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 第25部分

　　蒙斯特被占领了五个月，在这期间，所有社会和精神复活的计划、制度和议程都尝试了一遍，每一个羽毛初成的预言家都在议会上炫露了一番。

　　不过一个充满逃犯、瘟疫和饥饿的小城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实验室。不同宗派之间的分歧和争吵削弱了军队首领的努力。在这危机关头，裁缝约翰挺身而出。

　　他荣耀地昙花一现之时刻到来了。

　　在饥饿的人们和受难的孩子中，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约翰照搬他在《旧约》里读到的旧神学政府的形式，开始建立他的王国。蒙斯特的自由民被分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他自己当国王。他本来已经和预言家尼普多林克的女儿结了婚，现在他又娶了一个寡妇、他从前的老师约翰·马希兹的妻子。后来他想起索罗门，便又加了两三个妃子。从此一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开场了。

　　约翰整天坐在商业区的大卫宝座上，人们站在周围，听宫廷牧师宣读最新命令。这来得又快又猛，因为城市的命运日趋恶化，人民迫切需要它。

　　然而约翰是乐观派，他完全相信一纸条令的无上权威性。

　　人们抱怨太饿了，约翰便许诺解决他们的问题。接着国王陛下签署了一道圣旨，城中财产在富人和穷人中均分。铲除街道做菜园，所有餐馆共同享用。

　　到此还算顺利。但有人说，富人藏起了一部分财产。约翰让臣民不要着急。第二次法令宣布，谁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就立即砍头。注意，这个警告可不是随随便便的恐吓，因为这个皇室裁缝手里总握着剑和剪刀，经常亲自动手行刑。

　　接着到了幻觉时期，人们都陷入各种宗教狂热，成千上万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挤在商业区，等待报喜天使吹起的号角。

　　然后是恐怖时期，这个预言家靠嗜血成性积攒起来的勇气，割断了他的一个王后的喉咙。

　　下面便是报应的可怕日子，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预言家们被锁在铁笼里，在威斯特法伦的各个乡间市场上示众，最后被折磨至死。

　　这是个怪诞的尾声，但对众多惧怕上帝的朴素灵魂却具有可怕的后果。

　　从此，所有再洗礼教徒都被通缉。逃过蒙斯特大屠杀的首领也象野兔一样被猎捕，就地处决。在每一个讲坛上。大臣和牧师都谴责再洗礼教徒，恶毒咒诅他们的叛逆，他们要妄图推翻现有的秩序，还不如狼狗值得同情。

　　对异端的围剿很少能如此成功。再洗礼教徒作为一个教派不复存在了。但是有一件怪事，他们的思想活了下来。被其它教派汲取，溶于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哲学体系，变得令人起敬，如今成为每个人精神和智力遗产的一部分。

　　这件事叙述起来倒不是难事，但解释原因却很困难。

　　再洗礼教徒几乎无一例外是把墨水瓶甚至都看做无用的奢侈品的阶层。

　　过去，撰写再洗礼教徒历史的人都把这个教派看成恶毒的宗教激进派。只有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才开始理解，在把基督教发展得更理智更宽容的事业中，这些平贱农民和艺术家的思想起到了多么伟大的作用。

　　但是，思想犹如闪电，谁也不知道第二个霹雳会落在哪里。狂风暴雨在锡耶纳上空迸裂而下的时候，蒙斯特的避雷针还有什么用处呢？

　　

　　









十七　索兹尼一家

　　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从没有成功过。其实它也成功不了。首先，南部的人并不把宗教看得很重，不需要为它而刀枪相见；其次，罗马近在咫尺，它是宗教法庭的中心，五脏俱全，随便发表见解很危险，还得付出代价。

　　不过半岛住着成千上万个人文主义者，他们中间当然会有几个害群之马，重亚里士多德而轻圣克里索斯顿。但这些人也有许多机会来发泄精力，有俱乐部、咖啡馆和注重礼节的沙龙，男男女女可以发挥知识热情又不得罪帝国。这一切都是那样悠闲宜人。其实生活不就是调和吗？它过去不是一直这样吗，在世界的未日到来之前难道就不调和了吗？

　　为什么要为信仰中的枝节琐事而大动肝火呢？

　　经过几句介绍之后，读者在我们的两名主角登场的时候，也就不会再希望有大吹大擂或隆隆炮声了。他们是讲话斯文的君子，做事情都讲究体面。

　　然而在推翻使人受难许久的暴政上，他们的贡献却比所有咋咋唬唬的改革者还要大。但这是无法预见的怪事。事情发生了，我们谢天谢地，可是要问原因，哎呀，连我们也不太明白。

　　在理智的葡萄圆里安安静静干活的这两个人叫索兹尼。

　　他们是叔侄。

　　不知是为什么缘故，年纪大的雷利欧·弗朗西斯科拼写名字时用一个“z”，而年轻的福斯图·保罗用两个“Z”。不过，人们更熟悉他们名字的拉丁文形式索西尼厄斯，不熟悉意大利文的形式索兹尼，我们可以把这细节留给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去解决。

　　在影响上，叔叔远不及侄子重要，因此我们先谈叔叔，然后再讲侄子。

　　雷利欧·索兹尼是锡耶纳人，出身于银行家和法官世家，命中注定在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要从事法律行当。但他却和许多同代的人一样自行其事地搞起神学来，不再读法律了，摆弄起希腊文、希伯莱文和阿拉伯文，最后（也象大多数同类人的结局一样）成为理智神秘主义者——既很通晓世故，又不够老练。这听来相当复杂，不过能理解我意思的人用不着多加解释，不能理解的人我再费唇舌也没用。

