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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 第十二章（5）
朴园时期，我爷爷享受着一种特殊的尊敬，那就是来自遥远故乡的进京士人的崇拜与投靠。据说那一两年里，几乎每个来自故乡的读书人都不仅一定要来拜望我爷爷，争取当面聆听他的教诲，而且常常就留宿在我爷爷家中，那大宅院中的一些偏房几乎成了同乡会馆式的免费宿舍。开饭时就更热闹，不仅留宿的人都坐下来白吃，更有并不住在朴园而特意从老远的地方跑来赶饭的。所以据说爷爷家那时候雇佣的厨子就有四个之多。白米捞饭和白面馒头每顿都是用大笸箩往饭堂里送，菜肴和热汤一般情况下并不特别高级，但分量颇大，大盘大碗地往桌上端，还总有泡菜和霉豆腐佐餐。据说每顿开饭时人们并不固定座位，随便乱坐，一般当然都愿与我爷爷同桌，但我爷爷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多，回家吃饭时候少，所以很难获得与他同桌的荣幸。但我爷爷因为一脑子新派思想，所以并无架子，他回来吃饭时，常常端着碗，主动移到这里那里，边吃边同故乡来的年轻人攀谈，有时候突然来吃饭的人过多，菜供应不上，我爷爷就用筷子，敲着桌上的霉豆腐碟子，乐呵呵地说：“你们莫忙，莫忙啊，把这个留给我啵！”而也就偏有调皮的年轻人连那碟子也端走，笑嚷着：“先生吃白饭！我们白吃饭！”我爷爷便仰脖大笑，常常把嘴里的饭喷了出来。也有时候突然某顿并没有多少人来吃饭，我爷爷便皱眉，显然心里在嘀咕：今天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还没有冰箱，厨师怕做多的饭菜馊掉，也唉声叹气，也确实经常馊掉许多，只好便宜了来捡泔水的郊农。
七舅舅原只不过是众多跑到朴园来赶饭的故乡青年之一。他究竟是来朴园时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抑或是来朴园后、甚至是经我爷爷认识了陈独秀、李大钊或别的未在青史上留名的哪位早期共产党人后在北京加入的，还是他在几次往来于故乡——北京——上海之间的过程中在故乡或上海或别的什么地方加入的。这我就不清楚了，相信七舅舅在自己的档案材料上是写得一清二楚的。这一点来自故乡的县党史修撰者也毋庸我来考据证实——但有一点父亲告诉过我：我爷爷很喜欢七舅舅，甚而从喜爱发展到宠爱。
那是个大革命的时代。1925年年初，我爷爷决定抛弃朴园，把奶奶、我父亲和当时尚未成年的几位姑姑移到远比朴园狭小简朴的四合院中，前往广州参加革命。他决定把七舅舅当作他钟爱的弟子及亲密战友带走（其实就七舅舅方面而言，无需谁把他带走，他是把我爷爷视为可爱而可敬的辛亥革命老前辈，愿推动他进一步加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利革命事业），这大约引发出了我父亲与爷爷同时兼及七舅舅之间的尖锐矛盾——须知我父亲当时也是一位血气方刚的激进青年，凭什么他就得留在北京挑起维持一家的生活重担？凭什么他就不该前往迸发出诱人的革命魅力的广州，也成为一个惊涛骇浪中的弄潮儿？难道七舅舅就真比他强么？难道爷爷同七舅舅在一起，就真比同自己亲生儿子一起更感到昂奋而快乐么？
但不管怎么说，爷爷同七舅舅一起去广州了。北京的一大家子人，并不能及时得到爷爷从广州汇来的钱，后来更干脆一个子儿也收不到，恐怕是爷爷根本就没有再寄，我父亲，当时也不过才20岁的样子，便在对爷爷爱恨交加的感情冲击中，咬着牙挑起了越来越沉重的家庭重担。
七舅舅呢？他是快快活活地革命去了！一身轻松地弄潮去了！据父亲告诉我，七舅舅年轻的时候不但不是个猥琐的胖子，竟是个身材颇显修长的健壮男子。他蓄着一头浓密的长发，并且蓄着一腮一下巴的胡须。父亲曾挤在人群中听过七舅舅演讲。据他形容，这位与他同年龄的布尔什维克显示出惊人的成熟与雄辩。他纵论天下事，横扫当世雄，像一支火把在劈劈啪啪地尽情燃烧，不打手势时，他两手手背贴在后臀上，打手势时，他的一只手或双手突然伸向斜前方，手掌立起来，五指用力地张开，“赤潮澎湃！”“惟我工农！”当这类词语从他口中喷出时，听众中的一部分会狂热的鼓起掌来，而一些剪着短发、穿着月白肥袖短衫、深黑百褶短裙、长统厚袜子、带绊布鞋的新女性，便会从仰望着他的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芒，连我父亲的恋人——我的母亲，当时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附中的学生，七舅舅的从堂姐妹——也是如此；父亲回忆起这类情景时，心头肯定是五味交织。
