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当时志愿支援北美独立战争的法国将军拉法叶非常欣赏他，还曾经送他一把宝剑。战争结束后，谢司回到家乡，穷得家徒四壁。为了能吃两顿饱饭，他不得不卖掉拉法叶送他的宝剑。谢司深深体会到战后美国农民的悲惨处境，他决定用武力向政府反抗。
１７８６年秋天，谢司和鲁克·德率领６００名农民举行了起义。他们从康科德出发，向波士顿挺进，首先砸了波士顿法院。
“重新分配土地！”
“取消一切公私债务！”
“打倒压迫穷人的法庭！”
“打倒社会的吸血鬼——投机商！”
起义者每到一处都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宣传自己的主张，许多农民参加了进来，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到１７８６年底，已发展到１．２万人。马萨诸塞州的许多城镇都被他们占领。政府马上开会讨论对策，马萨诸塞州的资本家一天之内就筹款４万英镑，组织一支４０００多人的军队，准备围剿起义军。
１７８７年１月，谢司率领起义军的主力２０００多人到达斯普林菲尔德，准备攻打那里的军械库，夺取武器，然后攻占波士顿。
这时候，狡猾的马萨诸塞州州长为了赢得时间调集军队，假装邀请起义者谈判，谢司等人误认为政府已经屈服，中了敌人的圈套。谈判一开始，农民觉得自己的目的就要达到了，便离开军队，四散回家了。政府当局却调齐了军队，出奇不意的向起义军发动了进攻。起义军措手不及，仓促抵抗。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之后，因寡不敌众，起义军被迫撤向西部荒野。这时，天又下起了大雪，起义者没有弹药，没有粮食，不得不放下了武器。起义失败了。
１７８７年３月，谢司被提交法院审判，被判阴谋推翻政府罪，处以死刑。消息传出后，各地人民纷纷提出抗议。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一年后，谢司被释放。
谢司起义虽然失败了，他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却永远受到公众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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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
“启蒙”，就是开启智慧，通过教育和宣传，把人们从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摆脱教会散布的迷信和偏见，从而为争取自由和平等去斗争。启蒙运动是发生在１８世纪欧洲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它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
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则是伏尔泰。他的思想对１８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后来的人曾这样说：“１８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伏尔泰本名叫弗鲁索瓦—玛利·阿钱埃，１６９４年生于巴黎一个富有的公证人家庭。少年时期，他在耶稣会主办的贵族学校读书。中学毕业之后，父亲一心想让他学法律，将来当法官或律师，但伏尔泰却立志成为诗人。他的确有诗人的天赋，他经常出口成章，即兴写诗。由于他写了一首嘲笑贵族的讽刺诗，结果被关进巴士底狱。在狱中，他仍然坚持创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１７１８年，《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成功，他一举成名。
伏尔泰成名之后仍然写讽刺诗嘲笑法国贵族，结果遭到贵族子弟的毒打，第二次被关进巴士底狱。出狱后被宣布驱逐出境。他不得不流亡到英国。在伦敦，伏尔泰以新奇的眼光观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研究了唯物主义哲学和牛顿的物理学。他还接触到了英国新兴文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他的剧作翻译介绍到法国。１７４３年，伏尔泰发表了《哲学书简》，在这部书里，他赞扬英国革命后取得的成就，批评法国封建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应当是自由的，在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他主张在法国建立一个在“哲学家”引导下，依靠资产阶级力量的开明君主制，国内有言论出版自由等等。他反对天主教会，激烈谴责教士的贪婪和愚民的说教，他称天主教教主为“恶棍”，称教皇为“两足禽兽”，号召人民粉碎教会这个邪恶势力。此书一出版，即被法国政府判为禁书，并当众烧毁。