　　然而他的父亲还认为儿子能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人物。他给了儿子一张支票，让他出去开开眼界。于是雷利欧离开了锡耶纳，在以后的十年里从威尼斯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苏黎世，从苏黎世到维藤贝格，然后又到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不时在城镇或小村里住上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希望能找到有趣的伙伴和学到有趣的新东西。在那个年代，人们一谈起宗教就没完没了，就象现在我们谈生意一样。雷利欧积累了许多五花八门的怪思想，他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很快熟悉了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所有异端论调。

　　不过当他带着知识的行李来到日内瓦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不甚友好的表示客气。加尔文那暗淡的双眼疑心重重地看着这个意大利来访者。他是个出身高贵的杰出年轻人，不象塞维图斯那样贫困无亲无靠。可是据说他倾向塞维图斯。按加尔文所想的，随着对那个西班牙异端派的火刑，三位一体已经是非论定了。其实，恰恰相反！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塞维图斯的命运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世界各地思想严肃的人开始站在反对三位一体的一边。这还没有完。他们还利用古登堡的该死发明，四处宣扬自己的观点，由于离日内瓦很远，他们的言辞也多有不敬。

　　在这之前不久，出现一本才学横溢的小册子，收有历代教会神父对迫害和惩罚异端者的事情所说所写的一字一句。在加尔文所说的“憎恨上帝”的人们、或按他们自己反驳的“憎恨加尔文”的人们中，这本书立刻大力畅销。加尔文放出风声，要和这个珍贵小册子的作者单独谈谈。不过作者预见到了这个邀请，明智地在封面上删去了姓名。

　　据说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曾经是日内瓦一所中学的老师。他对形形色色神学罪孽很有看法，这促成他憎恶加尔文而赞赏蒙田。不过这并没有人证实，只是道听途说。但是，一有人领头，其他人便会起步紧随。

　　因此加尔文对索兹尼敬而远之，却建议说巴塞尔的柔和空气比萨沃伊的潮湿气候更适于这位锡耶纳的朋友；索兹尼一动身去著名的古伊拉斯米安要塞，他就衷心祝他一路平安。

　　使加尔文庆幸的是，索兹尼叔侄不久便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怀疑，雷利欧被没收了基金，还发高烧，年仅三十六岁便在苏黎世死去了。

　　他的过早去世在日内瓦引起了欢腾，不过高兴的时候不长。

　　雷利欧除去遗孀和几箱子笔记本外，还有个侄子。他不仅继承了叔叔未尽的手稿，还很快成为更胜于叔叔的塞维图斯热衷者。

　　福斯图斯·索兹尼从小就象老雷利欧一样广泛旅行。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了一小块不动产。他直到近五十岁才结婚，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用在他喜欢的神学上。

　　他似乎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买卖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这一经验使他相信，如果对方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杀或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他在一生中一直保持这个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固然可以找到，但是在神学院里却象海里捞针。

　　一五六三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在返程中他来到日内瓦。他好象没有去向当地主教表示敬意。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生病，索兹尼家族的人拜访他只能增加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但一五七六年在这位大太结婚狂喜的几天之后，就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白话文，还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的书。

　　福斯图斯正象他在作品中表露的那样，是个审慎小心的人。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耳聋的人都天性谨慎。

　　第二，他能从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中获取收益，托斯卡那的当政者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恼火的题目时，只要不太过分就行。于是他采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看一遍，认为比较安全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列入禁书，那本关于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南喀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一些贵妇的私人医生，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结了亲。

　　南喀尔巴阡山在那时是欧洲的“远东”，直到十二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勤劳的撒克逊农民把这片沃上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国家，有城市、学校，还有几所大学。但这小国家还是远离旅行通商的要道。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亲信，最好与他们相隔几英里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栖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它却是名副其实的庇护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它地方饱受折磨的人，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惊讶吧。

　　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形成的。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放荡和乡村牧师的酗酒也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恼事，因此没能充分重视波兰的情况。

　　但在十五世纪下半叶，日耳曼大学里的波兰学生迅速增多，这引起了维藤贝格和莱比锡当权者的注意。学生们开始提出质问。接着，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一垮到底，可怜的波兰人要受教育就必须背井离乡。不久之后，条顿大学受到新教旨的影响，华沙、拉杜姆和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随之入流。

　　他们功满还乡的时候，已经是羽毛丰满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前期，国王、贵族和教士要消除错误思想的传播还很容易。不过这样的措施要求共和国的统治者必须团结在一项明确普通的政策之下，这当然很矛盾，因为这个奇怪国家的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便能推翻一项法律，即使有国会其他所有议员的支持也不行。

　　不久之后，那位著名的维藤贝格教授在宣扬他的宗教时又搞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没收所有教会的财产，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和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都明显倾向另一种信念，即口袋里要有钱的信念。

　　随着这个发现，出现了为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而进行的非神圣的抢夺，造成了出名的“间歇”，自从有人类记载之时起，波兰人就是靠这种“间歇”拖延思索时间的。在这期间，所有权力都按兵不动，新教徒便利用机会，不到一年就建起了自己的教堂，而且遍布全国。

　　当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