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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伯里克利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同代人的重视，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象公元前四世纪的巴黎一样。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人家都想使孩子受到时髦的教育，即使孩子只被准许参观一下卫城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家长也会为此而受宠若惊。
我们现代人要正确理解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在那个世界里，生存被看得至关重要。
在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当时的基督教是一切异教文明的死敌——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丧尽天良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一些不伦不类的天神，剩下的时间便大吃大喝，饮整桶的萨莱诺酒，听埃及舞女的缠绵细语，间或还奔赶战场，仅为嗜血的乐趣而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西雅人。
不可否认，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都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在罗马可能更多一些。他们把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抛到脑后，积攒起万贯家私。正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才不得不对他们忍气吞声。但是，这些人在社会中毫无威信，因此不可能被推崇为当时文化的化身。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特的公寓，这家伙同尼禄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从而发了数以百万计的大财。我们望着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四十间房屋的宫殿的废墟，禁不住会摇头叹息：“太腐败了。”
继而，我们坐下来读一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爱比克泰德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这个老恶棍的奴仆。然而读了他的书，我们却感到是在与一位古今少有的高尚显赫的灵魂相交。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随意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品头评足，但是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不愧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名符其实的代表，正象朝廷中的势利小人埃罗菲罗迪特也具有他的代表性一样。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人们追求尽善尽美的生活，这种欲望也不亚于如今的人们。
当然，那时的尽善尽美与今天的尽善尽美在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毋庸置疑。那时的尽善尽美是一个深深欧化了的产物，与东方社会毫不相干。但是，那些建立了自己的理解、把它作为生活中追求的最崇高目的的所谓“野蛮人”，毕竟是我们的祖先，正是他们慢慢地发展了一种生活的哲理，并广为人们所接受。如果我们以为良心纯正，衣食简朴，加上身体健康和收入适足便是知足常乐的最好保障，那么这个哲理我们也不妨予以认可。灵魂的归宿并未能引起那些“野蛮人”的很大兴趣。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为有知识的特殊动物，高踞于地球其它生物之上，他们常常谈及上帝，但那只是我们如今经常用“原子”、“电子”、“乙醚”一类同汇一样。在他们看来，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名称，因此在爱比克泰德说到宙斯时，那只是一切尚未得出答案的难题的代号，就象欧几里德在解题时用X和Y作为代号一样，可以含义庞大，也可以微不足道。
那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而仅次于生活的，便是艺术。
他们研究包罗万象的生活，并按照苏格拉底创造推广的分析方法，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有时他们出于寻求完美精神世界的热情，走到了荒唐的极端，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柏拉图却是古代众多理论家中唯一的一个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炽爱而鼓吹不宽客的人。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心爱门生，是苏格拉底的文字记载人。
他收集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编成对话，可以当之无愧地称做是《苏格拉底福音书》。
他完成这个工作后，便开始对他老师的理论中的一些晦涩难解之处进行详尽的解释，撰写了一系列文采横溢的文章。最后他开了许多课，使雅典人公正和正义的主张越过希腊国界，流传四海。
在全部活动中，他所表现的全力以赴的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徒保罗媲美。不过，圣徒保罗的一生极为惊险，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而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那舒适花园的坐椅，让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他。
他的世家出身和可以使他自立的财产使他能够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雅典人，从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其次，他到了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足以维持富裕生活的财产。
最后，他具有出众的口才，任何获准聆听他在柏拉图大学授课的人，哪怕只是听过很少几次讲课，都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
至于其它方面，柏拉图具有许多当时青年人的特点。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参加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能手，却又从未榜上留名。他和当时的青年一样，也把很多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暂短停留，重温了他那大名鼎鼎的祖父索伦走过的历程。不过他回国后就没再外出，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一座风景宜人花园的阴凉角落里传授他的教义长达五十年之久，“柏拉图学园”也就因此而得名。
柏拉图最初是数学家，后来渐渐转向政治，在这个领域里，他为现代政治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正在持续不断地进化，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缓慢上升，世界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产生美好的思想。
他的这一想法写在羊皮纸上倒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当他试图把想法转化成具体原则、为他的理想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追求公正和正义的热情就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无法容忍其它任何考虑。他主张的共和国一直被那些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视为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这个奇特的共和国组织不论是在过去还是从现在来看，都孕育着许多偏见，那是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充裕的个人收入，生活舒适，却喜爱与政界周旋，井极为鄙视下层社会的人，以图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分享一下只有“上流社会”才有的那些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颇受推崇。在这些学者手里，举世闻名的共和国变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