北伐军节节向北推进。据说我爷爷和七舅舅都担任随军的军医。爷爷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人类学时便上过医学课，后来又专门去修过外科，七舅舅从十几岁起就跟着一位教会医院的洋医师学牙科，因而他们担任随军医师自然相宜。据说终日处于激昂亢奋状态中的七舅舅面对着送入野战医院的鲜血淋漓的伤员，常常一边心疼地抢救，一边大声地用家乡话中最刻薄凶狠的脏话骂军阀及其走狗，还常常不顾我爷爷及其他军医的劝阻，跳着脚要去参与前线的冲锋陷阵，并且在汀泗桥一战中，果然擅离野战医院的职守，跑去强行参加了敢死队。据说他高举着一面北伐军的战旗（我想像不出那是一面什么图案的旗帜），在烽烟中冒着枪林弹雨，冲在最前列，并终于把那面旗帜插在了所攻下的屋宇上，他的英勇、热情、浪漫、豪放，一时传为佳话。
四牌楼 第十二章（6）
我爷爷和七舅舅随着胜利的北伐军进入了武汉城。那时候我还远未出生。后来我从教科书上和老师讲述中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国共分裂，“四·一二”大屠杀，白色恐怖。我爷爷同一位“马日事变”后从湖南逃出来的女赤卫队长（几乎比他小30岁），一起前往上海同居并开辟新的局面，七舅舅则辗转到达江西南昌。后来就有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并使我们在以后的每一年8月1日永志不忘这一壮举。那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七舅舅生命历程上的一个转折点。
传说起义前数小时，召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北伐军军官会议，后来彪炳于史册的几位人物主持那次会议，他们宣布了起义计划，并郑重地说：愿意参与的，留下来；不愿参与的，可以坦率地表白，发放路费请速回乡——当然，不允许做有害于起义的事。七舅舅出人意料地当场走上前去，冷静地清晰地表白了他的意愿。他不参与，他将于第二天返乡当一个牙科医师，他绝不会投靠国民党或别的什么政治派别，他将永远从政治中退出。他不领所发放的路费，因为他自己有足够的钱供他退出。说完，他便一步一步地退出了会场，人们给他闪开一条路，许多目光逼视着他，他却双眼不看任何人，匀速运动地走出了大门，消失在苍茫夜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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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对七舅舅的鄙夷，不仅有一般政治道德标准的依据，更多的，是他以自身及另外一些亲朋的遭遇与之作平行对比，而切肤般地感受到一种不平。
父亲向我披露七舅舅的这段政治隐私，已是在“文革”的后期。当时父亲已从一所军事院校被强行“复员”回到遥远而偏僻的故乡。其实父亲早在幼年时期就随我爷爷奶奶迁到了北京，后来几十年间从未回过老家，并且他调到军事院校任教已是60年代初，是从北京国务院一个大部调去的。他之被强行“退休”回乡自然是受极左路线的迫害，“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得以平反，这是后话。父亲遭难时，七舅舅却依然安安稳稳地住在上海。前面讲过七舅舅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也受到过冲击，被“揪出来”送进了“死班”“全托”，但那时间很短，很快就为他落实了政策——认为他的历史问题早已查清，他也早已交代得一清二楚，他只算是脱党而不能算作叛徒。确实也是，他毕竟是在主持起义的共产党领袖宣布了可以退出以后，当众明明白白退出的。他退出以后确实回到故乡、后来又到上海当了一个只给人看牙绝不参与政治的牙科医师。据说国民党在“剿共”时期也曾派特务严密监视过他并骚扰过他，但他确实没有再同共产党保持任何联系并且也确实没有向国民党提供任何关于共产党的机密；又据说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及抗日战争后表示要实行政治协商期间，派大革命时期与他交往过的要员上他家去动员过他，让他出来在某种花瓶性的政治组织中充任某种插花角色，而都被他婉拒，他见到这类造访者都只热衷于为他们全面检查牙齿，并提供口腔牙齿保健的切实可行的建议，所以最后人家也便听任他当他的牙医。
