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斗争求团结”，“区别对待”，以及团结大多数和统一战线思想等等， 在外交上，在国际关系中，得 到怎样有声有色地运用和发展。我还要写毛主席、周恩来关于“凡文事必有武备”，“弱国无外交”的思想，关于国家 的实力是外 交的后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又为增强国家实力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关于军 事斗争、外交斗争以 及宣传工作互相配合和统一指挥，等等。
最后，乔冠华概括说：“总之，要说明新中国的全部外交都是为了实现这样几个战略目标： 一是维护 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二是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三是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和走向繁荣富强的 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对《外交回忆录》的写法，乔冠华也有打算，他说：“我的外交回忆录和官方外交史不同， 外交回忆 录不仅写事，还要写人，不仅写国家领导人，还要提到众多的新中国外交工作者， 包括对外交工作作 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我是以个人身份来写外交回忆录的 ，所以我对亲身经历的国际 事件、国际会议以及直接间接打过交道的外国政治家、外交家， 从杜勒斯到基辛格，从莫洛托夫到马 利克，都要作出我个人的评论。”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着重强调，当然也不是只写战略和策略思 想，也要写具体活动，包括 一些有意义的细节。周总理有一句名言：“外事无小事”。有时候，我们 的政策思想就表现 在一字一词的争执上，表现在一言一行的不同处理上。从乔冠华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知道，对于怎样写这部回忆录的一些设想，他已考虑得相当周 到了。最 后他还说要在全书的扉页上从《楚辞》中抄一段话作为题辞，崔奇建议说那就用鲁 迅所集的“望崦嵫 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这两句吧。他表示同意，说“是要抓紧时间啊” 。
但是很可惜，他的《外交 回忆录》的录音工作没有正式开始，他就病倒了，而且一病未起 ，写《外交回忆录》的愿望，终于未 能实现。 崔奇：《忆乔冠华二三事》，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 250页。
其时，乔冠华夫妇劫后余生，过着赋闲的生活。他过去的老朋友、老战友并不嫌弃，纷纷送 来人间温 暖，溶解了他们心头的冷霜。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李颢、崔奇之外，徐迟来了，冯 亦代来了，夏衍来 了，黄苗子、郁风夫妇来了，吴祖光来了，李慎之来了……李慎之友是乔冠华的旧交。这两位在50年代惺惺惜惺惺的才子，曾经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经 历，他们 一起臧否人物，评点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后来，李慎之被错划为“右派”……80 年代乔冠华落魄后 ，门庭冷落，但李慎之却常去看他。乔冠华去世时，李慎之写的挽联一直 挂在他和章含之最后的家中 。50年代，他们从政时曾经相互倾诉各自最想作的事：李慎之说 ，他最想成为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 所大学；乔冠华说，他最想成为一张报纸的主编，办好 一张报纸。遗憾的是，这两位“把一生交给党 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实现他们心仪之事。而 到了晚年，李慎之先生把办好一所大学的愿望也降低到 了“下辈子作中学公民课教员”。著名作家徐迟与乔冠华同庚，他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但同样百般推崇乔冠华。他在题为《 祭于潮》 的一文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有一段时期我曾同他一起工作。但是 我们的接触反而不 能如以前那样的多了。在他初次去联合国之前的别宴上，听到他咏螃蟹的 诗句：‘一去成功湖，此物 最相思’，为之莞尔。在开城板门店，也曾见了一面，感到他对 于敌方真能针锋相对，游刃有余。以 后，却隔行如隔山，几乎没有再见面了。但他的风韵， 他的文采，还能从新闻电讯中，甚至从外交文 件中，隐约窥见。此后之事，众所周知，无需 赘述。但时常看到他身负重任，尚能称职，还是欣慰莫 名的。只能笑语自慰，他是在跟基辛 格、尼克松、田中角荣、瓦尔德海姆、马利克、葛罗米柯这等人 物打交道，吾辈可是不容易 见到他了。就这样阔别了二三十年，久未和他通上音讯了。”“有趣的是 人生诚如螺旋。到 了他的晚年，我们又能见面叙旧，说些老话了。他仍然警语甚多，妙趣横生。虽然 他重病在 身，是不治之症，但是风貌不减当年，并未形容枯槁，他还可以息影书斋，闭户读书。惜乎 天不假年，满月西沉，千秋功罪，自有公评……”徐迟：《网思想的小鱼》，湖北 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页。
据章含之撰写怀念徐迟的文章披露：“记得是有一年的深秋，冠华接到徐迟的电话，说他在 北京，想 来看我们。冠华很高兴，请他来共进晚餐。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作家、诗人、冠华 的老友徐迟。那时 候他很健康，步履轻松，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小很多。他高高的身材， 很潇洒，很有风度，也很健 谈。晚饭时，冠华嘱我温了绍兴加饭酒与徐迟对饮。他们谈了很 久，两个人看上去都神采飞扬，似乎 又回到了他们谈得最多的30年代在香港的种种往事。” “后来，我问冠华为什么过去徐迟没有来过。 冠华颇为感慨地说大概那时候他官大，门槛高 ，这些老朋友就都敬而远之了。他不无遗憾地说他那时 一年到头忙，也很少想到和老友重聚 。由此，我想到亦代、李颢和其他一些冠华的老朋友。在我们的 门口车水马龙的年代，史家 胡同五十一号的院子里从未见到过他们的身影。而如今，这院子门可罗雀 ，他们却纷纷来到 了冠华的身边，给他那寂寞的赋闲生活带来了许多友情和乐趣……”以后，“冠华 同徐迟时 有往来。徐迟把他的书寄给冠华，冠华都认真地注上收到的日期。再后来，冠华离开人世， 徐迟写信来，开始是要我节哀，后来他的信却都是鼓励我写作。我那时很没有信心，我说我 的文字功 底太差，怕写不好。徐迟那时并没有看过我写的东西，却‘盲目’地相信我能写好 。我感觉到他并非 是一般性地鼓励我。徐迟是个极认真的人，他以满腔热情推动着我去握起 笔。那时，我请他考虑是否 可以由他写一部《乔冠华传》，我当他的助手，他却说这传记是 一定要写的，而且一定是一本‘好得 不得了’的传记。不过，徐迟说，这传记一定应当由我 执笔，他帮助我。为这事，徐迟不厌其烦地一 而再地想推动我开始去着手准备。可惜我畏惧 困难，始终没有开始。……” 章含之：《祭徐迟》，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第401～402页。