这些才学渊博的学者故意要忘记，柏拉图得出结论的背景是与他们生活的十二、十三世纪的情况毫不相同的。
譬如，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虔诚的人。记对祖先们敬仰的神明深恶痛绝，把它们看成是马其顿的乡下佬，俗不可耐。他曾经为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记载的有关神明的丑恶行径而深感耻辱。但随着他走向成年，年复一年地坐在小橡树园里，对家乡各个小公国之间愚蠢的争吵也越来越义愤填膺了。他看到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逐步相信，对于一般平民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共和国就会立即陷入混乱。于是他坚持认为，他的模范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制定出限制所有居民行动的明确规定，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无一例外地必须服从，否则就判处死刑或监禁和流放。看起来，这一主张是对苏格拉底在不久前曾为之英勇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其实这也是柏拉图理论的本意。
这个世界观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寻找。苏格拉底扎根于民众之中，而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他为了逃避丑陋的世界，躲到了自己臆想的王国中。他当然知道自己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整个希腊半岛日后很快归并为广阔的马其顿帝国，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这个古老的希腊半岛上难以驾驭的各个民主城邦尚未落人征服者的巨掌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傲立于群雄之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绝灭的希腊民族。
我指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已经通晓了许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们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宝藏。他的书成为智慧的温泉，在他以后，整个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无需经受绞尽脑汁的寒窗之苦，便可以从中获取尽人满意的丰盛的精神食粮。
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那年就离开了马其顿的家乡，来到雅典聆听柏拉图的讲课。他毕业后，在许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三三六年回到雅典，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堂。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授课学园，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愿意在自己的城堡里多建一些学园，那时，城邦开始丧失其传统的商业重地的作用。精力旺盛的市民都搬迁到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它南方和西方的城市。剩下没有出走的都是些不名一文或懒惰成性的人。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墨守陈规的一派人的残余。这一派人既为苦难深重的共和国增了辉，又导致了它的毁灭。他们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好感。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多年以后，他的最著名的门生竟然重返故土，继续讲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教义。对此，老守旧派的人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低声咒骂他把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和不拘信仰的场所。
如果这些守旧派一意孤行，就会把这位门生赶出国境。但是他们明智地克制了自己。这是因为，这位身体健壮、两眼近视的绅士以饱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不是一两个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他是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和皇子们一起受过教育。他刚一结束学业，就担任了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这样，他赢得了亘古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帮助，在亚历山大去印度前线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对他倍加关怀，生怕有人伤害了这位帝国主宰的挚友。
然而，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生命便陷入了险境。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重蹈他的厄运。他象柏拉图那样，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把马其顿的守卫部队赶跑了，便度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在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惩治了叛乱的前几个月，他离开了人世。
多少个春秋过去了，现在要追根究底地找出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不忠诚的确实背景，真是谈何容易，不过按照一般情况，在一个业余演说家充斥的国度里，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他不得众望，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了会使雅典遭受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听间的新异端邪说，到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采取了蔑视态度。
不过，这个背景材料是无关紧要的。
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已经未日临头了。
过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业绩，希腊人从此变成了他们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争执斗口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甚至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但是不允许人们对政治上的某些随机应变的原则提出质问，因为罗马政权之所以从史前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全部仰仗这些原则。
和西塞罗同一代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同帕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把其宽容精神基于某些明确的结论上，这些结论是他们经过数世纪认真实践和苦思冥想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却认为，他们用不着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还把这种态度引为自豪，他们对实用的东西感兴趣，注重行动，看不起高谈阔论。
如果异国人愿意在下午坐在老橡树下，讨论统治的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那便会受到罗马人的重视。至于谈经论理，连同唱歌、跳舞、烹调、雕塑和科学一类玩艺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大慈大悲的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