为了避祸，伏尔泰来到法国和荷兰边境一个古老偏僻的贵族庄园，隐居在他的女友德·爱特莱侯爵夫人家中，一住就是１５年，直到１７４９年侯爵夫人去世。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悲剧《恺撒之死》、《穆罕默德》、讽刺长诗《奥尔良的少女》，哲理小说《查第格或命运》，历史著作《路易十四时代》以及科学论著《牛顿哲学原理》。
１７５０年，伏尔泰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邀请访问柏林。他来到一个比法国更黑暗，更残酷的封建专制国家，却幻想借助“开明君主”的力量，进行某些社会变革，实现启蒙主义理想。然而，腓特烈二世只把伏尔泰当作宫廷点缀，给外人一个“开明君主”的形象，实际上他实行的是军国主义的野蛮扩张政策。伏尔泰丝毫不能改变德国现实，１７５２年，他离开柏林。
１７６０年，伏尔泰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定居下来，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２０余年。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文学、哲学和政治著论，包括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天真汉》、哲理诗《自然规律》等，他还把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
伏尔泰虽远离巴黎，却仍然关心法国社会现实，他晚年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抨击教会和专制统治，它们以化名和匿名的方式在欧洲各地流传，推动了进步的思想运动。当时欧洲成千上万的哲学家、艺术家、演员慕名拜访伏尔泰，另外还有人给伏尔泰写信求教，伏尔泰都热情接待或回信，小小的费尔奈庄园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伏尔泰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积极为无辜受害的人士奔走，最突出的是发生在１７６２年的闻名欧洲的卡拉事件。当时，法国社会中天主教教会的权力极大，天主教僧侣被列为法国封建社会的第一等级，教会经常残酷压榨和迫害人民。１７６２年有个名叫卡拉的新教徒，他的儿子因欠债而自杀了。天主教会马上向法院诬告卡拉，说他儿子因为想改信天主教，被信新教的父亲杀死了。法院于是把卡拉全家逮捕，进行严刑拷打，将卡拉判处死刑。处死的这一天，刽子手们先用铁棒打断了卡拉的双臂、肋骨和双腿，然后把他挂在马车后面，在地上活活拖死，最后还点上一把火，把尸体烧成灰烬。
伏尔泰听说这件事之后，异常愤怒，他亲自调查事件真象，把这件冤案的调查报告寄给欧洲许多国家，全欧洲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怒，纷纷痛斥法国士鲁斯的地方法院。四年后，教会不得不宣布卡拉无罪，恢复了他家人的自由。从此，伏尔泰被称为“卡拉的恩人”，受到法国人民的尊敬。以后，伏尔泰又为新教徒西尔文、拉巴尔等人的受迫害案鸣冤，经过多年的斗争，终于使他们恢复名誉。所以伏尔泰被誉为被压迫者的保护人，声望越来越高。
伏尔泰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最有成就的文学作品是哲理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是其中的代表作。
《老实人》的主题是批判盲目乐观主义哲学，小说中的邦葛罗斯是个哲学家，在他看来，世界是完美的，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尽善尽美，“在这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走向美好。”邦葛罗斯一生的遭遇是对他的“哲学”一个极大嘲讽，他先染上梅毒，接着又遭到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后又被卖为奴隶，但他冥顽不化，死不改口，仍然坚持说世界尽善尽美。小说的主人公老实人开始相信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哲学，但严酷现实粉碎了他的乐观幻想。他是德国男爵的养子，由于他与男爵的女儿居内贡小姐相爱，结果被贵族偏见极深的男爵赶出了家门。从此他四处流浪，到处都看到封建专制的腐败和天主教会的罪恶。到里斯本时，他遇到了大地震。为防止全城毁灭，教会与大学博士相勾结，认为只有“在庄严的仪式中用文火慢慢烧死几个，才是阻止地震的万试万灵的秘方。”为此，教会抓了５个人。其中一个人的罪名是娶了自己的教母；另外两个葡萄牙人是“吃鸡的时候把同煮的火腿扔掉。”在场的邦葛罗斯和老实人似乎赞同他们的吃法，于是，他便也被一块儿送上宗教火刑场。结果三人被烧死，邦葛罗斯和老实人却奇迹般地脱了险。老实人历尽磨难，认识到世界就象一个屠宰场，他抛弃了乐观主义。最后他找到了一个黄金国，国内遍地都是黄金、碧玉和宝石，人人过着自由平等，快乐而富裕的生活。当然，这只是伏尔泰的理想。
