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稿增色许多 。 杜导正、廖盖隆主编：《政坛高层动态》，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21 4页。
后来，毛泽东笑对乔冠华说：“李白斗酒诗百篇，你写出这篇文章，喝了多少茅台 酒啊！”周恩来也 笑着说：“没有一斗，至少也有一瓶吧！”
乔冠华酷爱茅台酒，他一生与茅台酒结下的不解之缘，可以追随到 40年代。早在1942年春夏之交，乔 冠华和廖承志一起，帮助在香港的民 主人士和文化人向大后方撤退，在广东韶关得悉蒋介石密令逮捕 他，便匆忙坐火车经衡阳、 桂林到贵阳，找到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邓迁。老友相逢，分外高兴。邓迁 设家宴款待，开了 一瓶茅台酒，乔冠华端起酒杯，只觉得酒香扑鼻，一杯下肚，浑身舒畅，连赞：“ 好酒！好 酒！”邓迁告诉他，这就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的茅台酒。
乔冠华早知茅台酒盛名，却从未饮过，听邓迁一介绍，他忙取过酒壶，换个大杯，自斟自饮 ，又连饮 了满满三杯，这才歇口气轻声背诵了清道光年间陈熙晋的一首诗：“尤物移人付酒 杯，荔枝滩上瘴烟 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入部来。”乔冠华背完诗对邓迁说： “你人在贵州，可知贵州茅台酒 的来历？”邓迁顿时被乔冠华问住了，只得摇摇头，表示不 知道。乔冠华介绍说，相传大禹时候，赤 水河畔的土著先民濮人，用果实做酒，供奉在长有 茅草的土台上祭祀，世代相传，俗称“枸酱”。汉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朝廷派唐 蒙出使南越（今广东一带），绕道夜郎国边境（今仁怀市一带）， 饮“枸酱”甚甘美，特地带 了几坛回朝进贡，汉武帝饮后大喜，从此“枸酱”列为贡品。北宋大观二 年（公元108年）张 能臣编撰的《酒名记》，称枸酱为“风曲法酒”。元朝将产酒地正 式定名茅台村。 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疏导赤水河，茅台村成了川盐入 黔的水陆码头，日益繁荣 起来。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偈盛”烧坊正式命名茅台酒 ， 畅销川、黔、湘、滇各省。至道 光年间，茅台村发展为黔北四大集镇之一。咸丰、同治年间 ，翼王石达开、土著杨隆喜先后率兵抗清 ，茅台村几乎夷为平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 ，四川总督丁宝桢再次疏导赤水河，茅台村得以复兴 ……乔冠华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邓迁十分惊奇，说：“你对茅台酒的历史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乔冠华 又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笑笑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其中第三次便是从茅 台渡口过的赤水河，那 时国民党报纸造谣，说红军指战员在茅台酒池内洗澡、洗脚，黄炎培 先生为此曾题诗曰：喧传有客过 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 杯。我听到这个谣传，便留心茅台酒的来历 ，我是下了一番研究工夫的。”邓迁高兴地说：“你是‘酒仙’，当然熟知酒史了，何况是茅台名酒呢！”乔冠华谈兴正浓，问邓迁：“你知道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是怎么得金奖的吗？”邓迁说：“听人说，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中国驻外大使黎庶昌把茅台酒送去巴拿马 参加万国博 览会展出的。”乔冠华点点头说，茅台酒当时包装比较差，是黄色土瓷瓶，陈列 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 偏僻角落上，很不起眼，几乎无人问津。中国人急中生智，故意摔了一 瓶茅台，顿时酒香四溢，引来 众多外国人，这才使得它和苏格兰的威士忌、科洛克的白兰地 并列为世界三大名酒之一，获得金质奖 章。这真是“怒掷酒瓶扬国威啊”！乔冠华在邓迁家住了四五天，邓迁天天用茅台酒款待，使乔冠华过够了酒瘾。当邓迁为乔冠 华办好了 去重庆的通行证，送他上汽车去重庆时，他仍念念不忘茅台酒，特地向邓迁讨了 一瓶茅台酒带在路上 喝。
第六部分第18节 重新起用（3）
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同丈夫一样，在“文革”受到冲击，日子也不好过。特别不幸的是，龚澎 的身体每 况愈下，竟然骨瘦如柴，弱不禁风，最后身染重症，英年早逝。龚澎、乔冠华的好友张颖在《杰出的女外交家龚澎》一文中，留下了龚澎在“文革”期间的 吉光片羽 ：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已渐渐吹了起来。6月，我们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时已 是狂风骤至，首 先是在文化部门。那时章文晋同志早已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 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而 且立即要去赴任。那时我思想上有很大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
主席 发动的，又是从文化开始，而我在 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 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回到本单位做个 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我还向外 交部领导提出来要留下，领导都劝我还是应该走。一 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议这事，文晋让 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而且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 走了进来，她也劝我走。而我 还是那股倔劲，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一个人先去赴任，并提 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 形势的发展。她安慰文晋说，我身体不好，她会照顾，要他放心。不料文晋走后 不到十天， 谁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北京就乱起来，首先是文化部门。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三反 分 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学生很快冲进各文化机关，‘砸四旧’、‘斗牛鬼蛇神’，并且把 我们都 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允许我晚上10点以后回 家给孩子做饭。外 交部那时还比较平静，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的‘反革命分 子’，哪还有人敢进我的家 门？只有龚澎知道我的情况，晚上就上我家来。我们两人都带着 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着，好像根本就不 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法怀疑，毛主席亲自发 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有错么？她劝慰我说：‘ 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 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 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 的话，多么暖人心腑啊！
