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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30日，告别纽约同志章含之回忆：“七十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 了去买‘大件 ’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 师都一样。除此之外， 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 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 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 ，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 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 乎都被我用在冰激凌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 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激凌，都不足以使 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呆些日子的原 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 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 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 ，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 较放手地施 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
中 午 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 睡不着，跑 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 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 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 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 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 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 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 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 ，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
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 ，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 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 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 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 才的事对不起 。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 真怕 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 么，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他说好不容 易在国外可以 不去想国内那些复杂的事，他不愿我离开他。我被他说得也感慨起来。这场小 小的风波过去了，但我 知道他和我心里都不轻松。”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 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5～177页。
1973年的国际形势也不太平。这年发生了中东战争，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很紧张。乔冠华 最喜欢这种国 际风云的大风大浪。凡是联大平静的年会，他都觉得这些会很无聊，凡是碰上 国际上出大事，安理会 剧烈辩论的年头，乔冠华就精神百倍，可谓“斗志昂扬”。章含之看 到他对斗争那样投入，尽管紧张 繁忙却心情激奋，真希望他能永远不受干扰地投身他倾心的 外交事业。乔冠华他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周总理、乔冠华会谈。 一想到回北京 可能又要卷入复杂的环境，章含之感到不寒而栗。于是她就给乔冠华出了个主 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 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剧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 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 谈判。乔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周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
章含之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 吧，反正 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 平安！”在章含之的反复劝说下，乔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 ，说乔冠 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乔冠华说，都是章含之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章含之说，我猜周总理懂得乔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
就这样，乔冠华和章含之按时回到了北京，并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来华访问。
周恩来、叶剑英和乔冠华等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 谈。基辛 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坦率、真诚、有远 见的态度又进一步 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 题。”周恩来说：“你过誉 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 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 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12 日，乔冠华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在谈到 台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应把美国跟我们 的关系，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分开。
不幸而被章含之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 直延伸到 第二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 了周总理癌症恶性 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能回到西华厅会议室召集那令乔冠华、章含之熟 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因为这一系列的外交谈判活动，自然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极大不满，他们蓄意挑起事端。要人 到毛泽东 处“吹风”，说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领导人会谈有“错误”。11月17日，毛泽东因为听了两位翻译不太准确的汇报，误认为 周总理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判中 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要政治局开会批评负责对美 事务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 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 。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 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32页。
结果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 旬，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这是一件大事。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 ，并介绍 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 之争辩。会后，周 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 “做得不够”。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王洪文主持下，连续开会 批评周恩来和叶 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 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 ”、“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依据事实加以反驳，同时违心地作 了检查。江青、姚文元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并提到“第十一次路 线斗争” 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阴 谋将其打倒。有一次开会，叶剑英坐在后面，江青大声叫他坐到前头来。叶帅回答：“坐前头就前头，怕 什么！” 以示抗议。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 两句话，一 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 及待”。总理不是迫 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 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对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事后王海容、唐闻生回忆：1973年11月，在政治局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会谈中犯错误的会议上，江青 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 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指责周总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12月9 日，毛泽东在会见 尼泊尔国王后，曾分三批先后同周总理、王洪文和我们谈了话。主席对我们说：这次会开 得好，很好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 总理 迫不及待。
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总理后来告诉我们，主席也 跟他讲了这两 条。王洪文也承认主席那次对他讲了，不同意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 引自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 国出版社2003年1月版 ，第317页。
周恩来和叶剑英、乔冠华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 护中国在 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乔冠华、章含之也被指令参加上述一系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章含之回忆说，“外交部姬 、乔、黄 、仲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 指示’由她们传达 。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年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 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 ，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 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 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 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 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 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 存的必需。”章含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95页。
乔冠华、章含之在会上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对此，章含之后来曾经作过深刻地剖析，她说：回首往事，在七十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 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 那些本性 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 护正义与公正还是 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 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 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 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 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 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 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 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 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 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 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 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 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 正因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 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 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 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 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 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 ，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 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拚出自己 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 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 稚，过于天真。
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 陷阱，最 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 是 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坦然， 因为我和 冠华是为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