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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的代表团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 平为副团长， 正式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彭真、李井泉，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书记处 候补书记杨尚昆、胡乔木， 还有三位中央委员，他们是刘宁一、廖承志和我国驻苏联大使刘 晓。除了这些正式成员以外，还有一 大批顾问，包括乔冠华、吴冷西、冯弦、熊复、姚溱、 张香山、王力等。另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主要是一批翻译人员，俄文翻译、英文翻译都 有好几个，还有法文、德文、日文、朝文和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的翻译，为的是便于在会议 期间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81党会议开得并不顺利，会议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西方学者说：赫鲁晓夫首先 拉开了辩论 的帷幕，在会上重申了苏联的立场。然后，苏斯洛夫介绍了声明草案，声称这个 草案如能作为大会讨 论的基础文件就是成就。起初，苏联人还比较克制，“但是，这种讲道 理的辩论气氛很快消逝。一些 在野的共产党，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第二世界，立即对中国共产 党的立场进行攻击，使中国人处于明显 的不利境地，因为中国人本来就把这些代表团看成是 自己的支持者”。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7页。
西方学者还说：大会期间，“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邓小平以 严厉的措词回敬了那些对他的党的 立场的攻击”。
［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 89年版，第397页。
虽然多数党的代表在会上攻击了中 共，形成了类似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共“围攻”的势态，但也 有一些党的代表表示“坚 定地支持中共”。
然而，尽管争论激烈，中苏双方最终还是就声明的草案达成了妥协，都在“声明”上签了字 。中国方 面后来解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其他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坚持原则、坚持 斗争、坚持团结， 由于大多数兄弟党代表团要求团结、反对分裂，会议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 5年版，第78页。
第五部分第16节 参与中苏论战（2）
“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正以它特有的惯性前进着中苏两党的分歧不可避免走向公开 论战。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出现了公开分裂，实际上形 成了分别 以苏联、中国为首对立的两派，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也已公开地争吵，但在中苏之 间 ，双方还有保留， 很多争执仍主要在内部进行，并没有公开论战。然而，当1962年快要过 去 ，1963年即将来到，苏联及 其控制下的一部分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再一次掀起攻击阿尔巴尼亚 的浪潮，并波及中国时，公开论战终 于不可避免。中共除了在有关
的代表大会上进行反击外，从1962年12月15日起，中共中央开始连续在《人 民日报 》 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批驳苏联和亲苏派对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攻击，批驳所谓 的 各种修正主 义的观点，阐明中共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到1963年3月8日止，这样重要 的 文章一共发表了7篇 ，分别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 亚 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 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 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 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 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 乔冠华参与了上述重要文章的起草工作。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 发表讲话， 他指出，从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开 始的7年 间，我们党曾多次做工作，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 是这样，后来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这样，但是，都没有能够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 发展。苏共 “22大”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把争论推向新高潮， 从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争 论。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在前一个时期的反修斗争，同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 提出了方针、策略和步骤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 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 组长是康生，吴冷西任副组长。小组的成员包括廖承志 、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另外还有 原先写作班子的一些“秀才”，有乔冠华、许 立群、姚溱、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最后两位因病 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不久，乔 冠华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运作过程是：“写成的反修文稿都先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 讨论修改，然后 送常委审定。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时，参加的还有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梁 必业等同志。乔木同志因 为身体有病，从1961年夏天起就完全离职疗养。毛主席叫他不要 做任何工作，专心休息。所以他没有 参加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工作。
“其实这个小组从1962年11月份就开始工作，从1962年12月起，写作班子就集中在钓鱼台， 到1963年2 月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正式命名。一直到1966 年5月开始的所谓文化 大革命之前，写作小组集中工作。‘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前夕， 这个班子就散了。”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 版，第540～541页。