１７７８年２月，８４岁高龄的伏尔泰在路易十五死后重返阔别２８年的巴黎，人民群众夹道欢迎这位勇敢的斗士。５月３０日，伏尔泰病逝。临终前，神父要他承认基督的神主，他愤然拒绝。反动教会不准把他葬在巴黎。大革命时期，伏尔泰的骨灰运回巴黎，在法国伟人公墓隆重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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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占巴士底狱
“到巴士底去！”
“到巴士底去！”
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清晨，愤怒的巴黎市民，成千上万地向巴士底狱奔去。他们有的拿着火枪，有的握着长矛，有的手举斧头，人们呐喊着，像大海的怒涛一样涌向巴士底监狱。巴士底狱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它建造于１２世纪，当时是一座军事城堡，目的是防御英国人的进攻，所以就建在城前。后来，巴黎市区不断扩大，巴士底要塞成了市区东部的建筑，就失去了防御外敌的作用。１８世纪末，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法国国王在那里驻扎了大量军队，专门关押政治犯。
巴士底狱高１００英尺，围墙很厚，有八个塔楼。上面架着大炮，里面有个军火库，装有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巴黎，活像一头伏在地上的怪兽，虎视眈眈地在那里随时准备扑上来，吞掉每一个胆敢反对封建专制的人。巴士底狱成了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
多少年来，人们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样痛恨这座万恶的巴士底狱。许多人都梦想有一天把它推倒，他们在等待时机。１８世纪后期，法国国王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拼命向人民搜刮钱财。１７８９年５月，国王路易十六为筹款继续吃喝玩乐，召开已经停止了１７５年的“三级会议”。
原来，封建的法国把国民分为三个等级。僧侣为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都归为第三等级。第一、第二等级的人数只占全国总人口的１％。但是，他们有钱有势，想尽各种方法压榨平民。
参加“三极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主要有工商业者、银行家、律师、作家等，他们迫切要求改变封建专制的法国政治，争取获得自由和平等，因而得到广大巴黎市民的拥护。他们趁开会的机会提出，限制国王的权力，把三级会议变成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后来他们又宣布由他们自己组织国民议会，代表全体法国人民讨论国家大事。
第三等级代表的叛逆行动引起了国王的震怒和恐慌，他马上出动军警，封闭会场，禁止国民议会开会。
国王的专制行为，不仅没压住第三等级代表的反抗，反而在他们胸中燃烧的怒火中撒了一把盐。他们表示一定要制成一部代表全体法国人民利益的宪法，否则决不罢休。１７８９年７月９日，国民议会改名为“制宪会议”，公开反抗国王，双方的冲突更加激烈。
国王路易十六暴跳如雷，偷偷向巴黎调集了大量军队，准备逮捕第三等级代表，用武力解散国民议会。消息传出以后，巴黎人民群情激愤，７月１２日，数万巴黎市民上街游行。１万多市民涌到罗亚尔官的花园里，一个年轻人，站在一个高高的亭子上，大声喊道：“公民们，国王雇佣的德国兵正向巴黎开来，他们要带来流血和屠杀，拿起武器吧，这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拿起武器！”
“拿起武器！”
市民们齐声高呼，人们奔回家中，拿来了斧头、菜刀、铁棍、猎枪，又聚集在一起，涌向王宫。
这时，一队骑兵冲过来，是国王的近卫军，他们骑着高头大马，手举马刀，野蛮地向群众砍去，转眼之间，街道上躺满了市民的尸体，血流遍地，群众只好四散奔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