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章含之突然情 绪激愤地说 ：“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章含之认为，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愤引起的，也难怪，由于他们对当时真正的政 治 形势根 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乔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的所谓“对待文化 大革命的错误”以及 黄镇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 部又面临危机。
章含之果真被自己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 12月12日 ，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 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 视老家伙！”又说，“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 ！不要动不叫滚蛋！”从毛主席那里回家，他们精神振奋地认为形势并不那样紧张，只是打打招呼，做点检讨， 小平同志也 无事，外交部经过毛主席批评也无大事，只是今后关系复杂难处！然而，告状的事终于使章含之陷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黑的“无底洞”。直到许多年过去 ，她也弄不 明白这陷阱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总之，他们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公 道可以战胜邪恶，谁 能料到最后却是他们自己被定罪为“借刀杀人”！
根据杜修贤的回忆，乔冠华其时也曾向毛泽东反映过心中的“不平”，当时他恰巧也在场。 他说，“ 接触毛泽东的机会，乔冠华也不少，他经常陪外宾进出毛泽东书房，可他从未在 主席面前谈什么，特 别是外交部的事情。但是一个无防人之心的人，最终却被人害了！整乔 冠华的浪潮几乎与批邓同时开 始。那时，每次见到他，他情绪极坏，他说，‘老杜啊，这官 当不了了。丢了乌纱帽和你喝酒！我和 含之回家卖红薯！’我听说外交部在批判右倾，很为 他担心。”“记得在1975年12月，我去主席书房 拍摄会见外宾的情况，乔冠华正好陪 外宾也在场，他表情比较严肃，和以往不同，好像心思重重的， 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 一一
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 ‘乔老爷’。可这 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 犯错误了 。’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我私下问外交部的人，他们偷偷告诉 我外交部有人告乔冠华的状，说是他右倾，在联大和日本人会谈，和基辛格会谈都犯了错误 。主席这 样一说，我觉得乔冠华心情顿时开朗许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了，以为 主席发话，那些整 他的人要收敛些。可是后来，乔冠华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满危机。再以 后江青也乘机插手，事情变 得更加复杂和奇妙！我有点担心，问老乔怎么江青过问外交部的 事。老乔叹气说：‘没有办法，指定 的，现在只有我同他有点内部矛盾，先解决部内的问题 。’听他这么一说，我以为情况会好一些，可 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听说‘乔冠华在外交部犯 错误了’，传言说他是‘借刀杀人’点名批评了他，开 始我们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知 道是指乔冠华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在当时， 这一传言就足以使乔冠华由 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 》，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 版，第279页。
乔氏夫妇两人容易情绪激动而感情用事，而这性格几乎给他们招致杀身之祸。哲人有云 ：“性格即命 运”。乔冠华和章含之性格太相近，脾气太相同，因而在一个人情绪冲动时， 另一个不能用理智来抑 制这种冲动可能造成的恶果，尤其是在政治游戏之中。
多年后，乔冠华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你那时只要再忍一忍，几个月后就大不同了！”乔 冠华说： “我忍了两年，实在忍不下去了！”章含之叹息着说：“也许都怪我闯的祸！” 乔冠华动情地说：“ 不要这样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头是针对我的！”
1975年刚刚结束，对中国人民来说，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1月 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
周总理与乔冠华，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关系，非常含蓄沉 稳。就连乔冠华的夫人 也几乎没有见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可谓“君子之交淡 如水”。乔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例如他从不爱在高级领导干部之 间串门聚 餐。有一次，一位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乔冠华夫妇吃狗肉，还要介绍 几位领导干部的夫 人与章含之认识。乔冠华那些天实在忙，另外他也不习惯这种社交活 动，所以婉言推辞了。后来，因 为这位领导再三邀请，而且直接打电话到章含之办公室，乔 冠华对她说：“不好意思不去了，就我一 个人去，你不要去了！”章含之说：“人家直接 请了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去为好？”他说：“我们 最好不要多串门，现在那么忙，你去了 一次，碰见那么多人，下次第二、第三个人请你，你去不去？ 去吧，时间可惜，不去又得罪 人。然后你还要回请。人家说我六亲不认，我看还是这样好。应酬多了 没有什么好处。以后 再互相送东西，事情越闹越多。你不要卷进去为好。”果然到后来，乔冠华处于 逆境，他的 一位老友来看他，埋怨他说：“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同你来往，你总是除了 工作，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你不听，现在你有困难了，平时不走动，也 不好有事 帮忙才找人啊！”乔冠华则说：“我不后悔。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到处去找人。我求 的是公正，相信党 中央会清楚的。”
这里不妨提及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乔氏夫妇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 参加联大二十六 次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 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 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 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 奠基人。于是，他们买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饼干，这在当 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洋货”。回到北 京，他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 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他们当时不了解周 总理与乔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默契， 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周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地点就 在人大会 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周总理突然转向乔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 给我送礼？”乔冠华 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从联合 国 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 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 西拿回去。”乔冠华更是糊涂，说他 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这时，开会当中的与此事有关的几人只好承认是他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义，没跟他打招 呼。周总 理听说后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 ，美国来的嘛！不 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然而，在这严肃的背后，周总理与乔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对方。
1974年春天，周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又复发了。第 二年秋天，当乔冠华 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周总理的病情恶化 了。乔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 国时，乔冠华同章含之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章含之说： “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乔冠 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 他会懂我的意思。”于是，他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乔冠华说总 理生平最 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准备点总理 和邓小平最喜欢的法国 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夫妇俩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 那时，除 了见外宾，乔冠华等人都见不到总理了。过了些时候，周总理在医院会见外宾，恰巧陪见是乔冠华，章含之是翻译。见完外宾后，周 总 理招呼 两人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乔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周总理颇为动情地对 他们说：“你们 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 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 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这时， 章含之看到乔冠华眼中闪动的泪光 ，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 ！”这一次，当他们离开医院时，周总理和乔冠华 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 中，可以看到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乔冠华沉默了一路 ，章含之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元月8日上午，李先念突然取消了一次由外交部亚洲 司负责的客人会 见。章含之打电话问乔冠华出什么事了。乔冠华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 况不好。”中午，他被中 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乔冠华回到家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 诉夫人， 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 当时的卫生部长刘 湘屏（谢富治夫人）。她告诉他，从7日开始，周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 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 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当天下午安排要见乔冠华， 但中午总理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 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 想到 8日清晨，病情急剧恶化，他未能如愿见到乔 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 志。
乔冠华哭了，刘湘屏也哭了。章含之劝慰他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难过。 不过他最后挂念的 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
在此之前，乔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周总理不公正的批评， 当面向总理表 示当时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周总理非 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 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 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 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乔冠华觉得 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十 分内疚自责。
周总理则安慰他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周总理逝世之后，乔冠华惟有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淫威，国务院发 了一道道 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 顾，从白天到黑夜 ，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乔冠华在那些日子里，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周总理去世 后的一个 星期六的晚上，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乔冠华夫妇，说起天安门广场 的情景，都很激动 。乔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夫人章含之和赵稼都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 现要惹麻 烦。
“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乔冠华回答很干脆。于是司机老杨开车，章含之和赵稼陪同乔冠华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 日夜长，天 安门广场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 人声鼎沸，许多人打 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有人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 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 。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他们四人就进了广场。
乔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他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