不知道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上海时七舅舅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当他的历史污点曝光后，而社会又处于稳定而开放的状态时，他们医院中的一些人，乃至我们家族中的一些晚辈，都曾发过这样的议论：倘若那一天七舅舅不是从会场上退出而是依然保持一种昂奋的状态，那么也许率领解放军进城的将领中就有一位是他。但七舅舅似乎从未流露出过他对这一巨大历史进程的心情。他仍是一如既往地埋头为患者精心治牙。
又据说上海解放不久，一位很著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被引到七舅舅面前治牙，那秘书正向那领袖人物介绍七舅舅是怎样高明的一位牙医，那领袖人物却突然快活地大叫一声，把秘书撇在一边，呼唤着别人都不知道的七舅舅当年的名号，一把抓住七舅舅的手，同七舅舅叙起旧来——他向七舅舅提及了他们在北伐进军中的几桩往事，七舅舅含混地应答着，只管笑眯眯地请他的这位故旧坐下来看牙。这以后发生了一系列连七舅母也难以理解的事——要安排七舅舅当政协委员，七舅舅拒绝了；要给七舅舅挂医院副院长的名（并不要求他做任何事），七舅舅拒绝了；后来又有统战部的人来动员七舅舅到“民革”中当个什么（因为当年在广州同许多中共党员一样，也同时加入了国民党，有国民党员的身份），七舅舅也拒绝了；派报社记者来采访他，要表彰他的医术医德，他称病挡驾了；请他出面会见招待来访的外国医务界人士，他推脱了；就是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送来请柬请他出席市里的大型宴会、集会或观看演出，他也都没有去过。更为古怪的是，医学方面的协会、联谊会之类的组织他也不参加，医学方面的杂志向他约稿他也从不投稿，后来院里打算让他的徒弟记录他的临床经验整理成书，他也摇头说：“写下来有啥子用哟，我教给他们做就是了嘛，他们日后再教他们徒弟就是了嘛！”七舅舅终于不曾挂过任何职务，不曾有过任何头衔，报纸书刊上也不曾出现他一次名字，他也没有留下一篇论文更别谈留下一本专业方面的著作。但七舅舅自那个历史上著名的夜晚到后来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中，生活平稳而安适。“文革”的冲击对他而言是短暂而且也并不怎么猛烈的。据说他被“解脱”而放回家中后，见到七舅母的第一句话是：“快去买个蹄来炖，我潮得很哟！”“潮得很”是我们家乡话，意思就是久未见到荤腥的一种强烈向往。七舅母即刻提着篮子奔向菜市场，并且果然买了好大一只蹄，炖得烂烂香香的让七舅舅吃了个够。七舅舅吃蹄的这个生活细节传到我父亲耳中以后，尤其令他愤懑，他对七舅舅有着一种超常的嫉恨，我想这大约是因为他认为命运太便宜七舅舅了。站在我父亲的角度替他想一想，也确实容不得七舅舅的悠哉游哉。当年父亲留在北京，眼睁睁地看着七舅舅兴高采烈地随我爷爷去广州投入革命洪流，他恐怕是认为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七舅舅，而七舅舅竟并不能从一而终，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当了逃兵，这倒也罢了，这位逃兵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依然坚持脱离政治，而他竟得以保全！我父亲呢，他挑着沉重的生活重担（开始是维持爷爷扔下的一大家子，后来他同母亲结婚后又养育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直到解放前夕才算终于同地下党挂上了钩，解放后他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领受了党给他的职务、头衔、身份和使命，然而在“文革”中却要他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他既被判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