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然当了魏国的皇帝，但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读过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他的伟大成就主要在写了一篇文学批评性质的《典论·论文》和奠定七言诗形式的《燕歌行》。《燕歌行》是写在军阀互战下兵士征戍而引起家人思念的诗。《上留行》中对“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两种人的生
活作了对比。其它象同情行役人民的《善哉行》，讽刺贵族子弟的《艳歌何尝行》，都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无疑是受了《诗经》和乐府民歌的影响的。曹植是曹丕之弟，他的才华曾被父亲曹操所赏识，曾经考虑立他做太子，后来因为曹植做事任性、饮酒不节而中止。曹操死后，他的几个儿子都引起曹丕和曹丕的儿子曹叡的猜忌，特别对曹植，不晰地迫害和打击，剥夺他的自由。他名义上是平原王，实际上是一个囚徒，甚至到了“衣食不继”的地步。由于生活的变化，颠沛流离的处境，使他后期的作品反映现实更深刻。曹植的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诗，他写这首诗的动机是这样的：曹植和他的老弟曹彪、曹彰二人同进京师朝见曹丕（魏文帝），曹彰在都城不明不白地死了。只剩下曹植和曹彪一同回到各自的封地，但他们在半路上被朝廷派来的官吏强迫分道，曹植非常气愤，就写了这首七章的长诗。它继承了《诗经》中《既醉》等诗的顶真艺术手法，运用自如：“鸱枭鸥衡軏，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反亲疏。”这说曹丕听从小人的播弄是非，离间自己的骨肉，对他的迫害提出
了控诉。第六章说：“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若比邻。恩爱苟不绝，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祷，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疚，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表现了曹植对曹彪的真挚的骨肉情。最后说：“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收泪即长路，授笔从此辞”，这种弃巨之痛和惜别之情，正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内部矛盾的现实。曹植的其他作品，如《野田黄雀行》《吁磋篇》《七步诗》等，它的主题和《赠自马王彪》诗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写他们内部骨肉相残的。曹植由于自己遭遇的不幸，也同情人民的不幸。《泰山梁父行》说：“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墅。妻子象禽餐，行止依林阻。”《七哀诗》说“借问叹者准？言是客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曹植同情边区人民凄苦的生活同情弃妇独栖的枯寂生活，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和自己有共同之处，但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现实悄况，被后人称为“汉魏风骨”。曹氏父子写下的这些优秀诗篇，显然受到《诗经》和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巨大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在引导诗人们走向反映生活真实的道路方面起了不少作用。就以诗歌史上表现现实主义精神最突出的建安时代来说，象曹氏父子、王粲、陈琳等以描写社会乱离疾苦为内容的诗篇，正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它正确地指出了《诗经》和汉乐府民歌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四 《诗经》和唐代诗歌从建安到南北朝，唐代大诗人李白为什么认为这个时期的诗歌“绮丽不足珍”？正由于那时大多数诗人背离《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趋向”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形式主义。唐代是古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其所以能达到如此繁荣，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不容否认，对《诗经》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之一。如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杜甫提倡“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强调“《风》、《雅》比兴”，都足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唐代初年的诗坛，仍旧沿袭六朝华靡的风
气，多半写作宫廷诗、艳体诗，以上官仪为代表。后陈子昂出，认为形式主义诗风不能反映时代的广阔现实，提出诗歌革新的主张。他在《修竹篇》序文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道遇颓糜，《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他主张诗歌要象《诗经》和汉魏建安时代诗歌一样，要有现实性的社会内容和明朗刚健的风格。陈子昂的主张，在屠代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辟了一条复古革新的道路。盛唐伟大诗人的代表是杜甫，他在宦途上一直不得志，经常过着飘泊流浪的生活，从而有机会接触到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穷苦人民。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真实地反映唐代王朝由盛而衰这一历史阶段中的社会种种现象，而被后人称为“诗史”。杜甫最关心人民，最同情人民，《赴奉先咏怀》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又呈吴郎》说：“堂前扑枣任西邻，无
食无儿一妇人。……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这些，都说出了人民心里所要说的话。杜甫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是《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在这六首诗中，叙述了十八九岁尚未成人的中男都被抽去当壮丁；新婚的夫妇是“暮婚晨告别”，被强迫去参加战争：“子孙阵亡尽”的老翁也被拉去；三个战士的老母被拉去烧饭，民生凋敝，家破人亡，农村荒凉，烟火不升，只剩下一二老寡妻了。这反映了安史之乱所带给人民的种种苦难。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丽人行》讽刺唐玄宗和杨贵妃姐妹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在《遣遇》《甘林》《送韦讽》等诗中，揭露官吏搜括民财。在《洗兵马》，指责李辅国等一群官僚的嚣张。在《草堂》中，斥责成都军阀李忠厚的残杀人民。由此可见，杜甫的爱僧是十分分明的。他是一位关心玫治、热爱祖国的诗人。杜甫自己常说：“词场继《国风》”，“文雅涉风骚”，“风骚共推激”，“有才继《骚》、《雅》”，可见他的创作方法是自觉地以《诗经》、《离骚》现实主义精神为最高典范的。元镇在《杜
