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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次万隆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周恩来殚精竭虑。经过紧张的磋商，会议形成了包含 十项原则 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这就是以周恩来的发言为基调的《亚非会议最 后公报》。它体现 了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要求亚非各国友好、团结、 合作以及维护和平而进行斗 争的精神，史称“万隆精神”。
对此，乔冠华回忆道：“总理促使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是靠什么呢？是靠中国支持所有亚非 国家的正义要 求，但并不以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为条件。总理讲：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支 持人家，不要求人家支 持我们；但我们的立场必须鲜明，是非必须说清楚。后来我们参加多 次会议都是这样，使许多人放了 心。”乔冠华1981年6月22日的谈话记录，据《周恩 来传》下卷，第1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一直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还是在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 东和中央决 定的精神，在万隆郑重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 要同美国打仗。中国 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 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 题。”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4月6日只得表示，美国不排斥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 。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中美之间积极斡旋，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美国政府不得不 于7月13日通过 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欧念儒向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递交委托书的时候， 转达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 口信。美国的口信说，为了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 所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如果 你们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 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互相同意 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同 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议。
1955年7月25日，为更顺利地推进中美会谈，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 ，由周恩来 直接领导，组长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乔冠华出任副组长，组内还有董 越千、龚澎、浦山、 王保流等，这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智囊团，随时出谋划策，摒挡一切。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驻捷克 斯洛伐克 大使乌？阿历克西斯？约翰逊。以后，双方的会谈移至波兰首都华沙。
这一会谈持续了多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然而，周恩来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过 ：“中美 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 设性的接触，我们 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转引自王俊彦：《中美两国是如何开始接触的？》，载1999年11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 。
第四部分第12节 周公身旁（3）
胡风是乔冠华的老朋友，建国后，乔冠华一直忙于外交和国际新闻宣传事务，与文艺界的接 触少了一 些，但他还是与胡风保持了交往，并关心胡风的工作情况。
1950年国庆节后，乔冠华与胡风、冯雪峰、胡乔木等应邵荃麟之邀，一起赴邵寓聚谈，吃了 一顿螃蟹 。席间，乔冠华提出要胡风不再回上海，留在北京工作。乔冠华从朝鲜战场回来的 时候，他们还一起 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过一次文艺晚会，是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
新编历史 剧《梁祝哀史》。
胡风是一位充满悲剧的人物，他忠诚地继承鲁迅的批判战斗精神，对党肝胆相照，然而建国 后处处碰 壁，受到误解、批判乃至身陷囹圄。从胡风的思想渊源和文艺实践来看，他是三 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 中诞生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他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抗战 以来的“五四”新文艺战斗传 统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在鲁迅先生逝 世以后，他自觉发扬鲁迅先生所开创的 现实战斗精神的实践道路，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指导 和影响文 艺创作实践。但胡风的所有文学活动都 是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为出发点的，他强调知识分 子应该带着“五四”的战斗传统进入抗战，在接 近大众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大众的思维方式、 感情方式和认识生活的方式，来更好地引导大众参加抗战 并在抗战中逐步提高自己。这些鲜 明体现了“五四”启蒙传统特征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从战争要 求出发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感情、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为工 农兵服务和为政 治服务的思想，实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四十年代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生活环境 不一 样，这些差异还不明显，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全国文艺的总方针时，这些差异就 不能 不尖锐地表现出来。但胡风本人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的严重性，他把它看成是 来自解放区的 一些文艺理论家在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时发生的理论偏差，为了让毛泽东直接 理解他的理论观点，他 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系统地解释了自己的理论主 张 ，并逐条反驳何其芳、林默涵 等人对他的批判。
