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斯愠 ＊ァ �
乔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他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活动。老杨 怕出事， 坚持把他拉回车旁去了。章含之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早点回家。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乔冠华就心情忧郁。10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开 车去天安 门广场。他们到达时，聚集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 了 花圈。乔冠华夫妇 走上了纪念碑。
光天化日之下，乔冠华当然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 下走时， 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乔冠华，抢先 几步，倒退着自上 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夫人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可他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如果“新影”还保留了当年的资料的话，人们真应该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乔冠华那 勇敢无畏 的气魄。可是，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后那些真正做过对不起周恩来 总理事情的人竞摇 身一变大讲如何忠于总理，继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反总理”的帽子扣在 乔冠华头上。80代初，黄镇 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曾气愤地说：“老乔对总理的感情我知道。总理去世后他去天安门都告诉过我。”
然而，当有人决意要把乔冠华置于死地时，有谁会尊重历史事实呢？乔冠华为周总理的后事投入了全部感情。1月10日那天，他护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 火化，车队到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那里早已围着许多群众要求再看一眼总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 总理遗体 不要火化。于是哭声、喊声又起，经一再做工作后，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但一直 到半夜12点多钟， 人群依然聚集在那里。
安放在玻璃棺内的周总理的遗体移送到公墓火化炉前暂停，邓颖超双手扶着棺盖，眼睛看着 安详地躺 在里边的周总理，她守候在旁嘘唏不止。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几位治丧 委员会成员把屋子 挤得满满的，人们大声哀号不止。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劝告大家：预定火化 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让开。 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烈火，他们不说则已，经他们这么 一说，人们一下子拥到玻璃棺前将它 团团围住，大声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啊… …乔冠华此时也异常悲恸，他实在太难过了，人们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他扶着总理的灵 柩哭着说 ：“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 这些话哭得更伤心 了。您不能走啊！他们拼命地哭喊，把嗓子都哭哑了，眼泪哗哗地往 下流，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痛彻心 肺，大家用手使劲地抱着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碰一下， 惟恐把总理夺走。
按照邓颖超的嘱咐：总 理的骨灰要纯、要干净。警卫、护士等都到火化炉后面的房间去等候 。乔冠华等几位部长、国务院办 公厅负责人、部分医疗组成员及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守 候在炉旁。大家的眼泪早已哭干，嗓子哭 哑，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他们通过火化炉铁门上的 玻璃孔观看遗体火化时的情形，大约经过四十多分 钟，一块块冒着青烟、滚烫的白骨放在一 张 铺着白布的桌子上，工作人员洗干净双手，用酒精消毒后 戴上医用手套，将炙手的遗骨捻成 粉末，小心 翼翼地装进白色绸布袋，再将袋子放进骨灰盒里。
随后乔冠华又护送总理骨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章含之一整天没有见到乔冠华。当晚，杜修 贤打电话 给她，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 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 住了。……”
当时，章含之确实怕自己的丈夫顶不住了。她后来回忆道，“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 了。我深知冠 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七 五年十一月下旬，外交 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外交部的党组 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 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 你在纽约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 指示：‘美苏在搞慕尼黑阴谋’。你在同日本外相 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 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 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 ，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 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 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 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 个月，当形势 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像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 静下 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 月版，203－204页。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3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 灰告别。当 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 员守灵。给外交部的 “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 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
当时，乔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 ，按中央 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他还对夫人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 ！”1月中 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乔冠华已劳累 一周，坚持在灵堂替 总理守了3天灵。
3天过后，乔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 开“反击 右 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乔冠华出来主持会议。乔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 病。最后在 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 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 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度。”言下之意自然是乔冠 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
章含之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 样了。” 这时章含之不知为什么联想到1957年，乔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 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 了。即使这样，到了1958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 困难时，乔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 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乔冠华对她 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真鬼都 不上门啊！连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 沾边，不来了。”章含之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 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 谁呢？
第八部分第24节 艰难时日（2）
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 风”在外 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周总理离开人世，使乔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依靠的力量失去了。身为一部之长，乔冠 华还想竭力保护 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他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 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 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 设在面前时，他只有身不由己地陷进去。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乔冠华的阴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
当时“四人帮”正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 指责乔冠华 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乔冠华对这突 然袭击感到迷惑不解 ，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他们夫妇俩，说外交部的问题是 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 ，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大气侯势恰恰背道而驰， 但 他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 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 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可 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 老干部不受迫害。
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他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 部毕竟不 是世外桃源。
从这时开始，乔冠华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 信号。
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应邀访问我国的成都、西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 锋，以及外 交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韩念龙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出发之前，外交部的同志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这位新 的政府主 要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 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 。而当他们一行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四川省里有关部 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 也即将到达，相差仅两个小时。
当时，四川省的主要领导是赵紫阳、段君毅，电话通知段君毅立即返回机场。而 外交部一干人路途劳 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因此四 川省的领导与乔冠华、韩念龙 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 机 场迎接领导人。本来这是情理之中的 安排，而且也并非乔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 ，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乔冠华对 抗“中央”的第一个罪状。
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名闻遐迩的杜甫草堂。而当 时这些历 史古迹都已关闭，不允许参观。因此大家央求乔冠华、韩念龙出面，要求省里关照 为他们开放几个小 时。
乔冠华其实很疲劳，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过草堂；但看到那么多年轻同志想去，他还是 答应了大 家要求。乔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领导人大约要到下午5点左右到 达宾馆，因此他关照部下说4点半之 前必须赶回，在宾馆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
谁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他们早上来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于 是，乔冠 华的另一大罪 状是“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候，而是“带了身边人”（指 夫 人章含之）去逛杜甫草堂。
6月5日，当他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外交部院内贴满了大字报， 指责乔冠华 在成都的这些“严重错误”。
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捏造了一条“花边新闻”，说乔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 “中国第 一摄影师”（指杜修贤同志）为他和“身边人”拍摄所谓“黄色照片”。一时部内 哗然，纷纷好奇地猜 测乔冠华夫妇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面对面地坐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当然全无“黄色” 可言。“ 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处于乔冠华的位置，他们又不能把照片贴在大字报 上让大家来鉴别。有一 点是明确的，他们知道这都是搞垮乔冠华的前奏。
对于这样一个荒唐的“罪名”，了解实情的杜修贤十分不平，他证实说：“1976年，他陪同新上任的总理去成都迎接尼泊尔国王，我作为他们的摄影记者也随同采访 。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赶到机场，正好乔老爷夫妇也到了，我看见他们就和以往 一样，高 兴地上前打招呼，他笑笑，显得很勉强。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他一脸倦容，坐 在沙发里，臂膀无 力地垂着，手里还夹着一节燃烧的香烟，一缕青烟轻盈地弥散在他异常疲 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外交部内部正在批判他，说他不积极批邓，刮右倾翻案风， 执行右倾 外交路线什么的。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