甫墓志铭》中称赞地说：“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弄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质之流丽，尽得古今体势，兼人人之所独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方孝孺《谈诗》说：“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辞。”他们都指出了《诗经》对杜甫的巨大影响。杜甫揭起了“亲《风》、《雅》”的大旗，推动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中唐白居易等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就是在《诗经》、汉乐府、杜甫启发下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的诗歌运动。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他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白诗的精华首推讽喻诗包括《秦中吟》、《新乐府》共一百七十多首。多半是针对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给以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是中唐时代的一面镜子。讽喻诗的内容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映人民疾苦和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的，如《杜陵叟》：“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残愿天寒。”《纳粟》：“有吏夜
扣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重赋》“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他描写官吏对人氏的残酷剥削和劳动人氏无衣无食的困苦，形成了一个对照。第二，讽刺豪门贵族生活的奢侈，如《伤宅》说：“黑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炊烟。……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红线毯》：“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缭绫》：“丝细缲多女手痛，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买花》：“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轻肥》：罇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是岁江南早，衢州人食人。”《歌舞》：“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日中一为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这些大官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他们的房子、地毯、舞衣、瓶花、酒肉，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而被他们所掠夺。可是，人民的处境是“人食人”、“冻死囚”，在对比之下，深刻地暴露了统治者的罪恶。第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苦闷，如《母别子》：“新人迎来旧人弃，掌上莲花眼中刺。迎新弃旧未足悲，悲在君家留两儿。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牵人衣。”
《井底引银瓶》：“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语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上阳白发人》：“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长夜不寐天不明。”《大行路》：“行路难，难重陈。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妇人苦》：“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白居易同情妇女被丈夫遗弃，使她和孩子骨肉相离。同情在礼教压迫之下而无家可归的女子，同情禁锢在宫中终身守活寡的三千宫女。她们悲惨的命运和无可告诉的委曲，白居易都替她们在诗篇里说出来。第四白居易反对不义的战争。天宝年间，杨贵妃的哥哥宰相杨国忠想立边功，发动讨伐南诏的战争。白居易写了一首《新丰折臂翁》长诗，塑造一位为了躲避兵役而将自己手臂捶断的老人形象，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但是，诗人对于正义的战争是拥护的，如《城盐州》，赞美为祖国守边抗敌的战士使西北吐蕃不敢深入，边境的人民可以安定下来。白居易诗歌的伟大成就，被后人推为我国
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最高峰；这和他有一整套的进步的诗歌理论分不开的。诗人总结了自《诗经》、《楚辞》至李白、杜甫一千多年间的作家、作品的经验，分析了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特点、利弊，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提出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伤唐衢》说：“一吟悲一事”，《秦中吟》序说：“因直歌其事”。所谓事，就是指诗歌内容所写的社会现实事件。换句话说，诗歌创作题材必须来自现实生活，特别指人民生活。所以他说：“唯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他在《策林》中又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诗歌矣。”他所说的“感于事，动于情”，即诗歌的典型形象，是由于社会现实生活中某种事件，触动了诗人的感情而产生的。这样，才能达到“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第二，提出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白居易认为诗歌的功能，可以反映时代的盛衰。在《与元九书》中说：“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纳之歌，刚知夏政荒矣，”他
又在《策林》中举出《诗经》中的《北风》刺虐，《硕鼠》刺重敛，乐府里的《广袖》、《高髻》刺奢荡为例，说明国家的盛衰、王政的得失、人情的哀乐都可以在诗歌中反映出来。同时，他又认为诗歌可以为政治服务，起一种教育的作用，能引导人们思想感情纳人正轨，从而改变现实，实现政治的理想，因为诗歌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泄导人情，补察时政”的功能。所以，作诗要有目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也就是他在《新乐府序》里所提倡的诗歌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主张，从而达到“讽渝者，兼济之意也”的目的。第三，强调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义和情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他用植物来比喻诗歌，认为诗中形象的情是诗歌的根本要素，情是抽象的，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好象树上冒出的许多青苗一样。诗歌的语言，和散文不同，它是音节铿锵、韵律和谐的语言，它就象树上开的花那样优美诗歌内容的意义，就象树上结的果实一样，它含有为政冶服务的效果。在以上几种因素互相配合下，才成一裸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