在这突如其来的逆境中，乔冠华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所谓“衣带渐宽 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此时的乔冠华的真实写照。
80年代初期，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信仰危机”。有一次，一群年轻人来访， 其中一位 问乔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 仰动摇吗？”乔冠 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 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16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 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 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 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 ，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30页。
乔冠华还抄了一首《诉衷情》词，送给这位年轻朋友作纪念，词曰：先烈忠贞为国仇，何曾怕断头！而今祖国红遍，江山靠谁守？虽未终，鬓已秋，长驱倦。你我后辈，忍将夙志，付与东流？
第九部分第25节 不平晚年（2）
此后，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三十年代在香港、四十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 评论翻出 来，分门别类，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国际述 评集》，这工作断 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这方面形成成果，现已正式出版的有：《国际评论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从慕尼 黑到敦刻 尔克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3月 出版；新版《争民主的 浪潮》，四川出版社1985年出版；《乔冠华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年1月出版。除此之外，乔冠 华
与章含之联名、由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的《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一书，其中除了收录乔 冠华整理的《诗草三十五首》外，还收集了他在 四十年代所写的文艺评论。特别是他的那篇《方生未 死之间》，当初曾在重庆和延安引起过 争论。而这些今天读来仍不乏魅力和新鲜感的文章的重新问世，还是申健同志出的主意。章含之说 过： “1980年春天，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杨润时等同志多次来访，希望冠华能把他在19 42…1945年期间 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国际述评收集成册出版，对于这个建议，冠华 起初是犹豫不决的。他对 我说这些文章是他在将近40年前写的，评论的主要内容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战局。从那时到现在，国 际形势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他的文章现在重新发表 恐怕太过时了。另外，他说他也无意用这些 40年前的文章来宣扬自己。
也许在一些人眼里， 冠华是傲岸自负的，但在我与他共同生活在一起之后 ，我发觉，他在心灵深处是个谦逊的人 。他一生作出过多少贡献，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却在 很多情况下都不愿强调、宣扬 他个人的作用。在考虑是否同意再版他自己40年前所写的文章时，冠华 采取的是十分严肃、 认真、谦虚的态度。”“后来，一次偶然的交谈促使冠华决定同意重版这些文章 。那是1980 年夏天，冠华因感冒住院，我每天去陪伴他。有一天下午，细雨蒙蒙，我陪冠华在病房外 宽 大的廊子上散步，遇到了申健同志。闲谈之中，申健同志提到了冠华的这些国际述评，并作 了同样 的建议，希望他把文章收集成册重新发表。抗战期间申健同志在重庆从事重要的地下 工作，战斗在敌 人的心脏。他对冠华说，当时他们整天与敌人周旋，渴望经常能看到我们党 的机关报《新华日报》 。
他非常爱读冠华写的国际述评。每当他们得到伪装在香烟盒中 的剪报时，都认真阅读，从中了解党 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这次偶然的谈话后，冠华对我说， 申健同志的意见很有道理，国际形势的发展和 变化是有连续性的，这些文章可能有助于今天 的青年人了解过去。”“一旦冠华决定从事这项工作后 ，他就像以往几十年对待每一项具体 工作那样，认真地、一丝不苟地亲自一字一句地开始校对文章复 印稿。那几年中，冠华一直 强烈地渴望工作。他是个离不开工作的人，我深深地感到不能工作是他最 大的痛苦。”“因 此，校阅这些旧文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快和安慰。有时整整一个上午他都不歇。我 怕他劳累 ，劝他休息一下，他往往兴奋地拉我坐在身旁，把某篇文章的一段读给我听。他说40年了， 他自己已把这些述评内容淡忘了，这次重读，竟难以相信，当初他能写得如此大胆、有气魄 。他说那 时写文章条条杠杠少，总理把党的方针原则指明了，他可以放手去发挥自己对形势 的剖析和展望。冠 华感慨地说，我那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代啊！”《乔冠华文集》，下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190～1193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重庆出版社的同志们建议和帮助下，乔冠华的《国际述评集 》 出版了 。乔冠华的这本书里收集起来的文章，是他从1943年到1946年3月，用“于怀”的笔 名在重庆《新华日 报》上发表的国际述评。当时的国际述评每两周出一次，在上述3年3个 月的时间内，除1944年4月至8 月因病请假，由夏衍同志（用余伯约的笔名）外，都是由他本 人执笔的。在乔冠华校阅完他的《新华日报》国际述评后，他已经形成了重版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所写 的其他国际评论的念头。他对章含之说，他参加革命后的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