第五部分第16节 参与中苏论战（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后，中苏之间又打起了罕见的“声明战”。从 6月18日开 始，双方先后发表了6份声明，相互指责。这年7月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 平率领的， 出发之前，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考虑到这次中苏会谈会有一场恶战，前方和 后方要密切配合，决 定把秀才班子一分为二，留下乔冠华等几个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苏两 党会谈期间在中央领导下起草 有关评论，其余大部分人随代表团去莫斯科。”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8页。
也正是在一种日趋激烈的相互对峙和批评中，苏联方面又采取了一个加剧紧张局势的重大行 动。7月14 日，即中苏两党的代表仍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 给 苏联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亦按中共方面的一再要求， 在苏联的报刊全文公布了中 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亦即《二十五条》，作为苏共中央公开信 批判的靶子。
这份公开信，是自中苏公开论战以来，苏共中央首次系统地、详尽地叙述两党的分歧和争论 ，首次公 开点名指责中共领导的“特殊路线”的一份重要文件。在公开信的主要部分，苏共 中央不仅回顾了中 苏分歧产生和扩大的过程，而且谈到了分歧和争执的主要内容。 公开信列举了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 热核战争、关于和平共处、关于反对个人迷信和批判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关于社会主义 阵营和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关于阿尔巴尼亚、关于南斯拉夫等等问题，阐述了苏共中 央在这些问题上的 看法，尖锐地抨击了中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非常冗长，全文约三万余字，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在许多问题上对中共进 行指责。 它不能不激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应，也不能不对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造成致命的冲 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5天之后，即7月19日，中国方面便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发表了一 篇声明， 认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并表示 ，“它的观点是我 们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 根据中央的指示，反修文稿起草 班子立即投入起草反驳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的工作。 乔冠华和起草小组成员一起认真地研究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把它的论点摘出来，加 以分类， 然后针对这些论点，拟定准备批驳文章的题目。当时他们拟了有十几个题目，其中 有关于分歧的由来 、关于斯大林问题、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民族 独立运动问题、关于各国工 人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问题、关于社会主 义国家关系问题、关于中苏关系问题 、关于分裂主义问题、关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团结问题 、关于国际群众团体问题，等等。列出题目后 ，就分头准备。
其时，这个写作班子领头负责起草工作的除了乔冠华，还有吴冷西、姚溱、范若愚、王力。 他们每个 人还带了一两个助手，帮 助起草工作。大家分工，各自负责一个或两个题目，分先后次序起草。另外 还由中宣部、 中联部分担 几个题目。大家平行作业，哪个稿子搞好了就送中央审查。中央审查的程序 ，一般是先由邓 小 平主持开会，把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 经邓小平 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拿到由毛泽东 召集 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上讨论定稿。
8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毛泽东、刘少 奇强调，写 作班子要认真研究分析《公开信》，要把苏方论点开列出来，苏共其他决议、声 明、讲话、文章等中 的论点也综合研究，分类综合，逐一批判。写作中要引经据典（对马恩 列斯如此，对赫鲁晓夫也如此） ，但力求正确，不能有差错，要使别人驳不倒。同时要求尽 可能早点评论完，不能拖得太久，因还有 其他论战。但不能因求快而草率，要好中求快。现在，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显示，我方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先由中央 反 修文稿 起草小组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常委讨论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对这九篇文 章，提了许多重 要意见，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
乔冠华以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自始至终参加了“九评”的撰稿、修改工作 。其中“ 四评”发表以后，因吴冷西率团出访朝鲜，由乔冠华接手继续主持起草工作。就在中苏两党论战进入“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被解职的消息公布了，世界各国，尤 其是各国的共 产党人纷纷发表讲话、声明 、决议、文章等，表明他们对此事的态度。不过，各国党的反应虽然都值 得注意，却都不如 中国共产党的反应那么令人注目。原因很简单：在国际共运中，中共是仅次于苏共 的第二大 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又是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国，中共不仅带头反对苏共领导的“ 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反对最激烈的党。中共中央获悉赫鲁晓夫下台是在10月16日凌晨，苏共中央的公报发表之前，中共 的广大党员、干部和 人民群众则是在苏共的公报发表之后。然而，不论是上层领导人，还是 下层群众，当时都对此消息感 到“欢欣鼓舞”、“大快人心”。
更凑巧的是，就在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宣布解职的同一天，即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试爆 了第一颗原 子弹。这件事本来与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直接联系，它们同时发生完全是巧合， 但由于赫鲁晓夫曾反 对过中国制造原子弹，这两件事便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被称为“双 喜临门”，更增添了“喜庆” 的气氛。有很多干部、群众甚至说，中国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 轰下了台。不过，更多的干部、群众则 认为：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动的“反修斗争”，发 表的“批修文章”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毛主 席真伟大”！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虽然不像一般的干部、群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