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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下同）。 这个通知系统 地表述了1957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 论；确定了“左”的方针 、政策；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 比较完整、全面的论证。因而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在5月下旬成立的，组长陈伯达直接从毛泽东主席处领命，带领工作 组夺了《人民 日报》社党委的领导权，在京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竟事先不知！身为 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又是事 后才知道。这种完全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异常举动，怎能不令 外交部陈毅等人震惊和担忧啊！外交部党委办公室，灯光明亮。时间已近午夜，除陈毅之外，其他部党委成员都到齐了，乔 冠华也在 会议室那里焦急地等待着去政治局开会的陈外长，他们多是吃罢晚饭就来到这里， 希望听到他带回的 文化革命运动的最新部署。其时，首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鼓动下，北京市的几十所大学、几百所中学都开了锅 ，乱作一 团。课是根本不能上了，整天是贴标语、撒传单。大批学生甚至像潮水般涌向电台 、报社，有的抗议 ，有的质问，有的反映情况，有的追问背景，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北 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充当了“急 先锋”，它们不少学生上大街刷大字报，辩论的人群时常阻断 交通……而外交部下属的外语学院等几所大学的造反派，也非“等闲之辈”，已经三番五次找到部里 ，吵着要 陈毅接见，要求他对外院党委是否烂了明确表态。这天下午，陈毅从办公楼下来， 赶着去人民大会堂 接见外宾。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一批学生，把他团团围住。陈毅先是耐着 性子解释，无效；直到他两 眼一瞪，发起了“政治脾气”：“今天如果误了外事活动，就拿 你们是问！”学生这才闪开一条道。而在别处，学生拦截外宾汽车、阻碍正常的外交活动的情况已多次发 生。面对这种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领导干部们无不茫然，他 们迫切希望中央拿出办 法来。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陈毅满面春风走进门来，风趣地拱起双手向大家拜了拜 ，“让诸 位久候了！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总理邀我一同吃夜餐，我都没有去。我告诉总理 ：我这里有货，” 陈毅拍拍皮包，风趣地一语双关：“肚子不饿了，我那几位副部长还‘饿 ’得很哦！我不能饱汉不知 饿汉饥！”话音一落，众位眉开眼笑。从陈毅去政治局开会前恼怒的神情，到现在幽默打趣的话语，不 用问，准 有好消息！果然，陈毅掏出皮包里的笔记本，边念边解释政治局议定的“八条规定”，例如：坚持党的 领导；坚 持党的政策；坚持内外有别；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坚持在校闹革命，不许 杀向社会，扰乱工 厂、农村、机关等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最后他又告诉大家：“刚才政治局会上，各部各口都反映，学校中造党委反的，保党委驾的 ，他们之 间势不两立，宛若敌国，但是对中央的要求则是一致的：希望中央及早派工作组。 我也是主张早些派 工作组的。少奇同志、总理、小平同志也认为，中央派工作组加强党的领 导是需要的。这是件大事， 待请示主席之后才能定。先抓紧把中央八条规定传达下去，尽快 安定局面。”
散会时，月升中天。走出办公楼的陈毅和乔冠华等其他同志一样，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在 以往几十 年革命斗争中，他们都有切身的体验，只要党中央统一步伐，领导坚强，困难的局 面是能迅速打开的 。 参见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4～16 页。“文革”初期，乔冠华这位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儒将只好整天呆在家中，像是老 虎被关 进笼子，只能 在家里踱来踱去，在门前的园子里兜圈子。这时远在苏州的好友李颢也 被关进了“牛棚”。可是，他 们之间的情思是关不住、隔不断的。李颢叫儿子 带着苏州特产卤汁豆腐干赴京看望乔伯伯和伯母。两 代人相见时，乔冠华和龚澎深为李颢的 情谊和下一代的关心而万分感激。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 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 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 ，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 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 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 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 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 “第三号”领导人、国 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 坚持一点，就 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人云亦云，而 是反复强 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 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 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 的 ，缺点、错误是次耍的。因此，不能 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 工作，自然包括乔冠华参与领导的外交工作。 运动初 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外语 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 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 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 有着切身 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 率先抨击“文化大 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做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 ，其中， 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 恩来立即站出来， 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战友。
1966年，外事口的“革命”、“造反”不断升级。北京外 语学院的两派红卫兵，一派“造反兵团”， 坚决要“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大字报一直贴到外交部大门外，在乔冠华住处（报房胡 同）也刷了“打倒乔冠华”， “打倒龚澎”的大标语。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 ”，不要打倒姬鹏 飞、乔冠华，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又抛出乔冠华，要保陈毅、姬鹏飞。从此，乔冠华 成了两派 造反派重点揪 斗对象，他每天要向造反派写“思想汇报”，还要把自己的“检讨”写成大字 报贴出去，自 己的家也被抄了几次。
乔冠华在外交部有一位同事，叫张彤，他正担任第一亚洲司司长。因为他曾有过驻印度武 官的经历， 在处理中印边界军事冲突的外交折冲中置身帷幄，协助周恩来、陈毅工作。有一 次，巴基斯坦外交部 长布托来北京访问，周恩来会见了他，在谈到中国将向巴基斯坦派出新 任大使的时候，周恩来说，他 已经注意到布托先生很年轻，因此，“我要派一个年轻有为的 大使到巴基斯坦去”。这个新人选就是 张彤。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彤对这场浩 劫从心底感到厌烦，对“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领 导，造成外交部工作半瘫痪的状况极为不满 。他是当时外交部著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的参与 者，力保陈毅等同志，反对荒唐的 “造反”行为。
为此，张彤受到冲击，先后被“审查”4个月之久。事后，周恩来见到张彤的时候询问，“ 九十一人大 字报”是怎么一回事？张彤坦率地说，他确实参与此事，“大字报的第一、第二稿是我起草的，到第三稿的时候由 乔冠华接 过去写了”。
《精品丛书》编委会编：《共和国外交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6月版 ，第165～166页。
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张彤较早获得了解脱，于1969年夏就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他到巴 基斯坦不久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交往开始了。当然，这是后话。
第六部分第17节 荒诞岁月（2）
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 罪！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 靠边 站、或被 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 部暂时未被打倒， 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
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 的7、8、9 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 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 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亦不 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 线”的斗争。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 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 支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 “砸烂×××”的狂潮裹袭全 国 ，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 戴上“革命组织”、“ 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 皇派”、“保 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 派的 做 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 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 病初愈。 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 七、海”三个蝇头 小楷……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 ），一起乘 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个字。“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 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
这些外交史 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令人痛心疾首，绝难淡忘。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 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 地官员自 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的巨幅标 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 ”和毛主 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 钻进穆斯 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对这些荒谬的行为，稍具外交常识的同志，都觉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来、陈毅尚能提出 批评，别人 谁敢讲？不久前，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发出“经中央批准，驻外使馆不搞罢官夺 权”的电文后，驻× 国使馆竟立即拍回电报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