“时间没过去多久，‘文革’那股邪火就烧到外交部。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姬、乔的大 字报也上 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了，姬、乔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龚澎也被揪 ，行动不那么自由 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由于打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 押起来，对我这样的‘走资 派’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 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去 ‘受教育’。我有机会就跑到外交部老部转转，又到王 府井看看。姬、乔真的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 我看到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 。隔两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 我看到的情况，使她放心。有一天我 回到院子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 等到半夜又悄悄溜进她家， 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 挨打了，什么被抄 走了？她只摇摇头又像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她告诉我 ，造反派 逼她交出工作上用的所有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还 是 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感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1967年初，全国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
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到王力在外交 部作了臭 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后更甚。夺了外交部长的权，揪陈火线指挥部包围了外交 部（外交部部分搬到 正义路原六国饭店），给周总理施加很大压力，火烧英国代办处……那 时中央文革统治了全国。这时候 ，不少老干部或有政治头脑的干部，虽然被打倒或者正受‘ 火烧’，有时也会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样 自我大乱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有人要在乱中实 现个人野心？外交部的不少同志也曾这样想过。龚 澎也常常思考这些问题。那时，我常到龚 澎家给她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 中窜上来的‘红人’，包括江青 ，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 的交情不错。那时，许 多同志在心里已越来越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对头。龚澎在政治上一贯很敏锐 ，她想得更深 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当然也对着陈 老总 。她认准为首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 过，可 以无话不谈。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要求陈毅外长恢复工作，即外交部出 名的‘ 九十一人 大字报’事件。龚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此事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 们夫妇又一次受到 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一直表现出光明磊落、坚定不移 的说理精神。她在保护大家。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龚澎留在北京。她因过度劳累，精神上不断 受刺激，高血 压脑溢血病倒了，而且日渐严重。1970年我回到北京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她 ，她已靠仪器维持生命。我 在她床前默默垂泪。每隔些天我去看望一次，每次都使我心痛难 忍。”程湘君主编：《女外交官》，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69～471页。 尽管乔氏夫妇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但龚澎由于心力憔悴，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们的朋友 对此十分 牵挂，冯亦代回忆说：“从朋友传来的消息，则是龚澎的健康不佳，她的腿肿得厉 害，血压也不稳定 ，我们极为她担心。”《冯亦代文集》（散文卷1）中国友谊出版公 司，1999年3月版，第196页。
的确，朋友们听到这些信讯，都为之黯然神伤。龚澎虽然身体欠佳，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关心人、爱护人。她大学时代的同学韩素音，是英籍 华人作家 ，“文革”之前曾多次回国，真情地向海外介绍中国的情况。“文革”开始后，她 的回国要求受阻 她本希望1967年夏天再到中国去，当年4月份，她写完了《寂夏》 ，还有一本薄一点的书，名为《2001 年的中国》，她将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龚澎。书中 引用了刘少奇、罗瑞卿的一些话，龚澎就让她作修 改。对此，韩素音感激地说，“龚澎 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利益着想的。她肯定知道我在中国正受到攻 击，这事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 ，上海的大字报说赛珍珠和我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龚澎还告诉我， 那一年我去中国是不 合适的，1968年也不合适。”韩素音：《再生凤凰》，成功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12 月版，第82页。
然而，韩素音看到别人去中国，她感到很痛苦，法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中国的朋友” 都可以去 中国。所以，她常感到精神上受不了而哭泣。经过龚澎等人的努力，韩素音终于获 准成行，那已经是 1969年夏天。她的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我在巴黎领到签证，是那 位胖乎乎的颇有才华的大使黄镇 发给我的。他参加过长征，是一个很有天才的艺术家。他说 ：‘你的朋友正在北京等着你呢。’”韩素音：《再生凤凰》，成功华侨出版公司1 991年12月版，第88页。
这里所说的北京的朋友就是指龚澎。龚澎和乔冠华一起接待了韩素音。韩素音还记得：“与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熊向辉和他 的妻子、 女儿共进晚餐。熊向辉的女儿16岁，长得很漂亮。她在黑龙江省一个国营农场里 已经劳动了一年。她 是中学生，自愿‘下去’为人民服务，她和其他几个女孩因为年龄小没 有被批准，她们便划破小手指 写血书申请。这次她们被批准了。写血书是一种传统的做法。 给领导写血书表示真心诚意。这姑娘给 我们讲了她所在的农场发生的许多事情。她描述了一 次猎熊的经过。‘在欧洲和美洲，像我这样年龄 的人进行体力劳动吗？’她问。“‘为了下一代人，我们自己必须做出牺牲。’乔冠华看上去疲惫不堪，憔悴，颔骨突出， 他的手在 颤抖。他曾被打得吐了血（他早先得过肺病）。人人都赞赏他的刚毅和勇敢。“‘年轻人的精神很好。’龚澎说。她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公社劳动。那一年没有高级干 部的子女在大 学或高中读书。只有在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