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 史教程》，第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这就是胡风1954年7月上书中 共中央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又称作为“三十万言 书”），报告共分四 部分：1几年来的经过简况；2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3事实举例和关 于党性；4 作为参考的建议。结果适得其反，胡风并没有因此获得信任，反而堕入了磨难的 深渊。
胡风递送三十万言书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李希凡、蓝翎这两位“小人物”联名合写了 一篇文章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先是送交北京《文艺报》希望发表的，却遭到 了编 辑部的冷遇，不 得已，才转到母校山东大学去发表。母校老师很支持，所以才在1954年第9 期《文史哲》上首先发表。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但当江青 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该文时，竟没有得到《人民 日报》的允许，只在《文艺报》上转载了 ，还加了一段编者按。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他在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 红楼梦研 究问题的信》中，抱怨某些“大人物”“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阻拦‘小人 物’的很有生气的 文章”。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见《毛泽东选 集》第五卷，第134～135页，人民出版社1977 年4月第1版。
由此，毛泽东又亲自揭 开了一场政治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从这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扩大联席会议， 就《红楼梦 》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 讨论。胡风每会必到 ，第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扬跑来动员他发言，他未为所动。
第二次开会前，胡风打电话给乔冠华，告诉乔冠华，他不想发言。乔冠华听了，在电话中对 胡风说： “为什么不发言？发言愈尖锐愈好！”胡风又打电话给陈家康，陈说，应该发言，但 要稳。但是，这时 胡风还在犹豫究竟要不要在会上发言。
不过，胡风最终还是感情激动地发了言，指责《文艺报》和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后来有研究 者认为， 当时胡风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如果以为胡风当时不在会上 发言，这场批判就 不会发生，这只是书生的皮相之见。当时对《红楼梦研究》以及对《文艺报》的批评，也不过是开展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突破 口。在12 月8日下午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著名发言。
三大部分中的第三部 分即为《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岐》，严厉批评胡风企 图“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 。在讲话结束时，周扬发出了号召：“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为着发展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 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必须战斗！”
这时，外界的形势步步紧迫，《文艺报》很快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二、四部分印成小 册子随刊 附发，各种名目繁多的讨论会纷至沓来，胡风坐卧不宁，寝食难安。
1955年3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偕同陈家康、邵荃麟（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去胡风寓 所访问，与 他交谈问题直到11时半。乔冠华向胡风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 更好建设 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这天晚上主要是乔冠华谈，邵荃麟、陈家康只说过很少的几句简单话。谈话中，乔冠华曾对 胡风说： “……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么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 上应该检查检查。 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
邵荃麟在一旁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 有宗派的 ，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陈家康仍是老样子，慢条斯理地说道：“对你的问题，总理主张过去的事情暂时不要谈，先 工作起来 再说。”参见胡风：《关于乔冠华》及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看样子，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还是想帮一下胡风，让胡风赶快过关。但是，毛泽东这位政治 战略家却 容不下胡风，他决意将胡风置于对立面。
5月13日起，《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情况骤变。胡 风和他的朋 友们性质变了，他们被认定为“一个暗藏在革 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 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 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3页，人民出 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从而胡风等人 被强加上“反革命集团”的罪名遭到镇压。事实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个 错案 、冤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平反，这是后话。当然，作为胡风长期的朋友，周恩来和乔冠华是想帮助胡风，可是他们又不能违背最高当 局的旨意， 爱莫能助。无奈之下，乔冠华从此远离文艺，对朋友也没有像某些文艺界头 面人物那样，落井下石。
第四部分第12节 周公身旁（4）
195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名，乔冠华任外交部党组成员，并出席外交部部务会议。
见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上卷，第425页，中央文献 出 版社1997年5 月第1版。
此时的部党组书记由周恩来兼任，张闻天为党组副书记。万隆会议结束后，乔冠华被
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显然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尽管乔冠华在外交部的工作十分繁重，但作为一名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早已名闻遐迩，他 应各方面 的邀请，开讲座，搞演说，宣传党的外交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独到见解。可惜由于 时代久远，这方面 的材料目前留存得不多，这里仅列举两例。
中共中央党校原称马列学院，195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自8 月1日起改 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或高级党校），由杨献珍任首任校长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党校的任务主要是轮训党的高级干部，省、部级干部或司、局级干部都 在这里学 习，学习时间一般为一年。五