上有，所以替那作家来借。
邢静说：“小表哥，你不也想写小说吗？这就是个上门请教的机会嘛！等人家看完了，我找上你一块儿去取书，聊上一聊，肯定对你有好处！”
这么着就把他说动了，那本《白比姆黑耳朵》就让邢静给拿走了。
过了半个月左右邢静又来了，他以为是还《白比姆黑耳朵》，或者约他一起去远郊拜见那位作家。
不是。完全是另外一桩事。从邢静的表情上看，这回的事更重要。
邢静告诉他，出版社正组织各系统的业余作者赶写一批反映“走资派还在走”而广大革命群众与之坚决斗争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